内容摘要：内容提要：谶纬反映着上古“神守文化”的某些内容，从文献记载可见，上古时代至少存有长江流域的“神守文化”和黄河流域的“社稷守文化”两大系统。“神守文化”“社稷守文化”分别对先秦韵文、散文等文学作品，在内容、风格以及文学思维、表现手法等方面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诗经》之质实与《楚辞》之浪漫，《孟子》多用社会历史故事而质实，与《庄子》兼用自然事例特别是喜用虚幻怪诞故事而风格奇幻等，都主要与“神守文化”和“社稷守文化”的影响有关。三“神守文化”“社稷守文化”与先秦文学可与包含楚地“神守文化”在内的长江文化并称为华夏文明起源中心的是黄河文化。
关键词：神守文化;天门;表现;社稷守文化;文学;影响;诗经;中华书局;青铜;楚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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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谶纬反映着上古“神守文化”的某些内容，从文献记载可见，上古时代至少存有长江流域的“神守文化”和黄河流域的“社稷守文化”两大系统。“神守文化”“社稷守文化”分别对先秦韵文、散文等文学作品，在内容、风格以及文学思维、表现手法等方面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诗经》之质实与《楚辞》之浪漫，《孟子》多用社会历史故事而质实，与《庄子》兼用自然事例特别是喜用虚幻怪诞故事而风格奇幻等，都主要与“神守文化”和“社稷守文化”的影响有关。 作者简介：郑杰文，山东大学文学院 一 谶纬与上古“神守文化” 谶纬包含谶言和纬书两类内容。谶言源于古老巫术中的“神秘预言”。《论衡·语增》《论衡·纪妖》等文献记载，姜尚曾造作“亡殷”“以予发”“吕尚封齐”等谶言。①在那依然“神权至上”的殷周时代，此类谶言产生过重大社会政治影响。延至秦末，与此相类的诸如“亡秦者胡也”“今年祖龙死”等谶言被不断造作出来，②加快了秦王朝灭亡的步伐。基于谶言的此种社会政治功能，王莽在篡位称帝的当年，即组织一批人作《符命》42篇，制造谶言，传布天下，以维护其统治；同时，又利用此类谶言，结合数术知识，掺杂神秘符应等，来解说儒经，造作纬书。而东汉刘秀称帝后，惧于王莽所造谶言的社会影响，即组织一批人删削纬书，成为学术史上“禁毁谶纬”的发端。 谶纬文献自东汉起屡遭禁删，隋唐后除《易纬》外散佚殆尽。后世学者逐步认识到谶纬的文献价值，明清辑佚诸家乃至近现代学者，从大量古籍注疏和类书所引文献中辑出纬书180余种，其中以日本学者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纬书集成》的辑录较为完备。 笔者认为，谶纬文献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它保存了有别于“姬周文化系统”的“非主流文化系统”的思想学术内容，对于深入研究先秦两汉历史、政治、文学、哲学思想等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多种文献资料显示，上古文化是多元的。如《国语·鲁语下》曾载：吴使聘鲁，向孔子询问“大骨专车”时追问“谁守为神”，孔子答曰：“山川之灵，足以纪纲天下者，其守为神；社稷之守者，为公侯：皆属于王者。”③并谓汪芒氏之君防风氏即“神守”。章太炎先生曾就孔子此论研究过“神守”国。④杨向奎先生也据此考证，认为禹时之防风氏、周时任、宿、须勾、颛臾等“神守”，都是通于神人之间的部落首领。