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典论·论文》的文体学意义在于：气成文则化为体，在此意义上文体即风格，文类的风格应该是古代文体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有学者认为应将风格研究与文体学脱钩，其实理解了曹丕关于“气”与“体”的论述，我们就能理解文体本身是气的化身，体即风格，进而明白古人为何将各种风格称之为“体”。二)文体学的风格研究应侧重文类风格而非个别篇章风格曹丕所说的“体”并不是泛指文章的个别之“体”，而是专指文类之“体”。63)这与中国古代文体学的研究取向不太一样，像孔融体气高妙，他的论体文应该是很有个性风格的，但却受到文类之体的排斥，所以古代文体学研究应侧重文类风格研究而不是个别篇章风格研究。
关键词：曹丕;之气;齐气;风格;典论;文类;清浊;文体学;研究;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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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典论·论文》论及“气”“文”“体”三个重要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其核心是“气”“体”适应论。曹丕所谈之气并非“文之气”，而是“人之气”。“齐气”是受齐地理因素影响产生的“人之气”，有自高的心理特质，其本质与“高气”相符；“气”是“文”的主导，“体”是文之气貌风格，即现今所说的“文中之气”的表现状态；作家之气若与约定俗成的文类之体不相适应，则会导致文章不合体的缺陷。由“气”“体”适应论的论证逻辑可知，“气之清浊”无高下之分。《典论·论文》的文体学意义在于：气成文则化为体，在此意义上文体即风格，文类的风格应该是古代文体学研究的核心内容。 关 键 词：《典论·论文》/气/体/文气 作者简介：潘华，广东药科大学人文社科部讲师，发表过论文《“文笔之辨”与刘勰的文笔观》等。 曹丕《典论·论文》①中的“文以气为主”，被归结为“文气说”的源头，几无异议。但关于《典论·论文》中的“气”如何理解，至今仍争论不休，“文以气为主”与“文气说”理论的内容差距也颇大。在中国古代文论“天之气”—“人之气”—“文之气”的演化过程中，曹丕作为早期关于“气”的重要论述者，其所谈的“气”，本质上是“人之气”。这种气禀承于“天之气”，却不是“文之气”，将其关于“气”“文”关系的论述笼统归结为“文气说”并引申至“文中之气”，并不符合曹丕原意。“真正在写作上建立了‘文气’说的是韩愈。”②这种说法虽有待进一步论证，但已经明显意识到曹丕的“文以气为主”与后世“文气说”的差距。目前，学界在深挖《典论·论文》所谓“文气说”的意义时，大都忽视了文章的原旨是“批评文人相轻”，更忽略了曹丕在论述原旨时的独特文学贡献——“气”“体”适应论，因而无法准确评价其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及文体学史上的重要作用与地位。 本文试图从曹丕所论之“气”的本质入手，对其作出“专指人之气”的定性，进而对学界长期争论的“齐气”“气之清浊”等概念的内涵作出辨正。同时分析“气”“文”“体”的内涵与关系，引出曹丕《典论·论文》的论证重点——“气”“体”适应论，揭示长期被学界认识不清的“体”的主要内涵，进一步明确文类的风格是古代文体学研究的核心内容。 一 “气”专指“人之气” (一)“人之气”与“文之气”的争论 《典论·论文》里谈及的“气”，到底是作家之气还是作品之气，长期都有争论。“关于‘气’的涵义，解放前后出版的各种文学批评史、文学史，解说每每不同：或曰气势、曰声调、曰音律、曰语气；或曰才气、曰才性、曰才情、曰性格、曰个性、曰风格。