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宋人较前代更为频繁地将日常生活中真实存在、具有唯一性与特殊性、尚未在诗歌写作传统中形成固定审美联想的物象纳入诗中，赋予物个人化的审美意义。苏轼诗歌的“仇池石”意象即带有个人化的诗意，其内涵需在对诗的文体特点、游戏性写作语境以及诗人经历的具体还原中呈现。本文将以苏轼与仇池石相关的三次写作及黄庭坚对苏轼的追忆之诗为考察对象，在对诗的文体特点、游戏性写作语境及诗人经历的具体还原中，细致描述苏轼为仇池石赋予意义的过程，呈现仇池石在苏轼生命中的独特位置。凭借对“仇池石”相关诗作的细致阅读，我们得以探知苏轼如何通过想象性、游戏性及抒情性的诗歌书写，使物与归隐之思、交游故事以及变化命运中的情感相联系，将仇池石从“物质的艺术品”转化为“美学的对象”。
关键词：仇池石;诗歌;诗人;写作;意象;审美;壶中九华石;情感;宋人;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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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宋人较前代更为频繁地将日常生活中真实存在、具有唯一性与特殊性、尚未在诗歌写作传统中形成固定审美联想的物象纳入诗中，赋予物个人化的审美意义。苏轼诗歌的“仇池石”意象即带有个人化的诗意，其内涵需在对诗的文体特点、游戏性写作语境以及诗人经历的具体还原中呈现。仇池石是归隐之梦的物质寄托、文人精神交游的具体媒介，变化命运中的情感落点，也是黄庭坚追忆苏轼之作中代表生命之生动的记忆碎片。宋代文化中这类围绕物的审美而展开的诗人故事远非仇池石一例。对这类意象的发掘，对凝聚其上的艺术、情感与记忆的重现，能够深化我们对古典诗歌抒情传统的认识。 关 键 词：苏轼/仇池石/诗歌/意象 作者简介：姚华，女，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后，发表过论文《市声：范成大诗歌声音描写的新开拓》等。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①。宋代文化之发达，体现为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两个领域的高度繁荣与和谐相依。徐飚《两宋物质文化引论》，扬之水、孟晖“名物寻微”式系列考证文章，通过对宋代器物艺术的剖析寻微，为我们再现了一个细致精美的物的世界②。以之为基础，古物收藏、文房清玩、名物鉴赏等围绕物所展开的艺术活动亦广泛流行于宋人之间。在这些活动中，物超越原初的实用功能，成为宋人审美活动的对象。 “物的审美”是宋代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关系到如何理解士大夫物质生活与精神层面的互相影响与塑造。诚如艾朗诺在《美的焦虑：北宋士大夫的审美思想与追求》一书中所指出的，宋代士大夫对物的态度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他们既为物的感性之美所动，又需在伦理价值层面上自我辩解，为与儒家传统观念相龃龉的“美的诱惑”作出辩护③。因此，如何理解宋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展现宋人对物的审美方式，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而在以物为对象的诸种审美活动中，诗歌写作是极为重要的一种形式。正是通过文学性的想象与书写，特定物品得以从“物质的艺术品”(Material Artifact)转化为“美学的对象”(Aesthetic Object)——这两个概念指称对象看似相同、内涵却迥异：“前者是物质性的书籍、绘画或者雕塑本身，后者则仅仅存在于人对于这一物理事实的解释之中。”④而诗这一文体所具有的抒情性与想象性特质，又使呈现于这一艺术形式中的“美学的对象”，拥有了异于谱录、笔记、散文等其他文体之记载的独特形态。 与前代之诗相比，宋诗对物的审美赋予又尤具其特殊性。唐诗中常见的抒情意象往往是自然物象等具有普遍象征意义之物，而宋人却较前代远更频繁地将日常生活中真实存在、具有唯一性与特殊性、尚未在诗歌写作传统中形成固定审美联想的物象纳入诗中，这类物象因此而具有“实指性”与“特喻性”⑤的特点。