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之所以在话本小说中会出现这种结构，与小说叙述视角的转换、本事改编的需要以及话本体制的特性都有着密切的关联。此外，联系话本小说的发生机制可以看到，叙事性的“头回”与“正话”不只是小说开头部分的引子与正文，还有可能在小说内部复制，形成连绵往复的状态，这是故事连环结构在话本小说中大量出现更为关键的原因。一、话本小说中的故事连环在宋元话本小说里，连环结构颇为常见，并且存在于不同类别的小说中。三、“头回—正话”在小说内部的复制由头回与正话的模糊化倾向着眼也可以看到，如果换一种眼光，不将头回视为小说正话部分之前出现的冒头一回，而将所有故事之前出现的另外一个故事都看作“头回”的话，模糊化后的头回与正话的关系可以在小说内部无限复制。
关键词：正话;故事;话本小说;叙述;中心人物;视角;本事;宋四公;复制;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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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故事连环不仅是章回小说的一种独特的结构方式，也非常普遍地存在于宋元之际的话本小说中，并涉及多种类别的作品。之所以在话本小说中会出现这种结构，与小说叙述视角的转换、本事改编的需要以及话本体制的特性都有着密切的关联。此外，联系话本小说的发生机制可以看到，叙事性的“头回”与“正话”不只是小说开头部分的引子与正文，还有可能在小说内部复制，形成连绵往复的状态，这是故事连环结构在话本小说中大量出现更为关键的原因。对于话本小说中连环结构的考察，有助于我们摆脱长篇或短篇的概念，从古代小说共生发展的角度探讨这一结构的成因。 作者简介：叶楚炎，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结构问题是话本小说研究中较为重要的一个方面。论者或是引入西方叙事学的理论分析话本小说的结构①，或是从话本小说体制的角度切入，分析其入话、头回、正话、篇尾诸部分之间的结构关系②。不过，话本小说源于“说话”技艺，并与整个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仅仅通过西方叙事学的理论很难得到一个清晰的观照。此外，话本小说兼具“话本”与“小说”的双重特性，对话本体制的考察也不能完全取代对小说内部结构的探讨。 就结构而言，论者会常常说及连环结构：即小说是由若干故事连环勾锁而成，每部分的故事都有各自的主要人物，并且故事是通过主要人物之间的传递彼此相连的。一般认为连环结构是“头绪既繁，脚色复夥”③的章回小说的专利。其实，如果从古代小说共生的角度着眼会发现，这种结构也广泛存在于被视为短篇小说的宋元话本小说里。本文便从考察话本小说中的连环结构入手，联系话本小说的发生机制，探讨这一现象及其成因，同时也以此为契机，对话本小说的内部体制进行一番新的审视。由于除了《新编红白蜘蛛小说》残页外，宋元之际的话本小说作品几乎都已失传，因此，本文所讨论的话本小说都是刊印于明代，但经过胡士莹、程毅中等学者考定，认为其“主体尚存宋元旧观”④的作品。 一、话本小说中的故事连环 在宋元话本小说里，连环结构颇为常见，并且存在于不同类别的小说中。《喻世明言》中的《张古老种瓜娶文女》大致可以分为三段：第一段主人公是韦恕，述其寻找御马“照殿玉狮子”，并与种瓜的张古老相识之事；第二段中心人物是张古老，叙其如何娶到韦恕的女儿韦文女；第三段主人公转成了韦恕之子韦义方，叙述其对于妹妹韦文女的一路寻访。这篇小说的本事是《太平广记》中的《张老》。