凡此种种，各是其是。但总的来说不外两大类。‘语气’以上四种，皆从作品的语言着眼，为第一类；‘才气’以下六种，均就作家的素质而言，为第二类。”③ 当今主要有三种看法：一是认为指作家之气即“人之气”。如“气有清浊，虽父兄子弟，不能相移，此实指‘才性’言之，为后世阳刚、阴柔之说所本，与唐宋人之以‘语势’为‘文气’者不同。”④“然子桓之所谓气，指才性而言，与韩愈所谓文气者殊异。”⑤“‘气’是什么?是指作者的才性。”⑥“气，气质，此指人所具有的素质。”⑦“曹丕所说的‘气’，当指人的气质、禀赋，‘文以气为主’，这就是将作家的气质、禀性，视为文的风格面貌的决定性因素。”⑧ 二是认为“人之气”与“文之气”兼而有之。如“曹丕的‘气’是兼统人与文而言之”⑨，“这里所谓‘气’，是指作家、作品给人的一种总体印象、感受，也就是指作家、作品的总体风貌，类似于今日所谓风格”⑩，“从作家而言，主要当指气质，表现在作品中，即是风格”(11)。 三是认为“气”分指“人之气”或“文之气”。对于曹丕文中不同地方提及的“气”，在具体解释时分歧较大，甚至不无对立。如郭绍虞先生认为，“文以气为主”的“气”是指才气，“徐幹时有齐气”“公幹有逸气”的“气”是指语气(12)。罗根泽先生说：“‘文以气为主’之‘气’，及‘徐幹有齐气’，‘公幹有逸气’之‘气’，皆指文章的气势声调而言。‘气之清浊有体’，及‘孔融体气高妙’之‘气’则指先天的才气及体气而言。”(13)罗宗强先生说：“‘文以气为主’的气，是指表现在文章中的气，即文气。而‘气之清浊有体’的气，则是指作者的气。”(14)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曹丕所说的“气”兼指作家之气与作品之气。然而笔者认同第一种观点，即曹丕所谈之“气”专指“人之气”。 (二)“气”专指“人之气”的理论依据 要准确理解曹丕“文以气为主”此句的内涵，首先要弄清“主”字的意思。“主”在此处并非“主要”之义，而应理解为“主宰”，故这句话并非说“气”是文章的主要内容或形式，而是强调“气”对文起决定性的作用。古时此类说法颇多，如“心主脉，肺主皮，肝主筋，脾主肉，肾主骨，是谓五主”(15)。因此这里的“文”与“气”是两个概念，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气”是“文”的主导，决定“文”的产生，而“文”是“气”的衍生物。如果“主”理解成“主要”，则“气”变成“文”的附属物，降格成“文”中的“气”，这与曹丕强调“气”的重要性、可贵性的原意不符，并且割裂了与后一句“气之清浊有体”中的“气”含义的一致性，造成“人之气”与“文之气”的混淆。曹丕文中之“气”实专指作家之气，并非作品之气。为免歧义，曹丕“气”论的准确表述应为“气主文说”而非“文气说”。 古人常用人体来比喻文体，“气”与“文”的关系也可从“气”与“人”的角度来参照考量。在古人观念中，人体由气生成，而文体也是气化而来。管子云：“气者，身之充也。”(16)其实气并不只是充盈身体这么简单，它是人的母体。“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黄帝内经》，第55页)从某种意义来说，人以气为主。天地之气孕育生成万物，也包括人，气充斥于人体内外，人体的器官、血肉、皮肤都是气的化身，它们各有名称却不笼统地称为气。天地之气独立于人体之外，它创造人、主导人，却并未成为人体的部分。由此推之，在曹丕的观念中，气创造了文，打上了作家的印记，是高于文且有自主独立性的；气生成文后概念已换，整个文都是气的化身。由“气之清浊有体”可知，“气”有“清”和“浊”两种基本体态，在文中则演化成各种风格之“文体”。《文心雕龙·时序》云：“因谈余气，流成文体。”(17)这说明作家之气向文体的流变，表明“体”是“气”在文中的风格展现。