⑤两位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可引导我们对上古文化产生新的认识：上古文化是多元的，从政体角度看，有“守山川”之“神守文化”与“守社稷”之“社稷守文化”的不同，笔者曾撰文提出周人属于“社稷守文化”系统，楚人属于“神守文化”系统；⑥从地域角度看，有“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的不同；我们可用此学术理念，去研究先秦两汉文史。 但在“两种上古文化系统”中，“神守文化”的面貌和特点久湮不彰，使得人们对上古文化的“多系统性”认识不清。而谶纬则反映着“神守文化”的诸多社会理念和学术思想，展示着与“社稷守文化”社会理念和学术思想的差异。 就社会理念的差异而言，例如论“小邦周”取代“大邑商”的原因，《史记·周本纪》云：纣“昏乱暴虐滋甚，杀王子比干，囚箕子”，故武王东伐纣时“纣师虽众”，但“纣兵皆崩畔纣”，“商国百姓咸待于郊”，周人因而获胜。⑦这是基于周公旦“天命靡常，唯德是辅”理念而对于“周代商”的原因作出的解说，《尚书·周书·蔡仲之命》将这种社会政治理念归结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宣扬“周代商”的终极原因在于“民心向背”。⑧它成为“社稷守文化”中社会政治理念的重要内容。但《洛书灵准听》对于“周代商”的原因作出的解说却是，“武王伐纣，度孟津，中流，白鱼跃入王舟……燔鱼以告天，有火自天止于王屋，流为赤乌，乌衔穀焉。穀者，纪后稷之德。火者，燔鱼以告天，天火流下，庆以吉也”⑨，言武王伐纣可胜而能“代商”，先有“神示”“天瑞”，从而宣扬“符应”，最终将“周代商”的原因归结到“天命所在”，展示出“神守文化”中社会政治理念的重要内容。 “神守文化”与“社稷守文化”之学术思想的差异，例如对《诗经》“四始”的解说，《史记·孔子世家》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⑩，言孔子整理《诗三百》，取其四部分开篇之作合称“四始”；而《诗氾历枢》却云“《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鱼》在巳，火始也；《鸿雁》在申，金始也”(11)，展示出“神守文化”学术思想的一个方面，表现的是“神守文化”中“五行与干支相配”这一基础理论中的“五行十二支方位归属与流转”理论。 就五行十二支方位归属与流转而言，亥，在北偏西方(子，正北方；丑，北东方)，北方水位；亥所居，水位之始。寅，在东偏北方(卯，正东方；辰，东南方)，东方木位；寅所居，木位之始。巳，在南偏东方(午，正南方；未，南西方)，南方火位；巳所居，火位之始。申，在西偏南方(酉，正西方；戌，西北方)，西方金位；申所居，金位之始。故而《毛诗序》孔颖达正义云“纬文因金木水火有四始之义，以《诗》文话之”(12)。 “神守文化”与“社稷守文化”之学术思想的差别，再如《后汉书·郎觊传》载郎觊上疏中曾言“四始之缺，五际之戹，其咎由此”(13)，《汉书·翼奉传》载翼奉说《诗》亦谓“《易》有阴阳，《诗》有五际”，孟康注引《诗内传》曰：“五际，卯、酉、午、戌、亥也。阴阳终始际会之岁，于此则有变改之政也。”(14)其具体含义，郑玄《六艺论》引《诗氾历枢》云：“午亥之际为革命，卯酉之际为改正。辰在天门，出入候听。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则亥为革命，一际也；辰在天门(15)出入候听，二际也；卯为阴阳交际，三际也；午为阳谢阴兴，四际也；酉为阴盛阳微，五际也。”(16) “午、亥之际为革命”，午位，阳极阴生，故《诗氾历枢》言“午为阳谢阴兴”；亥位，《诗氾历枢》云“凡推其数，皆从亥之仲起。此天地所定位，阴阳气周而复始，万物死而复生，大统之始”(17)，故《诗氾历枢》又言“亥为革命”；总之，午位、亥位，均为阴、阳代革之关键所在，由此而及于帝王政运，故《诗氾历枢》言“午、亥之际为革命”。