在本事中，整篇故事的主人公从头至尾都是张老，其间韦恕只说了两句话，而韦义方的性情也淡薄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与本事相比，《张古老种瓜娶文女》一篇大大增加了韦恕与韦义方的戏份，并由此形成了“韦恕—张古老—韦义方”三段式的结构。尤其在小说的第三段，整个故事几乎都从韦义方的角度叙出，张古老的神迹在这样一个凡人视角的观照下，显得更为瑞气氤氲、仙雾缭绕，也十分契合张古老那种如神龙一般只见其首不见其尾的仙家气质。 公案类的小说里，连环结构同样可以使故事显得扑朔迷离。在《醒世恒言》的《十五贯戏言成巧祸》中，故事也可以分为三段，第一段中心人物是刘贵，叙述其从岳父那里得到十五贯钱，又遇盗被杀；在刘贵被杀之后，故事的中心人物转成了刘贵的小妾陈氏，叙其路遇崔宁，并因此陷入杀夫的罪名之中以至屈死；陈氏死后，中心人物成为刘贵的妻子王氏，通过王氏的一番遭际，才最终揭示出案情。由于小说不断转换中心人物，而每个中心人物所接触的事实都不是事情的全部，整个小说始终笼罩在一种惊疑交加的氛围中。从情节发展的角度看，运用这样三段式的结构可能有些迫不得已：由于故事的前两个中心人物刘贵和陈氏都先后被杀，因此只能通过这种中心人物的更替才能把故事叙述下去。但从客观效果看，也就形成了更为纯粹的三个人物彼此传递、交接的连环。 连环结构不仅体现在小说的叙事中，也呈现在小说的题名里。在《醉翁谈录》所载的话本名目中有《十条龙》、《陶铁僧》；《宝文堂书目》在子杂类之下也著录了《山亭儿》，而这些题名所对应的故事应当是《警世通言》的《万秀娘仇报山亭儿》。小说末尾云：“话名只唤做《山亭儿》，亦名《十条龙》、《陶铁僧》、《孝义尹宗事迹》。”⑤之所以会有如此多的异名，与其结构方式密切相关。可以看到，这些题名共指向四个人物：除了陶铁僧和尹宗之外，还有绰号十条龙的苗忠和最后借山亭儿得以报仇的万秀娘。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的叙述恰好可以分为四段，而这四个人物又正是每一段故事的中心人物。第一段的中心人物是陶铁僧，叙其因偷盗被万员外辞退后流落在外，并与大字焦吉和十条龙苗忠两个强人结识；第二段的中心人物是苗忠，他领着焦、陶两人拦路抢走了万家的财物，并霸占了万秀娘；第三段的中心人物是尹宗，他欲图救万秀娘，却反被苗忠等所杀；第四段的中心人物是万秀娘，她忍辱偷生，最终迎来了报仇雪恨的机会。正是因为小说内部采用了四段故事连环的结构，并且每段故事都有各自的中心人物，才使这篇小说会有如此多的异名。也就是说，由于小说经历了四个中心人物的传递，用任何一个人物及其事迹都很难去涵盖整篇小说的内容，才会出现用不同的中心人物作为故事题名的现象。因此，在论者看来，这篇小说的主题有些分散，但或许这不是因为“说话人的观点不够鲜明，还不善于提炼主题，突出重点”⑥，而是由于小说所采用的结构使然。 与这一篇状况极为类似的还有《喻世明言》的《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从题名看，此篇小说的中心人物应是宋四公以及禁魂张。但这个故事还有其他题名，在《醉翁谈录》中记载了名为《赵正激恼京师》的话本，《录鬼簿》在陆显之的名下标明其著有《好儿赵正》话本，此外，《宝文堂书目》中也著录有《赵正侯兴》。对于《赵正激恼京师》与《好儿赵正》是否与《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对应，学界尚有不同意见。从小说所叙之事看，《赵正侯兴》极有可能便是《宋四公大闹禁魂张》的另外一个异名。因此，这些题名实际上也指向了宋四公、禁魂张、赵正、侯兴四人，而他们也恰与《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几段故事的中心人物有关。 