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其《遂初堂书目》是现存第一本著录版本的目录学著作，其所刻李善注《文选》在《文选》版本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在综合研究尤袤现存若干序跋、题辞、书信，以及《遂初堂书目》、尤袤本《文选》之后，发现尤袤在文献学领域有诸多值得关注的地方，包括重视古籍的版本问题，注重保存本朝历史资料问题，校勘时广罗众本、谨慎为之，疑则阙之，不敢轻改等。清代更加注重版本，尤其是宋元版，钱谦益《绛云楼书目》偶注版本，季振宜《季沧苇藏书目》、钱曾《述古堂书目》“卷首均别为宋板书目”④，徐乾学《传是楼宋元本书目》更直接以板本命名。我们能够看到更多的《文选》版本，如日本所藏《唐钞文选集注汇存》(下简称集注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我国台湾省故宫博物院所藏北宋国子监本以及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尤袤本《文选》等。
关键词：文选;版本;校勘;书目;底本;山海经;著录;李善;古籍;文献学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尤袤是南宋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也是一位卓越的藏书家、文献学家。其《遂初堂书目》是现存第一本著录版本的目录学著作，其所刻李善注《文选》在《文选》版本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在综合研究尤袤现存若干序跋、题辞、书信，以及《遂初堂书目》、尤袤本《文选》之后，发现尤袤在文献学领域有诸多值得关注的地方，包括重视古籍的版本问题，注重保存本朝历史资料问题，校勘时广罗众本、谨慎为之，疑则阙之，不敢轻改等。尤袤本《文选》校勘内容多集中于注文，正文较少；校改有版本依据，并非随意修改。尤袤本《文选》底本应是一个与北宋本十分接近、同属一个系统的单李善注本。 关 键 词：尤袤/文献学/《遂初堂书目》/《文选》/《山海经》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魏六朝集部文献集成”(13&ZD109)。 作者简介：刘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王玮，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尤袤是南宋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曾做过国史院编修官、秘书丞、太子侍读等职，有机会阅读大量的皇家藏书。他建有遂初堂、万卷楼等专供藏书之用，其藏书量在当时首屈一指。尤袤将其所藏图书编成一部《遂初堂书目》①，该目被视为第一个著录版本的目录学著作，开启了版本目录学的先河；刊刻了李善注《文选》，世称“尤袤本”或“尤刻本”，在《文选》版本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遂初堂书目》、尤袤本《文选》为中心，结合相关文献，考察他在文献学领域的思想和成就。 一 尤袤的目录学思想 作为一部私家藏书目录，《遂初堂书目》内容虽简单，且没有解题，但在目录学史上却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它开创了古籍目录著录版本的先河。 宋代是雕版印刷发展的高峰期，同书异本逐渐增多，若不记录版本，不利于后世“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尤袤特别注重目录与版本的有效结合，在《遂初堂书目》中注意记录各种版本，如旧监本、旧杭本、杭本、旧本、京本、江西本、高丽本、川本大字、川本小字、吉州本、严州本、越本、越州本、湖北本、池州本、秘阁本等。