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然而从诗教传统及诗集的流播状态，略可判断《诗经》并非是孔子所删定，而从王官对《诗经》文本的结集及修订的情况来看，作为诗歌选集的《诗经》之诗亦并非为孔子所选录。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仅《敬之》一章入选《诗经》，此与诗歌选集的书写载体的形制关系密切，也与西周前期沿袭了殷代颂铭类文本短小的体制相关联，即出于统一颂诗风格的需要而仅录组诗中的一章。二、周代《诗经》的结集及修订从诗教传统及诗集的流播状态，略可判断《诗经》并非是孔子所删定，而从王官对《诗经》文本的结集及修订的情况来看，作为诗歌选集的《诗经》之诗亦并非为孔子所选录。
关键词：诗经;诗歌;王官;文本;琴舞;公之琴;孔子;结集;之诗;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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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徐正英先生认为今本《诗经》仅存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中《敬之》一章恰恰为孔子后来曾经删诗提供了新的实证。然而从诗教传统及诗集的流播状态，略可判断《诗经》并非是孔子所删定，而从王官对《诗经》文本的结集及修订的情况来看，作为诗歌选集的《诗经》之诗亦并非为孔子所选录。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仅《敬之》一章入选《诗经》，此与诗歌选集的书写载体的形制关系密切，也与西周前期沿袭了殷代颂铭类文本短小的体制相关联，即出于统一颂诗风格的需要而仅录组诗中的一章。《诗经》之诗的选编是代表官学正统的行为，体现着王官务实、简易而不尚繁文缛节的学风。王官在编定《诗经》之时，改造《周公之琴舞·敬之》的归趣，使之彰显编者之意，从此意义而言其已是一篇“新诗”。《诗经》文本与《乐》文本并非等同关系，未全部入选的《周公之琴舞》组诗入选《乐》文本或被乐官所保藏。 关 键 词：清华简/《周公之琴舞》/《敬之》/《诗经》/孔子删《诗》 作者简介：谢炳军，男，暨南大学中文系。 拙作《再议“孔子删《诗》说”与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徐正英、刘丽文、马银琴商榷》①发表后，得蒙徐正英先生来电与晚生谈论清华简《周公之琴舞》文本归属问题。徐先生说：“清华简《周公之琴舞》是首尾完整的一组诗，其篇章标识清楚，九首诗依次标识有‘元纳启曰’‘二启曰’‘三启曰’……以至于‘九启曰’，层次分明，结构完整，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既然组诗中第一首入选今本《诗经》称作《周颂·敬之》篇，那么整个组诗原本亦自当都是《诗经》作品。它们要入选都入选，要不入选都不入选，因为是一个整体。今本《诗经》仅存《周公之琴舞》中的一章恰恰为孔子后来曾经删诗提供了新的实证。如果按你文所认为的《周公之琴舞》组诗本就不是《诗经》作品，那么《敬之》篇入选《诗经》这个基本矛盾就没法解决了。”此言促使笔者重审《周公之琴舞》：表达完整意义的《周公之琴舞》是否在王官编纂或重修《诗经》文本之时，选编入《诗经》?这是一个难题，其涉及《诗经》学史问题、王官编纂《诗》《书》《礼》《乐》等典籍或教本的原则问题以及《诗》《乐》文本的异同等问题。对于上述问题，笔者作了初步的思考，以一孔之见，草就此拙文，以期再求教于徐先生等方家。 一、三代诗教传统与诗的流播形态 《诗经》之诗皆可被于弦歌、贯以舞蹈，除了娱人、娱神，还用以育人，即供王官教化邦国储君之用。