诗人书写的是生活中真实存在的特定之物，并以自我的人生感悟，而非历史传统或文化记忆为其赋予象征意义与情感内涵——这既体现出宋人对物之审美的个性化色彩，也带来诗歌抒情形态在宋代的转变。正是基于“物的审美”问题在宋诗中的特殊形态，对诗歌物象内涵与情感意义的解读，就需结合诗人的具体写作语境与人生经历展开，在文本细读的过程中进行逐层剖析与细致呈现。 本文选择以苏轼诗中的“仇池石”意象为对象，作精细化文本释读。事实上，与“仇池石”相关的诗歌书写已获得不少研究者的关注。杨晓山在《私人领域的变形：唐宋诗歌中的园林与玩好》一书中，通过解读苏轼以仇池石的归属为主题赠予王诜等人的诗作，论述北宋诗人间物的交换关系⑥。艾朗诺《美的焦虑：北宋士大夫的审美思想与追求》在分析苏轼围绕“占有物”的命题展开的哲学之思时，同样给予了这组诗不小的解读篇幅⑦。周裕锴《苏轼的嗜石兴味与宋代文人的审美观念》一文，则从整体上论述苏轼及其所代表的宋人对石的审美观念，其中也涉及仇池石的例子⑧。这些研究皆具见地，论述苏轼思想尤为深刻，从不同角度给人以启示。不过，上述研究又都以探究苏轼思想为旨归，多将诗歌文本用作反映诗人思想的直接材料，不太关注“诗”的文体特性与诗人的写作语境对物之意义的塑造作用。这便为本文的解读留有空间。本文将以苏轼与仇池石相关的三次写作及黄庭坚对苏轼的追忆之诗为考察对象，在对诗的文体特点、游戏性写作语境及诗人经历的具体还原中，细致描述苏轼为仇池石赋予意义的过程，呈现仇池石在苏轼生命中的独特位置。
内容摘要：宋人较前代更为频繁地将日常生活中真实存在、具有唯一性与特殊性、尚未在诗歌写作传统中形成固定审美联想的物象纳入诗中，赋予物个人化的审美意义。苏轼诗歌的“仇池石”意象即带有个人化的诗意，其内涵需在对诗的文体特点、游戏性写作语境以及诗人经历的具体还原中呈现。本文将以苏轼与仇池石相关的三次写作及黄庭坚对苏轼的追忆之诗为考察对象，在对诗的文体特点、游戏性写作语境及诗人经历的具体还原中，细致描述苏轼为仇池石赋予意义的过程，呈现仇池石在苏轼生命中的独特位置。凭借对“仇池石”相关诗作的细致阅读，我们得以探知苏轼如何通过想象性、游戏性及抒情性的诗歌书写，使物与归隐之思、交游故事以及变化命运中的情感相联系，将仇池石从“物质的艺术品”转化为“美学的对象”。
关键词：仇池石;诗歌;诗人;写作;意象;审美;壶中九华石;情感;宋人;石头 作者简介： 一 从“双石”到“仇池”：归隐之梦的物质寄托 苏轼对仇池石的最早记录，见于元祐七年所作《双石》一诗。此诗诗序称：“至扬州，获二石。其一，绿色，冈峦迤逦，有穴达于背。其一，正白可鉴。渍以盆水，置几案间。”⑨由“双石”这一诗题可知，此时，这两块石头尚未获得“仇池石”的命名。对苏轼而言，它们并无特殊的意义。“冈峦迤逦”“正白可鉴”是描述外形之美；汲水置盆、将石置于模拟自然山水的人工环境之中，也是苏轼所惯用的一种赏石方式。忽一日，苏轼发现了一个新的角度观看此双石——他记起了元祐六年颍州任上所做的一个奇怪的梦。这一角度的得来非常偶然，甚至有些不合常理，苏轼于诗序中称：“忽忆在颍州日，梦人请住一官府，榜曰仇池。觉而诵杜子美诗曰：万古仇池穴，潜通小有天。乃戏作小诗，为僚友一笑。”⑩“仇池”是山名，在甘肃省成县西。山方百顷，四面斗绝，有东西两门，盘道可登，上有水池，故称“仇池”。梦中苏轼来到一个题写着“仇池”二字的官府，醒后则借杜甫的诗句理解其意义。“万古仇池穴，潜通小有天”两句出自杜甫《秦州杂诗》。“潜通”是暗暗通往的意思；“小有天”在河南省王屋山，为道教三十六洞府之一。杜甫将仇池山上的池穴设想为暗通仙境的秘途，一个能够使人得道成仙、躲避世俗之乱的福地。 换言之，“仇池”二字具有浓厚的象征意味。苏轼之梦因此而值得玩味：本为福地圣山的仇池，为何会以官府的形象出现?这似乎是此梦最为明显的矛盾。不妨做一个简单的“梦的解析”：做此梦时，苏轼为颍州知州。官府是白日生活中的现实场景，意味着苏轼当时的政治身份。仇池则是一处理想之境，可以借此获得心灵的安宁。世俗之所与出世之境不合常理地结合在一个画面中——这是梦境显示内心冲突的特有方式。可以这样理解：避世归隐是苏轼的梦想，仕途责任则是他的现实，这一人生状态的矛盾，亦即出处进退的问题，对传统士大夫而言并不特殊。对此进行调和有多种方式：梦以“超现实”的场景对此进行调和，无如哲学高度上的价值安顿更为长久。然而苏轼“戏作小诗”，以梦为背景观看双石，将“仇池”的名称与象征意义赋予偶然得来的石头，则是一种属于诗人的方式。 《双石》一诗如下： 梦时良是觉时非，汲水埋盆故自痴。