虽著录版本者不足全书百分之二，且集中于经总类与正史类，但其开创了目录著录版本的先河，对后世影响深远。叶德辉《书林清话·古今藏书家纪版本》云：“自镂板兴，于是兼言板本，其例创于宋尤袤《遂初堂书目》。”②叶氏所言一方面指出雕版印刷发展对版本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指出《遂初堂书目》是第一个记录版本的目录学著作。尤袤之后，明清书目多记版本。如明代晁瑮编《宝文堂书目》，偶记版本于书名下；毛扆《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注有宋本、元本、旧抄、影宋、校宋本等字”③；清代更加注重版本，尤其是宋元版，钱谦益《绛云楼书目》偶注版本，季振宜《季沧苇藏书目》、钱曾《述古堂书目》“卷首均别为宋板书目”④，徐乾学《传是楼宋元本书目》更直接以板本命名。尤袤可谓开辨别版本之风。 《遂初堂书目》注重广罗异本，尤其重视善本。同一本书，会著录多种版本，如《史记》有川本、严州本；《前汉书》有川本、吉州本、越州本、湖北本；《战国策》有旧杭本、遂初先生手校本、姚氏本等；《山海经》有秘阁本、池州本等。考察其所记版本，以浙江所刻最多，叶梦得曾说：“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⑤叶德辉《书林清话》亦云：“宋尤袤《遂初堂书目》，胪载旧监本、秘阁本、杭本、旧杭本、越本、越州本、江西本，吉州本、严州本、湖北本、川本、池州本、京本、高丽本，而南宋中盛行之建本、婺州本，绝不一载，岂非以当时恒见之本，而遂不入于目欤。”⑥由此可见，尤袤在收藏时有强烈的版本意识，杭州本质量高，故收藏较多，福建本质量差，所以不予收藏(或不记录在案)。 《遂初堂书目》还有一个特点，即重视史学，尤其是当代史学文献的收集。北宋灭亡后，图籍被掳掠一空。南宋建立后，致力于文献的收集。南宋馆阁藏书多为本朝史籍，尤袤长期在南宋三馆及秘书阁供职，曾兼任国史院编修官，尤氏的书，尤其是史书，许多当是从皇家馆阁中抄出，故在其藏书中，本朝书籍占有很大比重。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了解宋代史料提供便利。《遂初堂书目》虽未有明确经史子集的分类，而在实际编目中，依然遵循着四部分类法，其中经部9类，史部18类，子部12类，集部5类。其中，史部分类中有四处较为特殊，为尤袤首创，分别是：国史类、本朝杂史、本朝故事、本朝杂传。史部之书共980部左右，本朝大约280部，占史部总数的三分之一。仅从数量方面便可看出史部在《遂初堂书目》中的重要地位。尤袤重视史学，一方面与他的官职有关，另一方面也是时代学术思潮在他身上的体现。国史等类目的创立，无疑有助于保存当代史料，为后代保存、研究前代历史提供便利。
内容摘要：其《遂初堂书目》是现存第一本著录版本的目录学著作，其所刻李善注《文选》在《文选》版本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在综合研究尤袤现存若干序跋、题辞、书信，以及《遂初堂书目》、尤袤本《文选》之后，发现尤袤在文献学领域有诸多值得关注的地方，包括重视古籍的版本问题，注重保存本朝历史资料问题，校勘时广罗众本、谨慎为之，疑则阙之，不敢轻改等。清代更加注重版本，尤其是宋元版，钱谦益《绛云楼书目》偶注版本，季振宜《季沧苇藏书目》、钱曾《述古堂书目》“卷首均别为宋板书目”④，徐乾学《传是楼宋元本书目》更直接以板本命名。我们能够看到更多的《文选》版本，如日本所藏《唐钞文选集注汇存》(下简称集注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我国台湾省故宫博物院所藏北宋国子监本以及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尤袤本《文选》等。