据传世文献所载，此种诗教传统由来已久。《尚书·舜典》说：“帝曰：‘夔，命汝典乐，敎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②寻绎舜之语意，声、舞之用是为形象地展现诗之意义。此是史官追溯三代诗教、乐教根由之言，虽未必为信史，但诗乐三代之前已然发生当为可信。《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载：“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③此认为在尧之前的古帝葛天氏之世，诗、歌、舞以朴质的姿态表露了古民的情志。至夏商，沿波前代造有《诗》《书》，《墨子·非命中》云：“商夏之《诗》《书》曰：命者，暴王作之。”④《尚书·多士》载：“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⑤此皆言殷代已有编纂典籍的意识。今本《诗经》中的《商颂》尚存殷代诗集的余韵。⑥ 在这里值得重提的是，对于《商颂》文本性质的判定，历来聚讼难决，有主商诗者，有主宋诗者，亦有主商诗、宋诗皆有者。在此笔者亦略作论述。首先从文献题名上看，鲁人作《鲁颂》，直题为《鲁颂》，同理，若宋人作《宋颂》，亦会将其命为《宋颂》。退一步而言，即使宋人将其颂命为《商颂》，在其被王官选入《诗经》之时，亦会被重命名为《宋颂》以与实际相符合。此外，在先秦传世文献里尚未发现有《宋颂》之称。其次，从东周人体认《商颂》中诗歌来看，解说者将诗中主祭者称为“先王”，如《国语·鲁语下》载春秋时期鲁国人闵马父对《商颂·那》的解说，闵马父云：“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其辑之乱，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执事有格。’先圣王之传恭，犹不敢专。”⑦这里闵马父将《那》诗中的“我”尊称为“先圣王”而不称“宋之先君”。又如《左传·昭公二十年》载晏子之言，其谓：“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故《诗》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无言，时靡有争。’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⑧对此，张松如先生说：“晏子在这里所说的‘先王’，当指主祭者而言，若是宋国任何一个国君主祭的话，晏子能称他‘先王’吗?”⑨所以，在闵马父、晏子等人看来，《商颂》属于殷诗，此当为可信。最后，以诗歌、舞蹈祭祀先祖、山川等的仪式并非发端于周代，如甲骨文载：“贞舞河”(合集14603)、“贞勿舞河”(合集14604)、“勿奏河”(合集14605)、“奏河”(合集14606)⑩等等，商人以歌舞祭祀山川由此可见一斑。而且商人又尚声，其必作有歌颂先祖功业、告成于神明之诗篇，此可与传世文献相印证，《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载：“殷汤即位，夏为无道，暴虐万民，侵削诸侯，不用轨变，天下患之。汤于是率六州以讨桀罪，功名大成，黔首安宁。汤乃命伊尹作为《大护》。”(11)同理，商汤之后必作有颂扬先祖的祭祀诗，这些诗篇经商代王官的专门整理、归类与编纂，形成了至少包括殷代三宗在内的颂诗。这些殷代颂诗最后经周代职官的筛选并统一加工润色，最终将最具代表性的五首选入《诗经》的定本之中。(12) 由上文的分析，可知今本《商颂》确为商代诗歌的孑遗。又根据郑玄、孔颖达对三代诗歌文本风格与功能的追寻，结合相关文献的记载，可初步判断构成《诗经》骨架的风雅颂，其分类并不始于周代。郑玄《诗谱序》载： 诗之兴也，谅不于上皇之世。大庭、轩辕逮于高辛，其时有亡载籍亦蔑云焉。