“卯、酉之际为改正”，卯位，阴、阳均等，但为阴衰阳始盛之始，故《诗氾历枢》言“卯也阴阳交际”；酉位，阳、阴均等，但为阳衰阴始盛之始，故《诗氾历枢》言“酉为阴盛阳微”；岁至卯、至酉，均步入“阴阳之正位”，由此而及于帝王政运，故《诗氾历枢》言“卯、酉之际为改正”。(18) 这些论说，相异于《毛诗》那种“教化解《诗》法”(19)所从属的儒家传统《诗》学理论，表现着另一类《诗》学理论观念。这类《诗》学理论观念中的“四始”“五际”诸说，以阴阳五行学说中的“阴阳渐变”“五行流转”观念，配以方位、天文、时运等理论来解说《诗经》，因而形成了有别于传统《诗》学理论的另一类学术理念。此类理念在谶纬特别是在《诗纬》中多有保留。 谶纬文献之外，王充《论衡》等诸子文献以及《史记·封禅书》、《汉书·五行志》《后汉书·五行志》等史学文献中，也保留着不少有别于传统“社稷守文化”内容的“神守文化”信息。利用这类世传文献，结合考古资料、民族民俗学调查资料进行综合研究，用“上古文化两系统”的理念重新审视上古文史研究，或许会获得更多的创新性学术成果。
内容摘要：内容提要：谶纬反映着上古“神守文化”的某些内容，从文献记载可见，上古时代至少存有长江流域的“神守文化”和黄河流域的“社稷守文化”两大系统。“神守文化”“社稷守文化”分别对先秦韵文、散文等文学作品，在内容、风格以及文学思维、表现手法等方面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诗经》之质实与《楚辞》之浪漫，《孟子》多用社会历史故事而质实，与《庄子》兼用自然事例特别是喜用虚幻怪诞故事而风格奇幻等，都主要与“神守文化”和“社稷守文化”的影响有关。三“神守文化”“社稷守文化”与先秦文学可与包含楚地“神守文化”在内的长江文化并称为华夏文明起源中心的是黄河文化。
关键词：神守文化;天门;表现;社稷守文化;文学;影响;诗经;中华书局;青铜;楚辞 作者简介： 二 “神守文化”与楚地青铜冶炼 十数年前笔者曾撰文指出：巫术习用，巫风盛行，成为上古“神守文化”的显著特征之一。(20)而上古史籍载录，此类巫风最为盛行的周代诸侯国是楚国。 《国语·楚语下》载楚重臣观射父答楚昭王“祀不可已乎”之问时说：“祀所以昭孝息民、抚国家、定百姓也，不可以已”；并言祭神事神具有“上所以教民虔”“下所以昭事上”的作用，故“自公以下至于庶人，其谁敢不齐肃恭敬致力于神”(21)。君王倡领，重臣推动，民人从行，于是楚地形成了“信巫鬼，重淫祀”的风俗(22)。此一风俗的形成，与彼时楚国所在的长江中游地区的社会主导生产方式——青铜冶制有重大关系。 基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长江中、下游湖北大冶铜绿山、湖南麻阳、安徽铜陵、南陵等一批商周时期青铜采矿与冶炼遗址的发掘，特别是1988-1989年在江西瑞昌市铜岭村发掘的商周矿冶遗址所展现的完备技术体系，(23)考古学界提出：“如果没有商周时期长江流域的青铜原料和锡原料的开采，就不可能有中国发达的青铜文化和青铜时代”(24)。青铜冶制成为彼时彼地社会生产的主导。 长江地域的青铜冶制生产方式，与楚地巫风的盛行关系紧密。楚族于周初受成王所封，“居丹阳”。其“辟在荆山，筚路蓝缕”，可见生产力之低下。到熊渠时，楚国有了第一次扩张，青铜兵器得到了比较普遍的应用。楚武王熊通即位后，更谋求向外发展；至楚文王时迁都于郢(今荆州纪南城)。这一时期的楚国，在巩固后方的基础上逐步吞并了江汉地区、南阳盆地以及淮河上中游地区的数十个文化因素各异的国家，灭其国，绝其祀，县其土而有其民，同时也继承了长江流域自西东传的、以青铜冶制为代表的先进的三星堆文化，掌握了成熟的冶炼技术、青铜铸造技术和先进的制造工艺。稍后，又在南进过程中占领了当时冶铜原料主要来源的湖北铜绿山古铜矿，具有较同时期中原人更为进步的青铜文化。 但那时的社会科技水平尚处于原始阶段，人们对于青铜熔炼的进程尚不能科学控制，故而在“经验积累”之外，更多是求助于“神灵佑护”，由此而使得长江中下游地区祭炉之风盛行。