需要注意的是，气成文后在文内不再称“气”，而是形成各种风格之“体”；“体”是“文中之气”的表现状态，“气”与“体”之间有着天然的顺承关系。 (三)“虽在父兄，不能移子弟”的启示 《典论·论文》在谈“气”时，有“虽在父兄，不能移子弟”的表述，这历来被人批评。“曹丕是没有顾及作者后天的学养及其所遭逢的时空环境对作品的影响，而将作品的好坏全然决之于作者天生的才力；这就与王充的性命论一样，流于才质主义之命定主义了。”(18)曹丕的“气”论是否科学固然是见仁见智，但这句表述的确透露出曹丕所论之“气”属于“人之气”而非“文之气”的天机。 这句话表明“气”不可传习，连遗传都不可能，更不用说学习了。曹丕深受中国古代气论哲学影响，在先天气论者的眼光中，“人禀气而生，含气而长”(19)。这种“气”来自于天地，决定了人的形体和性情，是受“天之气”影响的“人之气”，具有先天不可转移的性质。这与后世“文气说”的“文之气”有重大区别，“文气说”论者注重文章的传习，“文中之气”是可以学习和模仿的，因为文章本来就是学习的模板。 古代“文气说”论者喜欢把孟子奉为鼻祖，如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提及孟子的“浩然之气”，却不提曹丕，因为孟子与曹丕两人所论之气不是同一路数。苏辙“养气为文”的观点与曹丕“虽在父兄，不能移子弟”的观点是根本对立的，若按曹丕的观点，苏辙不必通过后天的学习来养气，更不必求见韩太尉了。孟子之气是伦理道德精神之气，这种气是可通过后天的教育学习来培养的，而曹丕之气不可遗传，无须学习，禀受于天，与体质生理相关。刘勰论气与曹丕一脉相承，他的“养气说”更多的是表现作家的“养生”。王锺陵先生指出：“如果说刘勰的‘养气’说是建立在宋、尹、王充‘精气’说的基础上的，那么以韩愈为代表的古文家的‘养气’说则是建立在孟子这种‘知言养气’说的基础上的。”(20)从不可传习这一点来看，曹丕、刘勰所谈之气具有更强的作家个人属性，文之“体”可学，人之“气”是先天不可转移的。 (四)“体气高妙”“逸气”为“人之气”旁证 《典论·论文》中谈及“孔融体气高妙”，这句话易令人将“体气”误解为“文体、作品之气”。若“体气高妙”指的是孔融所作文章之气高妙，那么何以紧接着说其“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以至乎杂以嘲戏”?实际上“体气高妙”是指孔融个人的气质高妙。“魏晋时期，‘清浊’并不仅仅是‘才气’意义上的概念，同时也是‘体气’，是人的身体、心性的整体存在。”(21)“气性不均，则于体不同。”(《论衡》，第23页)可见天性之气存在于人的身体之中。史称孔融“又天性气爽，颇推平生之意”(22)，这是他体气高妙的天性表现。“气”与人的身体相关，还可从曹丕《与吴质书》中看出：“仲宣续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23)“‘体弱’即气弱，缺少阳刚之气，情意伤感，不能振起其文。”(24)因此，“体气高妙”是孔融“人之气”的独特体现。 “逸气”也是“人之气”的一种表现。“公幹有逸气，但未道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汉魏六朝文选》，第255页)前半句评人，说公幹有逸气但未遒；后半句评诗，指出公幹有部分好的五言诗有妙绝之处，这就说出了作家之气对作品的影响。《文心雕龙·体性》评述云“公幹气褊，故言壮而情骇”，也是前半句评人，后半句评诗，写出“气”对诗的影响效果。文句中的“气”指“人之气”，气与人连接紧密，而在评品作品时却并未出现“气”字，“言”“情”的状态才是诗的体现。 (五)时人对“气”的认识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学自觉的时代，时代的变迁使作家向重气的方向转变，“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相如巧为形似之言，班固长于情理之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25)。刘勰关于“气”的论述是对曹丕气论的继承和发展，明显具有“人之气”的特征，如《文心雕龙·养气》云：“是以吐纳文艺，务在节宣：清和其心，调畅其气；烦而即舍，勿使壅滞。”这是专指作家静心养气，与作品之气无涉。锺嵘评刘桢“仗气爱奇”“气过其文”(26)。这里的“气”是评人的，“气”与“文”并提甚至超过“文”，明显不是文中之气。 随着诗文品评的兴盛，从作品角度看待“文之气”的言论渐多，但早期并未直接出现“文气”一词，其中的“气骨”“气格”一类词汇，因古人在诗文评价时常常将诗与人联系起来品评，故评论者所言之“气”多半与对诗人的评价有关。但气论由“人之气”向“文之气”渗透已是不争的事实。曹丕的气论虽然立足于“人之气”，但得到引申并对后世有启发意义。“在《典论·论文》中曹丕提出‘文以气为主’的命题，即是从分析创作主体所禀之‘气’入手的。尽管学术界对其中的‘气’存在着不同的理解，但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曹丕虽然仅仅是从文本的层面上分析作家的气质、才性对作品风格的影响，但‘文以气为主’的命题却启发了后来的文论家把这一问题的研究推向深入。”(27)虽然如此，“气”在文学观念的发展过程中，“以人为本”的特点并未改变，即使是谈论“文之气”，也是以人的思想意识、才能性情为主导的。曹顺庆先生发现了文气说的基本内核，有助于我们认识“气”的本质：“若对‘文气’加以仔细辨析，我们不难发现‘文气说’有一个基本的内核，即：它主要是指作家的内在禀赋，是指作家从体格元气到精神、气质、情感与性格的总和，是作家在精神活动和实践活动中表露出来的心理生理与行为方式特征的总和。”(28)
内容摘要：《典论·论文》的文体学意义在于：气成文则化为体，在此意义上文体即风格，文类的风格应该是古代文体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有学者认为应将风格研究与文体学脱钩，其实理解了曹丕关于“气”与“体”的论述，我们就能理解文体本身是气的化身，体即风格，进而明白古人为何将各种风格称之为“体”。二)文体学的风格研究应侧重文类风格而非个别篇章风格曹丕所说的“体”并不是泛指文章的个别之“体”，而是专指文类之“体”。63)这与中国古代文体学的研究取向不太一样，像孔融体气高妙，他的论体文应该是很有个性风格的，但却受到文类之体的排斥，所以古代文体学研究应侧重文类风格研究而不是个别篇章风格研究。
关键词：曹丕;之气;齐气;风格;典论;文类;清浊;文体学;研究;适应 作者简介： 二 “齐气”辨正 (一)关于“齐气”的争论 对《典论·论文》中的“齐气”如何理解，基于对唐代李善注解的质疑与维护，各类观点百家争鸣，颇为壮观。立足于“气”乃禀承于天地的“人之气”的观点，我们可为“齐气”作出辨正。各类主要观点如下： 第一，唐代李善为“齐气”作注：“言齐俗文体舒缓，而徐幹亦有斯累。《汉书·地理志》曰：‘故《齐诗》曰：“子之还兮，遭我乎峱之间兮。”此亦舒缓之体也。’”(29)《文心雕龙》有引用曹丕此语，范文澜先生在为其作注时认为：“徐幹为人恬淡优柔，性近舒缓，故曰时有齐气。”(30)刘文典先生反对“舒缓说”，认为“李注、翰注并以‘齐俗文体舒缓’释之，亦是望文生义，曲为之解耳”(31)。郭绍虞先生列举众多证据维护“舒缓说”，“这都是说舒缓是齐地特殊的风俗习惯。是齐气为舒缓的铁证”(32)。王运熙先生亦同意“舒缓说”：“譬如徐幹是齐地人，汉代齐地士人，因受土风影响，其性格比较舒缓(见《汉书·地理志》)，徐幹的文章也带有这种舒缓之风，这就叫齐气。”