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男，文学博士，现为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汉魏六朝文学的研究与教学。文章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部分：一、“吟、唱”等通俗文体被先秦诸子关注——文体的跨界运用。《荀子·成相篇》以民间说唱艺术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即是荀况把“口出以为言”的方法用来著书，以求利于更广大的世俗群众的接受的一个实例。文章对“吟唱”文体的非常态化运用地阐述，都是建立在关注接受者的基础上的。作者在文末总结道，从普遍意义上说，文体要实现传播效应的最大化，第一要素是要考虑到接受者。上述“吟唱”文体达到传播效应的最大化，是在所谓传播过程的末项——接受者的倒逼下产生的文体变型、文体非常态，才能够实现，而这些，也可以说是接受者对文体形态的反作用力。
关键词：文体;传播;吟唱;接受;政治;运用;士人;阶层;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论证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胡大雷，男，文学博士，现为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汉魏六朝文学的研究与教学。 刘勰云：“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从普遍意义来说，“有常”，指各种文体的体制规格与运用是有规定的；“无方”，指各种文体的体制规格与运用是处于变化中的。文章讨论先秦两汉时期“吟唱”体，或吟诵或歌唱，文人或单方面突出其体制规格的某一方面而运用之，虽非常态，却在传播效应上有着奇效。作者在下文中简述这种现象的几个类型，以探求中古时期“吟唱”体发展的传播学意义。 文章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部分：一、“吟、唱”等通俗文体被先秦诸子关注——文体的跨界运用；二、歌在政治宣传中的巨大冲击力——文体的特殊表达方式；三、风谣：以明天会发生什么来引导受众——文体表达内容的转换；四、引诗：士人最方便、最有依据的议论政事——文体从文学空间进入政治空间；五、“吟唱”非常态化运用的传播学意义。 首先，本为大众喜闻乐见的说唱、谐隐、反语、寓言故事、格言等渗透和穿插进入政论著述中，被大众所乐于接受。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社会上不同阶级、阶层的代表人物游说宣传，互相辩驳，著书立说。为达到“常无不受”、“人莫不贵”的效果，在严肃的政治论辩中介入喜闻乐见的文体来吸引大众，就成为先秦诸子著述时常常要采纳的方法。《荀子》中有《成相篇》，文体字句排列整齐，换韵有一定的规律，每节都是三三七四七的文字格式。如： 请成相，道圣王，尧、舜尚贤身辞让。许由、善卷，重义轻利行显明。 思乃精，志之荣，好而壹之神以成。精神相反，一而不贰为圣人。 《荀子·成相篇》以民间说唱艺术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即是荀况把“口出以为言”的方法用来著书，以求利于更广大的世俗群众的接受的一个实例。 其次，本为自我吟唱、用以抒情的“歌”，在适当的场合、适当的时间以大合唱的表达方式，构成了巨大冲击力。 歌虽然强调其抒发内心，所谓“直言不足以申意，故长歌之，教令歌咏其诗之义以长其言”，但只有“听”才能产生效果。歌有“和者”，“和者”这样的听众越多，传播效果越好；“歌”自身具备的条件差异，也会影响听众的数量。 在作者看来，“歌”的巨大力量体现在集体咏唱上，《史记·项羽本纪》载： 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 垓下之战的数十万人大合唱，以集体咏唱呈现“歌”的巨大力量，并起到了震撼人心的效果。 再次，本为吟咏当前为主的具有新闻性的民间讴谣，当加入具有前瞻性诉求、实现性愿景的内容，满足接受者的现实需求或潜在需求，引导其投入行动。 歌唱而不用乐器伴奏称“谣”，主要指民间流行的歌谣，《国语·晋语六》：“辨祆祥于谣。”“谣”的功能就在于人们用以“辨祆祥”，具有新闻性，其在传播上的特性，就是具有最大的传播面与拥有最广泛的群众。因此，统治阶层常常极大关注讴谣，用以视民意、辨祆祥。
内容摘要：男，文学博士，现为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汉魏六朝文学的研究与教学。文章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部分：一、“吟、唱”等通俗文体被先秦诸子关注——文体的跨界运用。《荀子·成相篇》以民间说唱艺术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即是荀况把“口出以为言”的方法用来著书，以求利于更广大的世俗群众的接受的一个实例。文章对“吟唱”文体的非常态化运用地阐述，都是建立在关注接受者的基础上的。作者在文末总结道，从普遍意义上说，文体要实现传播效应的最大化，第一要素是要考虑到接受者。上述“吟唱”文体达到传播效应的最大化，是在所谓传播过程的末项——接受者的倒逼下产生的文体变型、文体非常态，才能够实现，而这些，也可以说是接受者对文体形态的反作用力。
关键词：文体;传播;吟唱;接受;政治;运用;士人;阶层;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论证 作者简介： 讴谣本为“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当前性、新闻性的吟咏。作者以《后汉书·五行志》记载的桓帝之末，京都童谣为例分析，认为两汉时讴谣往往有预示前景的内容。但如果讴谣不仅仅只是预示，而且又有前瞻性诉求、实现性愿景的内容，则极大增强了其传播效应。与吟诵或批评官员过去政绩的歌谣相比，吟诵未来更有威力，这是利用人们对未来会发生什么的关注，有意识地引导舆论，以发动群众；由此而实现了传播的最高目标——听众的参与。 此外，《诗经》作品，因其士人阶层最为擅长而用来论证舆情，进入政治空间，得到口耳相传的、讽诵式的大众传播。 引“诗”论政在传播效应方面有着优势，一来士人对“诗”本来是熟习于心的，出口成诵而易于表达。二来“诗”本身就是以讽诵来传播的，且“诗”本来就具有诵美讥过的政治功能。 但是，有确定指向意义的“诗”怎么论证随机产生的时事政治？于是就有所谓“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的引“诗”论证的方法。如《论语·八佾》载：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由“素以为绚兮”引发“绘事后素”，再引发“礼后”为“仁”，“断章取义”以其有简短的引用而又灵活的解说，顺利实现政治论辩。 最后，作者对“吟唱”非常态化运用的传播学意义进行了分析。 文章对“吟唱”文体的非常态化运用地阐述，都是建立在关注接受者的基础上的。如说唱、谐隐、歌、讴谣、诗等，都因其自身具有某些有利于传播的特点，并且有广泛的下层接受者，于是，诸子百家的对其运用，使自己的政治主张，不仅面向上层统治阶级，而且会引起更广泛的大众的注意。 作者在文末总结道，从普遍意义上说，文体要实现传播效应的最大化，第一要素是要考虑到接受者。上述“吟唱”文体达到传播效应的最大化，是在所谓传播过程的末项——接受者的倒逼下产生的文体变型、文体非常态，才能够实现，而这些，也可以说是接受者对文体形态的反作用力。 （原文刊于《中国文学研究》201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