小说正话第一段的中心人物是禁魂张，叙其如何悭吝，并因为悭吝引发了贼盗宋四公的不满；第二段的中心人物转成宋四公，他夜入禁魂张的银库盗出大量钱财，又去谟县投奔徒弟赵正；第三段的中心人物便成为赵正，他施展各种巧妙的手段戏耍宋四公，并来到京师寻见宋四公的另一个徒弟侯兴；小说的第四段叙述赵正、侯兴在京师会合之后，与宋四公等众贼盗联手大闹京师。在题名出现的几人里，除了侯兴存身于众贼盗之列，并没有成为独立的中心人物之外，其他三人在小说中都能够作为主角支撑起一段故事。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所叙述的内容还是结构，这篇小说都与《水浒传》极为相似：同样着力写的是一群手段高超的“好汉”，并且采用了相同的结构方式：从宋四公到赵正的人物传递似曾相识，让读者自然地会联想起史进、鲁智深、林冲、杨志的故事是如何连缀的，而宋四公、赵正等人最后的联手也像是一场没有举行仪式的聚义。 就与《水浒传》结构的相似而言，除了《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之外，更为逼肖的作品则是《喻世明言》的《史弘肇龙虎君臣会》。这是一篇书写五代时期英雄人物传奇经历的小说，但小说正话部分首先出现的中心人物却不是这些英雄，而是制作乐器的匠人阎招亮。由阎招亮制造龙笛之事引出第一个好汉史弘肇。在叙完史弘肇与阎越英成婚之后，第二个好汉郭威出现了。此后便以郭威为主要人物，叙述他与柴夫人的婚配。婚后经历了一番投军的波折，郭威又遇见了下一个主要人物刘知远，此后的故事便围绕刘知远展开，叙述刘知远因与桑维翰不合而出镇太原府。而在小说的末尾部分，刘知远、郭威、史弘肇三条好汉聚集在一起，风云际会、共同发迹。因此，整篇小说大致可以分为五段：即“阎招亮—史弘肇—郭威—刘知远—君臣会”，由阎招亮引出史弘肇的叙述方式酷似《水浒传》中由王进而叙及史进，而倘或不看小说的篇幅，史弘肇、郭威、刘知远三人之间的故事传递也完全符合《水浒传》连环结构的特质，就连最后的君臣会也与梁山好汉的聚义如出一辙。从结构上说，《史弘肇龙虎君臣会》完全就是一部微型的《水浒传》。 由上可知，故事连环不仅出现在长篇的章回小说里，也非常普遍地存在于宋元之际的话本小说之中，覆盖了朴刀、神仙、公案等多种类别的作品。而之所以在话本小说中也会出现这种结构，与小说的叙述角度、写作方式以及内部体制都有着密切的关联。
内容摘要：之所以在话本小说中会出现这种结构，与小说叙述视角的转换、本事改编的需要以及话本体制的特性都有着密切的关联。此外，联系话本小说的发生机制可以看到，叙事性的“头回”与“正话”不只是小说开头部分的引子与正文，还有可能在小说内部复制，形成连绵往复的状态，这是故事连环结构在话本小说中大量出现更为关键的原因。一、话本小说中的故事连环在宋元话本小说里，连环结构颇为常见，并且存在于不同类别的小说中。三、“头回—正话”在小说内部的复制由头回与正话的模糊化倾向着眼也可以看到，如果换一种眼光，不将头回视为小说正话部分之前出现的冒头一回，而将所有故事之前出现的另外一个故事都看作“头回”的话，模糊化后的头回与正话的关系可以在小说内部无限复制。
关键词：正话;故事;话本小说;叙述;中心人物;视角;本事;宋四公;复制;题名 作者简介： 二、叙述视角、本事改编和话本体制 对于这种有别于西方小说的结构方式，有论者试图从传统的中国世界观和中国人对于“因果关系”的不同认识进行解释⑦。其实，倘或深入小说文本，会发现话本小说中连环结构的出现还有着更为复杂的内在原因。 首先需要关注的是叙述视角的调整。以上论及的这些小说多采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进行叙述，但在这种视角的内部还有不同的区分，即所谓的“内视角”与“外视角”。“外视角”指的是“故事外的叙述者用旁观眼光来观察”，而“内视角”则指“叙述者采用故事内人物的眼光来观察”⑧。古代小说多采用内视角与外视角相互结合的叙述方式。话本小说中的连环结构，往往与内视角内部不同人物叙述视角的转换有关。