(33) 第二，范宁先生质疑李善的注，认为“齐气”为“高气”之误。其撰文称：“徐坚《初学记》卷二十一引魏文帝《典论》云：‘王粲长于辞赋，徐幹时有高气，然粲匹也。’我以为‘齐气’当作‘高气’。”(34) 第三，范子烨先生认为“齐气”是“逸气”之误，而且“然粲之匹也”应为“然非粲匹也”。“总之，《典论·论文》的原初文本应当是：‘王粲长于辞赋，徐幹时有逸气，然非粲匹也。’”(35)他参考了诸多“逸”字版本的文献，其中最有分量的是《三国志·王粲传》裴注引《典论》的句子(36)。 第四，王梦鸥先生提出“齐”就是“斋”(37)。李长青先生认为：“‘齐气’即‘斋气’，即严肃、庄重之气，而非善注所谓‘齐地文体舒缓’。”(38) 第五，黄晓令先生说：“笔者认为齐气即齐一之气、平平之气，略近于今天所说的‘俗气’。”(39) 第六，曹毓生先生根据朱自清先生曾用“隐”作为齐气特征评论荀子、屈原的辞赋，认为“此处的‘齐气’以解作‘谐隐’为宜”(40)。 第七，《礼记》云：“明乎齐之音者，见利而让也。”(41)曹道衡先生据此认为：“以《礼记·乐记》之‘齐’，释‘齐气’之‘齐’，似较‘舒缓’或‘俗气’稍近，因为至少从徐幹的为人方面还可以找到一些旁证。”(42) 第八，宇文所安先生认为：“‘齐气’不过指‘在气上相当’，也就是说，与王粲相当。这个解释有简洁之美，而且它也照应了《论文》前文中的‘齐足’和后文的‘引气不齐’。”(43) 第九，李华年先生认为齐气“实指人之仪态，不关文体”(44)。后又将“时有齐气”与刘勰所论“时逢壮采”相联系，认为“伟长辞赋在夸饰得当时，得‘壮采’之美，夸饰过分时，获‘齐气’之讥”(45)。 第十，跃进先生从齐文化的角度出发，对齐地、齐人、齐文、齐俗、齐学等多方面与“齐气”可能有关的文献进行钩沉，指出：“齐俗以‘舒缓’为核心，齐人充满自负心理，齐地强调融通意识。”(46) (二)“气专指人之气”基础上的“齐气”辨正 通观以上十种关于“齐气”的解释，可作以下分类，第一种李善注提出的“舒缓说”，建立基础是齐地风俗，是较权威的古代版本的注解，以下各种解释都是对它的质疑或补充。第二、三、四种解释是对“齐”字版本提出的质疑，认为“齐”字可能有误，第五至十种解释是认可“齐气”的文字版本，但对“齐”字的字义和内涵解释有差别。 在上文论述“气专指人之气”的基础上，我们可对十种“齐气”的解释进行辨正。第四至第六种解释，不管是将“齐气”解释成严肃之气、俗气还是谐隐风格，都是从文体风格角度去解读的，没有体现出作家的“人之气”本质，所以可以排除。曹道衡先生从“见利而让”的道德礼仪角度去解读，本文此前已论述曹丕所谈之气出自天然，不含伦理道德成分，所以此说并不充分。宇文所安先生认为“齐”是“相当之意”，仅表明徐幹与王粲气质相当，这令“齐气”变成一个没有具体内涵的名词，而前面也未提王粲是什么气。《文心雕龙·风骨》将“齐气”与“逸气”“体气高妙”等相提并论，明显“齐气”是有具体内涵的，所以此说也可排除。李华年先生看到“时有齐气”与“时逢壮采”可能有关系，此说有较大参考价值。跃进先生从齐文化角度入手，各类相关材料罗列周全，对我们正确理解“齐气”奠定了深厚的文献基础。 范子烨先生的说法需要仔细甄别。诸多“逸气”版本文献的出现的确构成了对“齐气”版本的挑战，但由于“逸气”的褒义性质，使其与“然”字的转折含义发生矛盾，因此后一句到底是“然粲之匹也”还是“然非粲匹也”，也产生巨大的分歧。若按范子烨先生引《三国志》注的说法，是“然非粲匹也”，就使王粲与徐幹有了高下之分，这与《典论·论文》批评文人相轻的主旨不同，扭曲了曹丕原意。而且后文曹丕分别赞颂两人，各列举他们四篇文章，明显是两人相匹之意。另外若按“逸气”版本，“徐幹时有逸气”与“公幹有逸气”有冲突，何以区分两人的“逸气”?故此说暂且存疑。 范宁先生用“高气”质疑“齐气”，其实李善所注“齐气”与“高气”本质相同，可以合二为一去理解。