关键词：文选;版本;校勘;书目;底本;山海经;著录;李善;古籍;文献学 作者简介： 二 尤袤的版本学思想 《遂初堂书目》著录版本并非偶然，有其历史原因，是“雕版印刷的发展在历史文献学上的反映，或者说，因雕版印刷而随之产生的文献版本问题已引起了学者的足够的重视”⑦。两宋时期是雕版印刷发展的高峰期，随之而来的是刻书成为一种风尚。朱熹曾经感慨“平日每见朋友轻出其未成之书，使人摹印流传而不之禁者，未尝不病其自任之不重而自期之不远也”⑧，可见当时滥刻之风。不仅如此，刊刻时以意改书的情况也大有人在。苏轼云：“近世人轻以意改书，鄙浅之人好恶多同，故从而和之者众，遂使古书日就讹舛，深可忿疾。”⑨ 尤袤亦刻书，但其刻书态度端正，质量较高。据现存史料可知，尤袤至少刊刻过《文选》《山海经》《隶续》《申鉴》《玉堂集》与《河南集》等六种古籍。尤袤《文选跋》云：“踰年乃克成……淳熙辛丑上巳日晋陵尤袤题。”袁说友《文选跋》亦云：“阅一岁有半而后成，则所以敬事于神者厚矣。”由此可知，尤袤当在淳熙六年(1180)下半年始刻《文选》，于淳熙八年(1181)上巳日完工。又，《梁溪遗稿》文抄补编中存有一篇《山海经跋》，跋文后标明“淳熙庚子仲春八日，梁溪尤袤题”。尤袤当于淳熙七年(1180)农历二月刻《山海经》。又，《四库全书·目录类二》提要记： 《隶续》二十一卷，宋洪适撰。适既为《隶释》，又辑录《续》，得诸碑依前例释之，以成是编。乾道戊子始刻十卷于越，其弟迈跋之。淳熙丁酉范成大又为刻四卷于蜀，其后二年己亥德清李彦颖又为增刻五卷于越，喻良能跋之。其明年庚子尤袤又为刻二卷于江东仓台，辇其版归之越。⑩ 洪适《盘洲文集》卷六十三《池州隶续跋》载：“明年(淳熙七年)锡山尤延之刻二卷于江东仓台，而辇其板归之越，延之与我同志，故郑重如此。”(11)由此可知，淳熙七年(1180)尤袤还刊刻了两卷《隶续》。又据《梁溪遗稿》文抄补编《申鉴题辞》所记可知其于淳熙九年(1182)刊刻过《申鉴》。《郡斋读书志》卷五下《附志·张文定玉堂集二十卷》记： 右张文定公方平之文也。公字安道，宋城人。明道二年以茂材异等擢为校书郎。神庙时参大政，元佑六年终于太子少师致仕，赠司空，谥文定公。出入两禁垂二十年，一时大典多出其手。刘忠肃尝序其《玉堂集》二十卷，乃在东坡所序《乐全集》四十卷之外。淳熙九年，锡山尤袤重刻于江西漕台。(12) 可知淳熙九年(1182)尤袤还刊刻了张方平《玉堂集》二十卷。从淳熙六年至九年，尤袤连续四年致力于刊刻事业，至少有五部成果问世，可谓成果颇丰。晚年仍坚持刻书，据《河南先生文集》附录《杂见事实·河南集跋》载： 师鲁集二十七卷，承旨姚公手录本。予往尝刻师鲁文百篇于会稽行台，今乃得阅其全集，甚慰，因付梓行之。我朝古文之盛，倡自师鲁，一再传而后有欧阳氏、王氏、曾氏，然则师鲁其师资云。淳熙庚戌，锡山尤袤延之跋。(13) 淳熙庚戌应即绍熙元年(1190)，尤袤在1189年前后刻印尹洙《河南先生文集》，时已年过花甲。 以上六部古籍的刊刻，一方面与时代背景有关，另一方面也源于他对书籍的热爱与官职的便利，同时也与他的文献学思想密切相关，可以说，这些古籍的刊刻正是他文献学思想的真实反映。 第一，坚守学术，择优而刊。 《文选》主要分李善注与五臣注两种，从五臣注诞生之后，直至宋朝初期，一直为世人所重，李善注则居于下位。其中虽不乏支持李善注者(14)，亦无法扭转整体趋势。北宋天圣中(1023-1032)，刘崇超上言：“李善《文选》援引该赡，典故分明，欲集国子监官校定净本，送三馆雕印。”这说明李善注的价值重新被世人发现。在刘崇超的建议下，北宋国子监刊刻了李善注《文选》。从此，李善注的地位逐渐上升。苏轼亦赞赏“李善注《文选》，本末详备，极可喜”(15)，批评五臣注“真俚儒之荒陋者”(16)。像苏轼这样的大文豪，在学术领域的号召力与影响力非同凡响，甚至可以改变一个时代的学术走向。尤袤就深受其影响，放弃当时流行甚广的五臣注和六臣注本《文选》，敏锐地选择了李善注。他在《文选跋》中说：“贵池在萧梁时寔为昭明太子封邑，血食千载，威灵赫然。水旱疾疫，无祷不应。庙有文选阁，宏丽壮伟，而独无是书之板，盖缺典也。今是书流传于世，皆是五臣注本。五臣特训释旨意，多不原用事所出。独李善淹贯该洽，号为精详。虽四明赣上各尝刊勒，往往裁节语句，可恨!”尤袤对于李善注、五臣注的认识与苏轼等人一致。 第二，汇集众本，谨慎校勘。 清人讲究版本，尤其珍视宋元本，而在翻刻时则存在究竟是保留原貌还是校改的争议，这属于文献学理念不同。