《虞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然则诗之道放于此乎。有夏承之，篇章泯弃，靡有孑遗。迩及商王，不《风》不《雅》。(13) 郑玄认为，舜之时，诗的教化观念已然发生，有夏因袭之，但诗教之文本亡佚，孑遗不存；至西周立国，王官选录商代诗集中的颂诗，而弃用其《风》《雅》。孔颖达等承郑氏之意，《正义》云：“汤以诸侯行化，卒为天子。《商颂》成汤‘命于下国，封建厥福’，明其政教渐兴，亦有《风》《雅》。商周相接，年月未多，今无商《风》《雅》，唯有其《颂》，是周世弃而不录，故云近及商王不《风》不《雅》，言有而不取之。”(14)依郑玄、孔颖达诸先达之见，诗教在三代是一个前承后继的系统，而有诗教就有用以教诗的范本。而诗的教本，三代各有更易。各个地域、各个民族在不同时代所创作的诗歌是其时代风貌的写照，新朝的诗歌慢慢地更替前朝诗教本的内容，这在风雅这类诗歌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今本《诗经》除了尚存留商之颂诗的孑遗，其风雅之诗已被周代之诗歌所取代，此与典籍在形成稳定的文本内容之前所要体现的时代性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15) 郑玄、孔颖达等先贤除了指出诗教文本至少在商时已存在，还明示了风雅颂的诗歌分类并不肇自周代。或者更准确地说，按文本内容、风格及功能归类诗歌，以便更好地搜索利用这些文献的文档保藏的意识及方法并非周代之首功。虽然商代未必按今本所见将风雅颂结集发布，而是风诗归风诗，雅诗归雅诗，颂诗归颂诗，进行诗歌文献的归类保存。但此并不妨碍这些诗歌的利用以及其在王官系统内的传播。提及诗教文本的流播，必须阐明诗教文本与今本《诗经》的关系，以及诗教文本在流播过程中的文本的增删、变异等情形。 在今本《诗经》形成内容稳定的文本，并最终确立经典的地位而通行于王朝、诸侯国之前，诗乐的吟诵歌唱文本、用以教国子等人诗乐的文本其主要的流播方式是乐官、教官与国子之间的口耳相传。《周礼·春官·大师》载：“大师掌六律六同……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郑玄《注》：“教，教瞽矇也。”(16)乐师教瞽矇熟读、背诵诗歌必以口耳相传的方式。瞽矇有“掌九德六诗之歌”的能力，亦是将乐师口头传授的诗歌烂熟于心，方可以在需要弦歌的场合运用自如。而经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播的诗歌，它的传授更讲究用以教学的文本的次序性，更突出诗歌的内容、风格及功能的解说，以让瞽矇能够熟谙诗歌的背景及其应用场合。从“风赋比兴雅颂”(17)的排序看，大师教瞽矇首之以“风”，赋诗讽劝周王是瞽矇的一个职能。《国语·周语上》载有“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瞍赋，矇诵”之语，如同史官以所编、所藏典籍规谏天子一样，瞽矇所吟诵歌唱者必是经过乐师精选的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诗篇，这些诗篇的本事及意义已被贵族阶层所熟知，所以通过瞽矇的吟唱弦歌，有提醒警示人心的礼制设计初衷。(18) 从大师教瞽矇六诗的角度看，先秦时期口耳相传是诗歌的一种重要的传播方式。而以简牍等物质载体规范的文本流传形态，流布的范围不广，其多数限于王朝及与王朝有密切关系的诸侯国之间。文本形态的文籍，尤其是周王朝乐官、史官典藏的文籍非常贵重，其流通的范围更为狭窄。(19)其或以单篇或几篇的文本形态被传出王朝，在社会上有一定程度的流传，如清华简《周公之琴舞》，其以单篇的形式流传出王朝，被楚人所收藏。