仔细审察李善的注语“言齐俗文体舒缓”，我们发现他并没直接解释“齐气”，而是从风俗和文体角度解读“齐气”，即认为“齐气”产生了一种舒缓的文体。李善注中引《汉书·地理志》对齐诗的看法，“此亦其舒缓之体也”，他只是认为舒缓是齐地诗歌的一种文体表现。这种侧面的补充解释有一定缺陷，没有直接从“人之气”的角度点出“齐气”的实质。《汉书·朱博传》说：“齐郡舒缓养名。”颜师古注：“言齐人之俗，其性迟缓，多自高大以养名声。”(47)可看出“齐气”影响下的齐人性情有两方面表现，一是迟缓，二是自我高大，这正是李善注的“齐气”与另一版本“高气”的表现。这两种表现是可以合而为一的，并不矛盾。《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公子札观周礼：“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服虔注：“泱泱，舒缓深远，有太和之意。”(48)泱泱是舒缓的表现，在心理上也是一种自高的表现，体现泱泱大国的自尊自大的风尚。自高是“齐气”的一种内在心理特质，舒缓是“齐气”的一种外在表现，舒缓是“体”而不是“气”，“齐气”的实质正是“高气”，刘勰对徐幹“时逢壮采”的评价也透露出“齐气”的自高特性。从“虽在父兄，不可移子弟”可知，徐幹的“齐气”不可能从齐风俗和文体中获得传导，而是直接来源于齐地的山川地貌。从李善对地理的重视，可知“齐气”是受齐地的地理风土影响而产生的一种天性之气，这与曹丕的先天气论吻合。《论衡·率性》云：“楚、越之人，处庄、岳之间，经历岁月，变为舒缓，风俗移也。故曰：齐舒缓。”(《论衡》，第27页)这为“齐气”的地理来源作出了说明。从山川地理角度来论述作家才性，这并非是孤证，《文心雕龙·物色》也提出“江山之助”的说法。跃进先生说：“齐俗以‘舒缓’为核心，齐人充满自负心理。”(49)这两点概括了齐气的两方面特性。综上所述，“齐气”就是受齐山川地理影响而产生的“人之气”，与“高气”相符，是一种处优独尊的自高的心理气质，使当地民俗和文体产生雍容自信的舒缓风格。 要确认“齐气”是体现在徐幹身上的“人之气”，还应对“时有齐气”的“时”字作出正确理解。“时”字不应作“偶尔”“有时”理解，而应解释为“时时”“时常”，这样就能认清“齐气”就是徐幹天性之气，不是时有时无的，也不是偶尔体现在其作品中的“文之气”。这点可以跟刘勰评论徐幹的“伟长博通，时逢壮采”中的“时”作比较。刘勰是称赞徐幹，“时”作“时常”解时，才与称赞之义相称，若解作“有时”，表明“逢壮采”的时候少，反而成了贬义，与刘勰原意不符。《典论·论文》中说“徐幹时有齐气”，后面又用“然”字作转折，似乎看出曹丕对“齐气”并不喜欢。李善注中提到“徐幹亦有斯累”，明显认为“齐气”不好。黄侃先生猜测：“文帝《论文》主于遒健，故以齐气为嫌。”(50)其实“齐气”作为一种天性之气，本身并无好坏之分，曹丕在文中对此是作客观评价的，说明“气”有优点也有缺点，没有绝对的好“气”或坏“气”。如孔融“体气高妙”却“不能持论”，“公幹有逸气”却“未遒”，其他如“和而不壮”等都是中性评价，“徐幹时有齐气”却能“与粲匹”。但曹丕对“齐气”还是稍作贬低的，在认清“齐气”的真正意义后，可知原因不在于“齐气”本身不好，而在于“齐气”与曹丕的“文人不必相轻”的观念不符，因为“齐气”自高的状态容易产生轻视他人的想法。“幹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可惜这四部作品都已失传。曹丕又说：“然于他文，未能称是。”故我们仍能通过《齐都赋》《序征赋》这些未获曹丕认可的作品去认识“齐气”对文章风格的影响以及曹丕嫌恶它的原因。《齐都赋》称：“齐国，实坤德之膏腴，而神州之奥府。”(51)描述齐国山川物产，王宫仪仗，极尽夸耀之能事，这正是“齐气”自高性质在文中的风格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