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陆续推出了《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古小说论概观》《近代文学批评史》《原人论》《文心雕龙汇评》《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七卷本)、《中国历代文论选新编》《中国分体文学学史》等一系列。接着，我又沿着先辈老师的路继续走下去，与研究室的同仁一起搞出《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史》《中国分体文学学史》及新编《中国历代文论选新编》，到最近完成“马工程”《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的编写工作，始终围绕着“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一学科转。李：《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中国分体文学学史》两部大著总结学术史、探讨研究史，工程浩大，功德无量，必将泽被后世!
关键词：研究;中国;小说;文学理论;批评;古代文学;整理;先生;学术;文学史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黄霖，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桂奎(1967- )，男，山东临沂人，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题记：黄霖(1942—)，男，上海嘉定人，曾任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现任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五十多年来，他除了对《金瓶梅》等中国古代小说深有研究之外，还秉承复旦大学中国文论史研究的优良传统，陆续推出了《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古小说论概观》《近代文学批评史》《原人论》《文心雕龙汇评》《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七卷本)、《中国历代文论选新编》《中国分体文学学史》等一系列成果，参与“七五”国家社科重点项目《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主持“八五”国家社科重点项目《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九五”国家社科重点项目《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近来又作为“马工程”首席专家完成了《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作为首席专家斩获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民国话体文学批评文献整理与研究”。在中国文论史研究方面，先生既硕果累累，又新花绽放。他是如何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地一路走来的?又是如何在复旦大学既有传统基础上承前启后的?下一步他还将有哪些创造?围绕这些问题，笔者最近特约先生进行了一次专题访谈。 李桂奎(以下简称“李”)：先生，今天难得邀请您坐下来专门谈一谈您在“中国文论史”研究方面的治学之道。知您事务繁忙，我们就直接进入正题吧。首先请您介绍一下您在这一领域中研究的大致情况。时至今日，您如何估量“中国文论史”研究在您学术生涯中的分量? 黄霖(以下简称“黄”)：五十多年来，学习与研究“中国文论史”一直是我生活的中心。1964年大学毕业前后，正是“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一门学科自独立以来学界真正自觉地关注文学理论民族化的时候，一时成为一门非常热门的学科。复旦大学又是研究中国文论史的重镇，当时拥有郭绍虞、朱东润、陈子展、刘大杰、赵景深先生等一些大家。于是我便决定报考“中国文学批评史”方向的研究生，师从朱东润先生学习。毕业后，经过了十年的折腾，终于在1978年重返复旦大学，被分配在新成立的“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中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室”工作，从事编写三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的“小说批评”部分。接着，在王运熙先生、顾易生先生主持下从事《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的编写。后来，王运熙先生命我与他一起主持《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的编写工作。接着，我又沿着先辈老师的路继续走下去，与研究室的同仁一起搞出《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史》《中国分体文学学史》及新编《中国历代文论选新编》，到最近完成“马工程”《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的编写工作，始终围绕着“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一学科转。中间，搞《三国》《水浒》等小说特别是《金瓶梅》的研究，那实际上都是由搞小说批评史而延伸出去的工作。在一些小说的研究中，我做了不少有关作者、批评家、版本等方面的文献考证工作，最终大都是为批评史研究服务的。所以，当有人介绍说我是“搞《金瓶梅》的专家”的时候，我总会纠正说，搞《金瓶梅》是我业余的业余。五十多年来，中国文论史的学习与研究才是我最主要的本职工作，是我学术生命的核心所在。 李：众所周知，“中国文学批评史”是复旦大学居国内一流的强势学科，基础雄厚，力量强大。您刚才说了，先有郭绍虞、朱东润等先生引领风气，开辟阵地；继而有王运熙、顾易生两先生开疆拓土，把这一学科建设推向了一个新高度。待您领军后，是如何身体力行地继续发扬光大、拓展局面的?