此种以单篇或一类诗歌文献或《雅》或《颂》传播的方式，在西周文献中有所记载，如《国语·周语上》有“周文公之《颂》”(20)、“《颂》曰、《大雅》曰”(21)等语，此暗示着尽管王官已编有结集的诗选集，但诗集并非以集的形式传播，而还是以其中的某一部分在王官中传播，所以其援引之时直接言某《颂》某《雅》。此种情况又同东周称“《诗》曰、《书》曰”者不同，东周时期尤其是春秋之时，被结集的《诗经》被从事外交事务的职官视为“引经据典”必备的经典，从西周的作诗言志过渡至赋《诗》言志，王官所编定的诗选集在外交场合成为一种交流必备的“工具”。诗集在王朝、诸侯国间传播范围的扩大，有利于其形成稳定的、统一的文本形态，以此在口耳相传及对整个诗集文本的吟诵过程中，最后一次被东周专门从事书籍编纂、加工、润色的史官、乐官等人结集，确立其经典的地位，通行于世。又因外交场合需对《诗经》文本烂熟于心以脱口而出，引用之时称“《诗》曰”成为共识，不必再称“某《颂》某《雅》曰”。由此观之，由王官编定的诗选集在春秋时期的赋《诗》言志之中，获得了较为广泛的传播，并成为一种具有交流工具性质的诗歌范本，完成了诗选集经典化的过程。显然，如果没有代表官学的王官的编纂，一部被王朝及诸侯各国公认为“义之府”(22)的诗集的生成实为难事。专门从事文档整理、汇编等工作的相关王官，其具有世代相传的编纂典籍的意识、经验及宝贵的文籍资源，编纂修订书籍是这些王官的职掌所在，结集诗歌自然有着优渥的条件，而此在私学之中却难以实现。《论语·八佾》载：“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23)《礼记·礼运》载：“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24)虽说杞宋保存先祖礼之文献不善、能言两代之礼的贤人不多，但此与孔子身份地位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关系密切。所以孔子适宋，仅仅获得单篇传播于社会上的《坤》《乾》两卦(25)，而殷代筮典《归藏》却无法访寻。孔子无法搜寻到的整本《归藏》却能被王官太卜所保存。所以，从文献传播的形态及王官所掌握的文化资源的优势而言，否定王官编纂典籍如《诗经》的文化首功，而将其删定之功归于孔子，此不符合官学引领私学的文化规律，也不符合先秦经典文献生成的客观规律。
内容摘要：然而从诗教传统及诗集的流播状态，略可判断《诗经》并非是孔子所删定，而从王官对《诗经》文本的结集及修订的情况来看，作为诗歌选集的《诗经》之诗亦并非为孔子所选录。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仅《敬之》一章入选《诗经》，此与诗歌选集的书写载体的形制关系密切，也与西周前期沿袭了殷代颂铭类文本短小的体制相关联，即出于统一颂诗风格的需要而仅录组诗中的一章。二、周代《诗经》的结集及修订从诗教传统及诗集的流播状态，略可判断《诗经》并非是孔子所删定，而从王官对《诗经》文本的结集及修订的情况来看，作为诗歌选集的《诗经》之诗亦并非为孔子所选录。
关键词：诗经;诗歌;王官;文本;琴舞;公之琴;孔子;结集;之诗;选集 作者简介： 二、周代《诗经》的结集及修订 从诗教传统及诗集的流播状态，略可判断《诗经》并非是孔子所删定，而从王官对《诗经》文本的结集及修订的情况来看，作为诗歌选集的《诗经》之诗亦并非为孔子所选录。显然，要论述周代王官对《诗经》之诗的选取、编辑与结集等情况，首先要阐明的是《诗》之诗有何主要来源。 《诗经》之诗，除王、王官等人所创作的诗歌外，还有一个重要来源，即采诗。采诗制亦并不昉于周代。此制度的发生与巡守制度关系密切。《礼记·王制》说：“天子五年一巡守。岁二月东巡守……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郑玄《注》：“天子以海内为家，时一巡守之。五年者，虞夏之制也，周则十二岁一巡守。”(26)《郑志》说：“古者据时而道前代之言，唐虞之礼五载一巡守，夏殷之时天子盖六年一巡守。”