但见玉峰横太白，便从乌道绝峨眉。秋风与作烟云意，晓日令涵草木姿。一点空明是何处，老人真欲住仇池。(11) 梦中真切的场景在醒后淡去，苏轼又回到了汲水埋盆、赏玩二石的日常痴举中。然而这一次，“一白”“一绿”两块石头向苏轼呈现了不一样的景象：仿佛梦一般，连绵的群山在他眼前生动地展开。苏轼说自己才见到太白山为积雪所覆盖的巍峨高峰，便借由飞鸟之径来到了峨眉山顶。这是化用李白《蜀道难》“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的句意。苏轼大约是先观白石，再赏绿石，诗句却将这一简单的过程描述为群山间的飞跃穿行，意气超绝又兴致勃勃。接下来的描写则更为细致。苏轼已不再由外观看山的全貌，而是置身山林间的草木云烟之中，甚至借由具体的景物感受到了时间的存在：秋意弥漫山间，秋风时而聚拢云烟，时而吹散它们，增加了风云变幻中的起伏意态。初升的朝阳穿透云层，在林间投下一缕光线，沐浴着阳光的植物显得精神蓬勃，姿态万千。如果说前面的描写还是基于双石的自然形态，颈联两句对“秋风”“晓日”等具体时间的感受则纯然基于想象，诗句中没有了石头的影子，苏轼已经完全“入境”。在此铺垫之下，诗末无端地发问也显得自然。在一片若幻若真的山林之景中，苏轼发现自己找到了一个神秘的洞穴，这让他想到了可以通往神仙居所的仇池穴。于是苏轼自问：这是什么地方?难道是仇池山?我是否真如梦中所见般，已然身处仇池? 留意诗序的读者自然明白，现实中的绿石“有穴达于背”，“一点空明”所指正在于此。双石，尤其是那块身负一洞的绿石，借着与“仇池穴”在形态上的对应，被苏轼想象为仇池山，并由此诗获得了“仇池石”的名字(12)。这一点空灵的想象，是苏轼自称为博“僚友一笑”的游戏之思，却也是诗歌写作超越生活、为物赋予意义的方式。从“双石”玲珑精巧的形色出发，苏轼由之展开联想，在诗中造境。当梦境已逝，欲往仇池而重寻无处时，借由石所展开的游戏性想象，提供了一条现实中的替代之路，让苏轼以诗的方式实现他的仇池之梦。而在一个更大的语境中，“仇池之梦”并不仅指颍州时的具体梦境，这一真实存在的地名已在苏轼诗中带上了个人化的情感色彩，从公共意象转化为个人意象，是象征意义上的“梦”：它不再指代具体的仇池山，而是苏轼心中的告老归隐之地，并在很多时候等同于同样地处西南、青山连绵的蜀地，他的故乡四川。杜甫咏仇池山是即目即景的实写，对这一地方并无特殊的感情。苏轼则不然。他并未去过真正的仇池山，仇池因而是“梦想”。颍州任上的苏轼，人生之路走过大半，经历过乌台诗案后的黄州贬谪、元祐更化时重招回京任翰林学士的荣耀，此时又外任地方官、继续江山间的漂泊，不免易生沧桑感怀，归隐还乡的渴望也愈加强烈。诗中出现了诸如“此生终安归，还轸天下半”(13)的感喟。此时出现的仇池之梦像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仇池”因而成为苏轼表达归隐之思、还家之梦的象征性词汇：“梦中仇池千仞岩，便欲揽我青霞蟾。且须还家与妇计，我本归路连西南”(14)、“万古仇池穴，归心负雪堂。殷勤竹里梦，犹自数山王”(15)、“东坡信畸人，涉世真散材。仇池有归路，罗浮岂徒来”(16)。在空间和时间的双重意义上，“仇池”都是一个理想化的“他处”(17)。 也正因此，“仇池石”内涵独特，绝非“产自仇池的石头”之意。而其所寓含的象征意义由具体的诗歌文本所塑造，离开了这一文学语境，物之上的寓意便极易流失。南宋杜绾所作《云林石谱》释“仇池石”称：“韶州之东南七八十里，地名仇池，土中产小石，峰峦岩窦甚奇巧，石色清润，扣之有声，颇与清溪品目相类。”(18)苏轼之仇池石确实是由程德孺携自广东(19)，然而此处将仇池理解为韶州附近的地名，却完全有违地理实情。后世记载将石的命名纪实化时所产生的误解，显露出一种将诗的虚构性想象合理化的倾向。“仇池”内涵的“特喻性”却也随之流失。有趣的是，苏轼自觉到诗中的想象是假想的“虚辞”，在诗序中称“戏作小诗”，“为僚友一笑”。“仇池”寓意与石的结合，到底是偶然和虚拟的，诗句在“老人真欲住仇池”这一假设性的表述中戛然而止。假若以清醒的现实为观照，“汲水埋盆”的举动是“痴”，“真欲住仇池”的可能性也值得怀疑。然而，假若众位“僚友”代表了外在眼光清醒的审视，在苏轼自称为“戏作”的诗歌空间中，虚构却是合法而自足的。正是在此间，诗人能借微物而咏神奇，在一块石头上实现山水、四季、故乡和梦境之寄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