内容摘要：陆续推出了《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古小说论概观》《近代文学批评史》《原人论》《文心雕龙汇评》《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七卷本)、《中国历代文论选新编》《中国分体文学学史》等一系列。接着，我又沿着先辈老师的路继续走下去，与研究室的同仁一起搞出《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史》《中国分体文学学史》及新编《中国历代文论选新编》，到最近完成“马工程”《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的编写工作，始终围绕着“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一学科转。李：《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中国分体文学学史》两部大著总结学术史、探讨研究史，工程浩大，功德无量，必将泽被后世!
关键词：研究;中国;小说;文学理论;批评;古代文学;整理;先生;学术;文学史 作者简介： 黄：说起来，我的学力与格局都远不能与前辈老师相比，只是在他们的言传身教下，形成这样一种理念：做学问，不论在材料上，还是在方法上、观点上，都要脚踏实地地去努力发掘一些新的有价值的东西。或者说，就是立志要做一些前人没有做过甚至没有想过，或者比较容易忽视而又有意义的工作。当年，我参与王运熙、顾易生两先生主编的三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编写，受命执笔“小说批评”部分的时候，小说理论批评正是前人研究忽视的薄弱环节。那个时候，人们一提古代文论，往往只讲诗论、文论、词论，再就是曲论。对于小说论，人们只关注过屈指可数的几个小说批评家，发表过零星的几篇论文。在早些年的文学批评史著作中，只有东润师与方孝岳先生写到了金圣叹。到20世纪60年代，当郭绍虞先生主编三卷本《中国历代文论选》时，由刘大杰先生负责选入了为数不多的几篇关于小说理论的文章。“文革”以后，郭绍虞先生在四卷本《中国历代文论选》中虽然增加收录了一些关于小说理论的文章，但与诗、文理论相比，还是极不成比例的。因此，我当时就意识到要搞好小说批评，就必须下决心从基础做起，先要全面地收集、整理中国古代小说论的原始资料。那段时间几乎天天泡在图书馆里，花了大约五六年的工夫，遍翻了各类小说，以及笔记、文集、杂著与近代期刊等，从中选录了历代有关小说理论的专论、序跋、笔记、评点乃至诗歌等凡210种，先后汇辑成了《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下两册，且每篇加以注释、解说。其中的许多资料，比如赵令畤的《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刘辰翁的《世说新语眉批》、周桂笙的《歇洛克复生侦探案弁言》等等，都是我初次发掘出来而后才受到研究者关注的。在书稿整理和出版过程中，得到陈俊山、韩同文等研究生时代的同学大力帮助，方得以顺利问世。到现在，这些材料大家都已熟悉，但在当时，学界都是感到比较新鲜的。这项工作不仅仅为我的批评史论著写作夯实了基础，而且对一时兴起的小说理论批评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 李：您当时能够从小说理论研究入手，且努力发掘新资料，的确有拓荒之功。您的成功经验也说明，做学问既要立志高远，又要别具慧眼，还少不了友人帮助等关键因素。请问，您当年获得如此成就的基础是什么?您是如何找到突破口的? 黄：我在编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小说批评”部分及选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时，尽管心中有一条“史”的线，但我还是找了一个重点，找了一个突破口。这个突破口就是《水浒传》与金圣叹。早在大学时代、特别是“文革”后期那场评《水浒》运动中，我就关注过《水浒》的评点本与金圣叹。从金圣叹在清初被杀头，到民国革命时候，再到“五四”前后，后到新中国成立，乃至“文革”年代，在不同的时期，人们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反反复复地把他置于争论的风口浪尖上。当时“文革”刚结束，一顶“封建反动文人”的帽子还牢牢地戴在他头上。如何客观、公允地评价金圣叹?不但对他一个人，而且对如何正确评价整个古代的小说家、批评家都有重要参考意义。因此，我花了较多的工夫去弄清他生活的经历、矛盾的思想、文学的创作与文论的观点，力求在批评史中对他的文论思想做一个比较公允的评价。