(27)此皆认为《王制》所记巡守制度不始于周代，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也证实了此点(28)。而所采之风俗人情之诗，与王官、宫廷之诗风格不同，必有分类，以备职官保存、利用。此关乎中国古代文体分类观念的发生。《诗经》“风”“雅”“颂”分类，即包括了编者文体分类观念。(29)此既是按文辞风格分类，又是按文体功能归类。此还可用音乐文体的分类解之，诗的文辞风格、文体功能与音乐文体互为因果。就“风”而言，风即风俗，风诗或风歌即风俗之诗或歌，其或歌唱男女之间的爱情，或诉说生活的困境，或抨击社会的阴暗。可以看出，风俗的概念殷代早已有之，《商书·伊训》载成汤所言“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敢有殉于货、色，恒于游、畋，时谓淫风；敢有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时谓乱风”(30)，此可略见伊尹之时贵族阶层歌舞的风气。此“三风”即属风俗的一种分类，体现此风俗的诗当属风诗中的一种，其或为贵族百官所自作以供娱乐，或为施乐者所作以娱乐王官。土风不一，诗歌的内容及其以歌舞表演的形式也各异，王者巡狩之际所进行的采集诗歌活动或各地的献诗献乐活动，一个重要的目的在于应商王为核心的贵族的娱乐或彰显王者胸襟之需。风诗直白地展露诗人的内心世界，情节曲折，或由欢喜转为忧伤，又由忧伤转为平和，如《关雎》之类的诗歌，其体现在音乐上也曲折迂回，激荡人心。从历史上看，一个贤明的君主或重振王业的中兴之主，多数愿意了解各诸侯国民众的真正想法，多数希望采集到能反映民众心声的诗歌，那些粉饰太平的诗歌反而不会上达于明主。而恰恰是那些昏庸的君主如周厉王者防民之口，喜听歌功颂德之言，王官及诸国亦不敢采集讽刺之作。从这个角度而言，采诗献诗以及王朝的诗歌创作活动一般集中于贤明君主或中兴之王的统治时期。前文所言五篇《商颂》之诗正创作于商代的明君主政时期，而一些诗歌虽创作于乱世，却被中兴的王朝所采集，如《周南·汝坟》其作于西周王朝衰乱之年，此从其诗的内容可得知，其谓“鲂鱼赪尾，王室如燬”，直指周王室的疲弱状态，从而使为官于朝的“君子”处于朝不保夕、性命堪虞以至于其妻有深深的忧虑。又如《周南·麟之趾》即是一篇赞叹于衰世之际力图辅佐王室振兴的周王朝宗族的诗歌，其云“振振公子”“振振公姓”“振振公族”(31)，揭示了王室宗亲如共伯和、召穆公者对振兴宗周表现出的同心协力的状态。 《诗经》之诗的来源，还与专司或兼职采集诸国、宫廷等地诗歌的采诗者或采诗机构有直接关系。《左传》襄公十四年师旷引《夏书》云：“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此言互见于《尚书·夏书·胤征》，孔安国云：“遒人，宣令之官；木铎，金铃木舌，所以振文教。”(32)杜预云：“遒人，行人之官也；木铎，木舌金铃，徇于路，求歌谣之言。”(33)孔氏、杜氏皆以遒人为王官。此王官的职责在于采集路人之“谤言”，谤言包括街谈巷议、有弹射臧否内容的童谣、“下以风刺上”的民歌等，类如《击壤歌》及《尚书·汤誓》所载夏民之歌“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34)，所以我们认为采诗制度并不始于周代，既然有各地歌谣的采集，就有对这些歌谣的分类与汇编，以便存档，以备利用。 周革殷命，成为天下共主，其在文化建设方面，总结利用殷代留存下来的文化遗产，对殷代诗歌文献的整理、归类与汇编以及选取一些经典的殷诗、周王官所创造的一些诗歌，汇编成集，以应于现实之用。此大致在可信之列，其情形可简述如下。 周代对殷代留存下来的诗歌文籍的初次整理、编纂当始于周成王之世。周公旦组织宫廷王官、诸侯等队伍，因革殷礼而编制周礼，又沿袭旧典籍体制而修编新朝典册。