以《十五贯戏言成巧祸》为例，小说除了站在故事外的叙述者之外，刘贵、陈氏、王氏实际上构成了整个叙述的三个内视角。由于外视角的关系，读者会知道刘贵是被盗贼所杀，而非被陈氏谋害——实际上这也可以看成是通过刘贵的内视角所叙述出来的。至于盗贼是何人，由于叙述在刘贵死后就转入陈氏、王氏的内视角，因此读者与两人一样都被蒙在鼓里，只能从两人的叙述视角出发，看陈氏如何陷入不白之冤，而真相又怎样最终被王氏发现。这种内视角之间不同人物视角转换的好处在于，可以保证故事能够不被打断地叙述下去：即使故事的主要人物发生了某些变故——例如刘贵、陈氏都先后死去，也不会让故事的叙述戛然而止，因为还会出现新的接续者。此外，由于每一个人物的视角都是有限的，在保证了故事线索首尾贯通的同时，内视角也隐蔽了故事中一些关键的信息，并且是以一种颇为自然的方式完成的，因此保证了故事始终可以在悬疑的气氛中向前行进。这可以解释有时候视角人物没有发生任何变故，但仍然要进行内视角的调整。也就是说，话本小说中出现连环结构，有时正是基于叙述视角调整的需要。而当视角人物发生变化的时候，往往意味着故事产生了自然的分段，并且每段故事的中心人物也发生了改变，由此便形成了人物与人物相互传递又彼此勾连的连环。 其次是本事的改编。在本事的基础上进行改编是话本小说创作中常见的状况。这里涉及两种最为普遍的情形，其一是只针对某则本事进行改编，而不加入新的小说材料。其二是涉及多则本事的改编，将不同的小说材料融为一体。话本小说中的连环结构正与后一种情形有关。如《杨思温燕山逢故人》一篇最直接的本事应是《夷坚志》中的《太原意娘》，但在《太原意娘》中，几乎整篇故事都围绕杨从善、韩师厚与王氏⑨鬼魂的相遇而展开。至于韩师厚最后对于王氏情义的辜负，《太原意娘》只在末尾以六十多字的篇幅做了一个简略的交代。而到了《杨思温燕山逢故人》中，之所以小说能详述郑思厚与郑义娘情变的经过，是因为其又汲取了另外一则本事，即《鬼董》卷一所载的张师厚背弃前妻盟约另娶刘氏之事，对于此事，作者还有一段案语： 《夷坚丁志》载《太原意娘》正此一事，但以意娘为王氏，师厚为从善，又不及刘氏事。案此新奇而怪，全在再娶一节，而洪公不详知，故复载之，以补《夷坚》之阙。⑩ 由此可见，为了弥补《夷坚志》中《太原意娘》后半段故事过于简略的缺憾，《鬼董》详载了张师厚之事。而《杨思温燕山逢故人》正是在这两则本事的基础上改编而成：前半段叙述杨思温与郑义娘鬼魂的相遇来自《太原意娘》，后半段郑思厚另娶刘金坛，并抛却了郑义娘的情义则基本源自《鬼董》中的张师厚之事。经过这样一番对于两则本事的融合式改写，小说也就呈现出分别以杨思温和郑思厚两位人物为中心的两段故事的连接。 谈及话本小说中连环结构出现的原因，更值得关注的则是话本小说内部的体制。就体制而言，以叙述故事的头回和正话最为重要。头回和正话之间存在着一定联系，也就是鲁迅所说的“或取相类，或取不同”，“取不同者由反入正，取相类者较有浅深，忽而相牵，转入本事”(11)。实际上，头回与正话不仅存在着相类与不同的区别，更存在着联系程度是松散还是紧密的差异。当头回和正话的关系趋于松散的时候，我们会很容易分出头回和正话，但当头回和正话的关系异常紧密甚至无限接近的时候，区分就比较难了。《熊龙峰四种小说》的《张生彩鸾灯传》一共叙及了两个故事，第一个是张生与一神秘女子之间的情爱之事，第二个则是张舜美与刘素香之间的情爱之事。从体制角度看，第一个故事无疑是头回，而第二个则是正话。但这两个故事极为相似，不仅男主人公都可以称之为“张生”，和女子的情爱也都经历了从陌生到相遇、相爱，最终私奔成为眷属的过程。在两个故事中，鸳鸯灯或彩鸾灯也都是重要的道具：既标识了女子的身份，还蕴有照亮陌生男女情爱之路，预示他们终将比翼齐飞、鸾凤和鸣的隐意。因此，小说的题名“张生彩鸾灯传”虽然指涉第二个故事，可用来涵盖第一个故事却也颇为合适。更值得深究的则是两个故事之间的过渡，在叙完第一个故事之后，有这样一段话： 今日为甚说这段话?