我曾经说过，我的治学是“两金起家”的，其中的一“金”是“奇书”《金瓶梅》，另一“金”就是“怪杰”金圣叹。在这基础上，我通过对罗烨、吴承恩、谢肇淛、李贽、叶昼、冯梦龙、金圣叹、毛宗岗、张道深、曹雪芹、脂砚斋、闲斋老人、梁启超、吴沃尧、徐念慈、王国维、王钟麒、黄人、林纾、管达如、吕思勉等人的小说理论进行分析，将个案专论与宏观梳理相结合，努力钩稽出历史的脉络，从而第一次较为完整、系统地描述了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发展的历史进程，较好地完成了王运熙、顾易生两位老师交给我的任务。 李：看来，您在治学方法上一开始就注意文献整理和理论探讨双管齐下的。资料汇编等文献整理夯实了您的学术基础，史著编纂练就了您的学术功力。您认为在小说理论研究领域立足之后，接下去您攀登的又一个学术高地是什么? 黄：接下来也谈不上登什么高地，只是转移了一个阵地。我搞小说理论资料的整理及小说批评史的构建，只是起步早，稍得了一点风气之先，占了些便宜，所以一时还产生了一点影响，得到了学界的好评，但现在看来还是十分粗糙简陋的。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搞小说理论批评的人多了，也出版了不少“中国小说批评史”方面的论著，一时间显得颇为热闹。这边热闹起来了，我却转移了研究阵地。其机缘是当时王运熙、顾易生先生成功申报了“七五”国家重点项目《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当时似乎是刚开始搞社科项目，大家特别重视，我奉命撰写《近代文学批评史》。本来，我在读大学时，在章培恒先生的引导下，对近代文学也是很感兴趣的。即使在“文革”十年晃荡时，也偷空对龚自珍等一些作家花了些工夫。虽然前人对于近代文学批评的研究有几本史著，但都比较简略，所用的材料也大多是习见的，因而总体比较薄弱。所以我想，要搞好它，也必须像搞小说理论批评一样从头做起，从基本的材料搜集做起，力求在材料的新鲜性、第一性上能对前人有所超越。另外，必须要放宽眼光，对各种文体各类作家都要照顾到，不要一提起近代文学，就只是“四大谴责小说”、梁启超“文学界革命”什么的，而对桐城派、宋诗派等一笔带过。我的《近代文学批评史》推出了许多“生面孔”，乃至还第一次在批评史中设了“中国文学史学”这一专章，写了张维屏、刘熙载、平步青、林传甲、刘师培、黄人等文学史学家。而更重要的是，我想写“史”，心中一定要有一根基本的标尺去评判各种人物、著作与文学现象。借用金圣叹的话来说，要有一根“草蛇灰线”，而不是漫无拘束地去编一本关于作家作品的论文集。根据中国近代的实际情况，我想只能以是否适应和推动文学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作为基本的评判标尺。有的人尽管在政治上是进步的、革命的，名气很大，但他的文学观基本上与近代化是不合拍的；而相反，有的人尽管后来在政治上落伍了，走向了保守甚至反动，但他曾经在文学近代化的进程中添过砖加过瓦，对这些不同的人都要尽力去做实事求是的评判，将他们放在一部“史”的适当的位置上。事实上，中国的近代化、现代化不但是一个新旧通变的过程，又是一个中西交融的过程。过分强调西化，是甲午战争失败以来民族自尊性跌落的一种痼疾。如何实事求是地估价西方理论的价值与影响?如何关注悠久、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学传统对西学的扬弃、消化与改造?也是使一部近代文学批评史能显示自己个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尽管我在《近代文学批评史》的卷首说过，希望“以涵盖全面、观点平允、材料信实、表达清晰为目标，力求在中国近代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中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但现在看来还是有许多不足与问题的，所以我一直想找时间重新修订。这本书之所以一时得到学界的认可，我想倒不在于人家说的“博赡宏通”，也不在于“第一次全面地构建了中国近代文学批评的体系”，而在于这本书还是有点个性的，是有“我”在的。那时我的一些基本的信念，以后还是一直坚持着的。 李：您的这段学术经历告诉我们，学术研究既要讲公理，但也必须有个性，即“有我”。除了不随人后之外，还要有独到的眼光，有“不从众”的识见，有特立独行的信念。这在您参与《中国文学批评史》三卷本和《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七卷本的编写过程中都有很好的体现。这些任务完成后，您是如何继续推进您的研究的?您的《原人论》有何重大创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