《礼记·明堂位》云：“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35)现代学者的研究认为周公旦未必摄政，此暂且不论，但周公旦组织人员、整理与修编前代留下的典籍的记载当为可信。《礼记·乐记》又说：“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此为清华简《耆夜》周公旦、周武王之诗歌所证实，亦与传世文献相呼应，《墨子·三辩》载：“武王胜殷杀纣，环天下自立以为王，事成功立，无大后患，因先王之乐，又自作乐，命曰《象》。周成王因先王之乐，又自作乐，命曰《驺虞》。”(36)正是在这样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下对殷代留存的诗歌文本按其内容、风格及诗歌功能进行整理、修编。 值得指出的是，在周成王时期，以周公旦为核心的“制礼作乐”活动是以整理汇编殷代留存的典籍为主，而不可能编制出属于有周一代的《诗》《书》《礼》《乐》。因为这些典籍的编制是一个浩大的文化工程，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文化积累过程。从先秦典籍文本形成的情况看，《诗经》《周易》等经典文本的最终生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显然，今本《诗经》所选入的周诗文本的生成年代跨越了西周至东周两个时期，而在今本《诗经》文本生成之前，组成《诗经》的各个文本要件，即《二南》《十三国风》《小雅》《大雅》及《颂》之诗篇，收集并保存在乐官、史官等王官等人那里，并且按类汇编，甚至有一定范围内的结集(37)，比如或将构成《诗经》中的文本要件的两个部分或风雅颂中各一小部分汇集成编。赵逵夫先生称：“《诗经》的第一次结集只收了《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和《小雅》。”(38)此为卓见。而从严格意义上说，只有汇编了风雅颂三种文本的结集，才是《诗经》结集的开始。先秦文化典籍的汇编或结集，主要有三个目的：一是为了收集与保存现有的文献资料(39)，二是为了便于查阅与利用，三是方便乐官、教官等人教学、诵谏之用。文献结集的意识正源于这些现实的需要，如搭建一个以理服人的对话平台，必须有一个双方都承认并熟知的用以言说、称引的文化资源，为方便这些资源的应用，汇编这些资源显得尤为必要。由此可推知，以周公旦为核心的王官队伍为了吸收与利用殷代的文化资源，将殷代留存下来的诗歌，按照风雅颂的类别结集汇编成书实属可信。因为殷商两代教育的体制相互因袭，有一部分乐官也来自旧朝(40)。在“小邦周”初建王业之时，来自殷朝而成为新朝王官的乐官、史官是整理与汇编殷代文籍的主力。他们将殷代之诗歌、历史档案、卜筮文献等文本进行汇编或结集，以便更好地保存与利用殷代宝贵的文化资源。《墨子·贵义》载：“昔者周公旦朝读《书》百篇。”(41)周公旦所读当是汇编了《夏书》《商书》的《书》。筮典《连山》《归藏》也当是在周初整理汇编前代文化遗产之时编缀成书。周公旦之时，《周易》尚未成型，其所用者仍是前代筮典。以周公旦为核心的王官队伍对前代文化遗产的总结和汇编，是中国文化史中的盛事，其或据口耳相传的记闻以及以文本形式记载的文籍，汇编了《虞书》《夏书》《商书》，又编纂《连山》《归藏》，商代的诗歌文献按风雅颂进行的汇编结集也当在其中，此确立了以后周代所编的《诗经》文本的三大要件，为王官有意识地选诗、编诗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西周再次修编、损益周公旦时所汇编的诗歌集子，当在周康王之世。周康王之世，社会安宁，为修《诗》定《乐》提供了良好的外在环境。所以周鉴于两代，对周公旦等人所汇编的经典诗歌集子作了一定程度的修订。《竹书纪年·康王》载“三年定乐歌”(42)，在修订《乐》文本的同时，对诗歌选集也当有所修编。