却有个波俏的女娘子也因灯夜游玩，撞着个狂荡的小秀才，惹出一场奇奇怪怪的事来。未知久后成得夫妇也不?且听下回分解。(12) 从“且听下回分解”而不是“故把某某之事，做个得胜头回”可以推测，当这篇小说在说话艺人的口中进行表演的时候，或许并不是将第一个故事作为头回，而是将两个故事都当成正话，因此才会出现这种颇为特殊的表达。如果以后一种眼光去阅读《张生彩鸾灯传》，会发现这篇小说是由两个故事共同组成的：即以张生为中心人物的前一个故事和以张舜美为中心人物的后一个故事，除了前后两个中心人物之间缺乏传递之外，这又形成了一个类似于故事连环的结构。 也便是说，联系紧密的头回和正话也会形成这种类故事连环的结构。就此而言，头回与正话联系更为紧密的是《警世通言》的《崔衙内白鹞招妖》。这篇小说的头回所叙的是唐玄宗、杨贵妃与安禄山之事，正话则是崔衙内携带新罗白鹞打猎与定山三怪相遇的故事。从这样的内容概述看，似乎两个部分并无关涉，但头回与正话是这样衔接的： 即时命高力士用香车细辇，迎贵妃入宫。自此愈加宠幸。其时四方贡献不绝：西夏国进月样琵琶，南越国进玉笛，西凉州进葡萄酒，新罗国进白鹞子。这葡萄酒供进御前；琵琶赐与郑观音；玉笛赐与御弟宁王；新罗白鹞赐与崔丞相。后因李白学士题沉香亭牡丹诗，将赵飞燕比著太真娘娘，暗藏讥刺，被高力士奏告贵妃，泣诉天子，将李白黜贬。崔丞相元来与李白是故交，事相连累，得旨令判河北定州中山府。正是：老龟烹不烂，遗祸及枯桑。崔丞相来到定州中山府远近……(13) 小说接下来所叙的便是崔丞相之子崔衙内的故事。可以看到，在头回和正话之间既没有“做个得胜头回”，也没有“且听下回分解”之类的套语，除了中间有两句韵文稍作阻隔，几乎没有彼此区分的痕迹。从人物关系上看，头回末尾部分出现的崔丞相是正话的中心人物崔衙内的父亲，而正话中最重要的物件新罗白鹞也已在头回的末尾处出现。因此，从强调头回“在情节上和正话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14)的角度说，与其说小说中所叙及的两个故事是头回和正话，不如将它们视为共同组成正话的两段故事更为合适。 与《崔衙内白鹞招妖》可以相互生发的还有《醒世恒言》的《勘皮靴单证二郎神》。这篇小说叙述的是韩夫人与贼人私通的公案。在小说起始部分，说的是宋徽宗乃李后主转世，以及宋徽宗即位后如何纵容蔡京等宣和六贼“竭府库之积聚，萃天下之伎巧”(15)。就内容而言，这些宋徽宗之事与后面的公案并无直接联系，因此前面的部分完全可以视作小说的头回，后面的公案则是正话。需要注意的是，正话里的韩夫人正是宋徽宗的嫔妃，而小说也是顺着这一人物关系的传递从宋徽宗部分过渡到韩夫人部分。 在谭正璧所编《三言两拍资料》里，将上面论及的《崔衙内白鹞招妖》两段故事分别看作“入话”与“正话”(16)，对于《勘皮靴单证二郎神》中的两部分则没有做这样的区分，而是将之统一视为正话。实际上，单就叙述方式而言，两篇故事极为类似，都是由皇宫之事引入官宦之家，再进入普通的世情，而相对于《崔衙内白鹞招妖》头回和正话之间“正是：老龟烹不烂，遗祸及枯桑”区区十二字的间阻，《勘皮靴单证二郎神》两个部分之间的层次分界线更为明确：“有诗为证：‘琼瑶错落密成林，竹桧交加尔有阴。恩许尘凡时纵步，不知身在五云深。’单说……”(17)因此，如果《崔衙内白鹞招妖》可以分为头回和正话，《勘皮靴单证二郎神》也完全可以。 以上所论并不是要否定或是确认这些小说头回与正话之间的关系，而是要说明，当头回与正话关系极为密切的时候，头回和正话的区别将变得不再明显。因此，在这些小说中，将它们视之为头回、正话固然没有问题，而将它们都看作正话，却也并无不可。这种现象可以名之为头回与正话的“模糊化”倾向。正是由于模糊化倾向的存在，小说中的两段故事可以构成一个整体，也在事实上彼此勾连，形成了故事连环的结构，这同样也是话本小说中连环结构出现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