五代至北宋时期，是刻本产生的初期，在刊刻时自然与清人想法不同，宋人刊刻一本书不容易，在上版前定要仔细选择版本、认真校勘，尽可能呈现出一个价值较高、错误较少的版本。《册府元龟》卷六〇八记载：“先是后唐宰相冯道、李愚重经学，因言……尝见吴蜀之人鬻印板文字，色类绝多，终不及经典，如经典校定雕摹流行，深益于文教矣，乃奏闻。敕下儒官田敏等考校经注……先经奏定，而后雕刻……”(17)类似之例，数不胜数。这种做法在宋代是普遍的，亦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由于宋代的校雠学家学识渊博、态度认真，故而校勘出来的版本往往可信度很高，这也是后世看重宋本的一个重要原因。 尤袤也继承了这种校勘传统，在有多种版本可以参校的情况下，并非完全依照底本刊刻，而是广校众本，尽可能校出一个错误率低的善本。徐锴《说文系传》尾载尤袤《说文系传题跋》： 余暇日，整比三馆乱书，得南唐徐楚金《说文系传》，爱其博洽有根据，而一半断烂不可读。会江西漕刘文潜以书来，言李仁甫托访此书，乃从叶石林氏借得之。方传录未竟，而余有补外之命，遂令小子概于舟中补足。此本得于苏魏公而讹舛尚多，当是未经校勘也。乾道癸巳十月廿四日，尤袤题。(18) 通过“此本得于苏魏公而讹舛尚多，当是未经校勘也”一句，我们可以隐约看出尤袤赞成在校勘过程中改正舛讹之处，而非保留原貌的错误，这样有利于促成善本的产生，但前提是有校改依据。可以进一步证明此观点的证据便是淳熙七年池州本《山海经》的刊刻。尤袤在跋文中说：“予自绍兴辛未至今，垂三十年，所见无虑十数本，参校得失，于是稍无舛讹，可缮写。”尤袤辗转三十年，通过参校十数个版本，终于校勘出一个基本没有舛讹的本子，然后才加以缮写、刊刻。通过校勘，他还得出了《山海经》是先秦古籍，并非时人所言为后人所作的论断。可见其并非单纯校勘，还进行了一番深入研究。《直斋书录解题》卷八地理类“山海经十八卷”云：“今本锡山尤袤延之校定。”(19)尤袤之后，《山海经》才成定本，这是尤袤的一大贡献。另外，《遂初堂书目》记有“遂初先生手校《战国策》”一书，应是他拿“旧杭本”与“姚氏本”对校后得出的一个品质较高的版本。 《宋史》云：“袤少从喻樗、汪应辰游。”(20)汪应辰《文定集》卷一〇《跋贞观政要》记载： 此书婺州公库所刻板也。予顷守婺，患此书脱误颇多，而无他本可以参校。绍兴三十二年八月，偶访刘子驹于西湖僧舍，出其五世所藏之本，乃后唐天成二年国子监板本也，互有得失，然所是正亦不少，疑则阙之，以俟他日闲暇寻访善本，且参以实录史书，庶几可读也。(21) 尤袤与汪应辰的校勘思想非常接近，这是因为，他们生活在同一时代，且在学术上志同道合。因此，尤袤的学术思想，是那个时代的学术思潮的一个缩影。 第三，疑则阙之，以俟知之。 《梁溪遗稿》文抄补编存尤袤《申鉴题辞》：“荀悦书五卷，观其言，盖有志于经世者。其自著《汉纪》尝载其略。而范晔《东汉书》亦摘其篇首数百言，见之《悦传》。近《汉纪》会稽郡已版行，而此书则世罕见全本。余家有之，因刻置江西漕台。但简编脱缪、字画差舛者不一，不敢以意增损，疑则阙之，以俟知之。淳熙九年冬十月己亥、锡山尤袤。”(22)《申鉴》与《山海经》情况不同。《山海经》世存多种版本，故而尤袤历经三十年，广校众本，目的是尽可能校勘出一个“稍无舛讹”的本子。而《申鉴》版本世所罕见，尤袤家藏一本，无其他版本可资参校，但惜其传之未广，故而刊刻以惠学林。在缺乏版本依据的情况下，尤袤即使发现“简编脱缪、字画差舛者不一”，仍不敢轻易校改，而是采取“疑则阙之，以俟知之”的处理办法。这种做法无疑是谨慎的，是校勘古籍的正确之道。 总之，尤袤的校勘学思想符合文献学发展方向。清代著名校勘学家顾广圻亦提倡不轻改古书，而他在刻书时也只做到不轻改而已，遇有明显错误，又有底本为据，他还是会改。近代校勘学家章钰在《程雪楼集》跋文中说道：“老辈校勘之学，略分两例：一在存古，如覆刻经典古本，稍涉异同，则另撰校记，以备考证。一在求是，如唐宋以下著述，根据旧本，既灼知其脱误之处，获有佐证，亦不敢依样壶卢，为全书复留创痏。”(23)这些为后世文献学家遵循的法则在尤袤时便已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