歌唱商王功德的《商颂》大致在此时被王官所删削，而增益《周颂》诗篇。《国语·鲁语下》载闵马父之言谓“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杜预《注》：“郑司农云：‘自考父至孔子，又亡其七篇，故余五耳。’”董增龄《正义》：“《宋世家》：戴公二十九年，周幽王为犬戎所杀。是考父当宣幽之世至敬王三十六年。”(43)可见，正考父之时，《商颂》的留存状态虽已不善，但王官周太师却保存着善本。此事例可解读为《商颂》之诗完本并未亡逸，而是伴随着《周颂》诗歌文本的增入，为保持《诗》文本的轻便及彰显周代统治权威，《商颂》之诗数量渐见删削，而被删削的内容被史官或乐官所保存，成为单独成篇的《商颂》。在周康王时期，论先祖之功、颂先烈之德、告成于神灵的《大雅》《周颂》之诗歌代替了绝大部分商代的雅诗颂诗。周代所作之颂诗，被称为“周颂”，归为《周颂》，在王官重修诗集时列于《商颂》之前，以示“天命在周”，突出周王朝天下共主的最高地位。从《大雅》的内容来看，《文王》《大明》《绵》《思齐》《皇矣》《灵台》《下武》《文王有声》《生民》《公刘》《荡》等诗大致的创作年代为周公旦至周康王之间，其或追忆先祖如后稷公刘者的光辉事迹，或歌颂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的高风亮节及丰功伟绩。而作为向祖先表达缅怀之情、诉说政局困境或告成之诗的《周颂》，其大部分也作于周康王之时。而此时，周代采集的一些风诗亦取代了周公旦时结集的选歌选集中的风诗，以彰显周代的正统之风，《豳风》当在此时被编入诗集当中。值得明确指出的是，周公旦、周康王时所结集的诗集虽然在文本要件与体例上已具备了今本《诗经》的性质，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诗经》诗集，它只是《诗经》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在《诗经》未形成文本定本之前，王官所结集的诗集里的诗歌在各个历史时期有出有入，文本处在不稳定的损益状态。根据六经形成的情形来看，不可能在周公旦或周康王时期就编定一个经典的诗歌选集《诗经》。 在周代，第三、第四次诗歌选集的修订当在周宣王时期。周宣王为中兴之主，经历过惊涛骇浪般的政治风暴，又得周定公、召穆公等人的辅佐，政治风气较周厉王的闭目塞听、防民之口清明甚多。《史记·周本纪》云：“宣王即位，二相辅之，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44)一般而言，诗歌的采集及诗选集内容的修订活动集中于社会安定、君主愿意广览兼听之时，尤其是经历过杜绝言路、不纳百官讽谏的政治危机之后，新的执政者更会倾向于广开言路，秉承明主之作风，此时王官所修订的诗集更重视采编刺怨之作，以保障王官集体的话语权及政治利益，以尽王官的讽谏之职责(45)。所以卫武公所作的讽刺周厉王的《抑》、芮良夫《桑柔》等诗在周宣王之时被编入重修的诗选集，此是王官在宣王初年修订诗集时增入的诗歌。载有周宣王对天倾诉之词的《云汉》(46)至《常武》，则在周宣王末年王官再修诗集之时被录入。周宣王末年王官的修订诗集是西周最后一次较大规模的诗集编纂活动，随后的周幽王时代缺少了修订典籍的客观条件。(47) 由上文的分析可知，用于王官常习、乐官常诵、国子常学的诗歌选集在西周时期基本完成了定本《诗经》中周代雅诗颂诗的文本内容，一些诸如《周南》《召南》《邶》《鄘》《卫》《豳》等《国风》中作于西周的诗歌亦被编选入诗集。周东迁以后，王官所编纂的诗集文本几经修订，并在一定的王官圈子及地域中得以较大程度的流通与使用，被增进了各国风诗的诗集，经过春秋时代特定人群特定地区的传播，渐渐完成了经典化的过程，至季札适鲁观周乐之时，今本《诗经》的文本已基本定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