《吴地记》载“阖闾使干将于此铸剑”，但“金银不销，铁汁不下。其妻……投入炉中，铁汁出”(25)，《吴越春秋》记“干将铸作名剑……而金铁之精不销……干将妻乃断发剪爪，投于炉中……金铁乃濡”(26)，记载的都应是此风俗的传说。 今人研究发现，投身祭炉或“断发剪爪，投于炉中”而致新冶物出现的现象有一定科学道理。其一，祭炉是在关键时刻将人体这种高脂肪、高燃烧值之物投入炉中，可瞬时提高炉温，使冶物剧变。其二，人体燃烧后遗留骨碳，碳元素可使冶金增加强度。但上古人只有此经验而不知此中科学道理，故祭炉巫风久盛不衰。 冶炼，促使物态由固体熔化为液体。这一物态剧变现象的无数次重复，也引发思想家们进行哲学思考。他们由自然物体、自然现象中的阴与阳，抽象出两类相反相成的阴、阳“类名”，领悟出其间的转化规则；他们以与冶炼密切关联的水、火、木、金、土五种材料，作为统含世界物质的“类名”，并思索其间那杂合相济、演化衍生规律。因而，“阴阳变化”“五行流转”等理论被由此催生出来，成为思想家们认识世界、解说自然的理论工具。由现存文献记载可见，最早把“阴阳”作为哲学概念来解说自然现象的是西周宣王、幽王时的太史伯阳父。 《国语·周语上》“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论周将亡”章载伯阳父论“周将亡”的原因时说：“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蟊，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源塞，国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27)他用“阳失其所而镇阴”等阴阳理论来解说周幽王二年三川皆震的原因。 伯阳父还运用“五行”理论来论说社会生产。《国语·郑语》“史伯为桓公论兴衰”章载伯阳父曾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出千品，具万方，计亿事，材兆物，收经入，行姟极。故王者居九畡之田，收经入以食兆民，周训而能用之，和乐如一。”(28)其“和实生物”“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等论说，与金属冶炼过程可以互参——冶炼所用石料矿物取自大地，是大地的一部分，从哲学思考的角度可归结为“土”；而烧制矿石需用木柴，木柴，从哲学思考的角度可归结为“木”；木柴燃烧为火；火烧矿石而成液态熔物，此液态熔物，从哲学思考的角度可归结为“水”；此液态熔物之“水”浇铸成型而为金属器具，这便是“成百物”。伯阳父此论，是对前人在反复观察、长久思考中逐步归纳而提炼出的五行理论的综合运用。 关于伯阳父的籍贯，典籍缺载，而《国语·郑语》“史伯为桓公论兴衰”章载，郑桓公欲向楚地发展以避难时，伯阳父劝阻他说：“夫荆子熊严生子四人：伯霜、仲雪、叔熊、季紃。叔熊逃难于濮而蛮，季紃是立，薳氏将起之，祸又不克。是天启之心也，又甚聪明和协，盖其先王。臣闻之，天之所启，十世不替。夫其子孙必光启土，不可偪也。且重、黎之后也，夫黎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29)言谈中明显具有维护楚国、赞美楚人的倾向。由伯阳父这种思想倾向，抑或由他对于楚史的娴熟来看，伯阳父应是楚人或者是熟识楚文化的人。而伯阳父对楚地盛行的“神守文化”的熟识，是他能够用阴阳解说地震原因、用五行解说“百物”成因的重要条件。 伯阳父之后，春秋末年，私学兴起后，生活在楚国北鄙的老子、杨朱、庄周等，借助其与姬周文化方便交流的地缘优势，总结、阐发以“阴阳交变”“五行生克”诸理论为主导思想的哲学社会学说，渐次著于竹帛，积淀出《道德经》《庄子》等不朽名著，也从另一侧面证明着“神守文化”和道家学派的学术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