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内容提要：中国文化中的悲剧意识主要来源于人要“活着”的内在亲证与人生有限性之间的冲突，对待悲剧意识的思考追索、奋斗抗争、默认消解、妥协屈服和审美超越等不同的态度构成了不同的悲剧精神，唐诗则是其重要的载体。依据唐诗中表现出的悲剧意识及其精神指向等诸方面的特征，可以将其分为生存真相的暴露与弥合、在悲剧真相中深情地追询、在对人生与历史的深沉体认中进行质疑、在虚空与绝望中导向价值的崛立、历史悲剧意识的兴起与价值建构等诸多审美类型。与古希腊悲剧中的悲剧意识不同，唐诗中的悲剧意识往往在撕开人的生存悲剧真相的同时，又指出获得超越性价值的出路，弥合人生困境。
关键词：悲剧;中华书局;杜甫;人生;笺注;唐诗;审美;文化;仇兆鳌;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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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文化中的悲剧意识主要来源于人要“活着”的内在亲证与人生有限性之间的冲突，对待悲剧意识的思考追索、奋斗抗争、默认消解、妥协屈服和审美超越等不同的态度构成了不同的悲剧精神，唐诗则是其重要的载体。依据唐诗中表现出的悲剧意识及其精神指向等诸方面的特征，可以将其分为生存真相的暴露与弥合、在悲剧真相中深情地追询、在对人生与历史的深沉体认中进行质疑、在虚空与绝望中导向价值的崛立、历史悲剧意识的兴起与价值建构等诸多审美类型。唐诗悲剧意识对于民族文化心理和精神价值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关 键 词：唐诗/悲剧意识/审美类型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唐诗宋词审美类型研究”(项目编号：15BZW09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冷成金(1962- )，山东临沂人，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唐宋文学，古代文论研究。 审美类型是审美主体在审美活动中所产生的对审美对象的形态分类，在西方美学史上影响较大的审美类型有悲剧、喜剧、崇高、滑稽、荒诞等等。中国古代诗词具有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在阅读欣赏时审美主体产生的各种审美感受也有着很大的差异，如对诗词中表现出的悲剧意识、历史本体意识、宇宙情怀、化时间为空间的运思模式、向空而有的价值建构方式以及富有历史合理性的情理结构等不同的思想文化观念的审美体认都会产生差异很大的审美感受，因而构成了唐诗的不同审美类型。实际上，由于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层面上来研究这些审美类型，每个基本审美类型也可分梳成更加细致的小的审美类型。本文即从唐诗中所表现出来的悲剧意识入手，简要分析唐诗悲剧意识的不同审美类型。 中国主流文化中的悲剧意识主要来源于人要“活着”的内在亲证与人生有限性之间的磨啮与冲突。人的动物性的生本能是人要“活着”的生物性基础，人要“活着”是人的动物性与社会性相互融合的不依赖于外在事物的内在亲证，而人生的有限性时刻提撕着人是一种悲剧性存在，北宋词人晏殊的一句“人生有限情无限”①可谓揭示了中国文化中悲剧意识的实质。②在中国文化，尤其在唐诗中，对待悲剧意识的态度有着多种不同的精神指向，如思考追索、奋斗抗争、默认消解、妥协屈服和审美超越等等，由此构成了不同的悲剧精神。本文依据不同的悲剧精神来分梳唐诗中的悲剧意识。 一、生存真相的暴露与弥合 人的生存真相是指人生的有限性与人的追求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的暴露必定兴起强烈的悲剧意识。与古希腊悲剧中的悲剧意识不同，唐诗中的悲剧意识往往在撕开人的生存悲剧真相的同时，又指出获得超越性价值的出路，弥合人生困境。如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写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③该诗为陈子昂跟随武则天的侄子武攸宜北征来到现在北京附近时所作，原意是看不到像燕昭王那样高筑黄金台以求贤纳士的贤明君主，天地悠悠，人生找不到归宿，抒发了自己郁郁不得志的情绪。但真正好的艺术品一定能诉诸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登幽州台歌》就是以其多重文化内涵而不受写作背景的拘囿，超越时空，直指当下，使不了解该诗时代背景的当代读者也能感到心灵的震撼。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一句话就将人抛到价值的虚空当中，一个人独立于天地、历史之间，绝无依傍，因此价值空虚的悲剧意识油然而生。但它并不把人引向绝望和毁灭，而是接着弥合困境，架起了通向“彼岸”的桥梁：“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我”个人也许是没有希望的，但把“我”个人融入悠悠不绝的天道(人道)中去，“我”就超越了自身的有限性，获得了永恒。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一滴水只有融入大海才不会干涸，只有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当中去才能获得价值。所以，“念天地之悠悠”是对上面悲剧真相的弥合，至于“独怆然而涕下”，则是获得“新生”以后的感动、感慨和感伤：生命有限不能超越，而获得超越性的价值却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在中国主流文化中，人生来未必是有价值的，但却是必须有价值的，是必须自己给自己建立价值的，这就是“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④，“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⑤。那么，建构价值的依据是什么呢?就是有利于人类总体存在与发展的历史合理因素。⑥人生无价值，但人为了人类总体的存在与发展就必定要建立价值，这就是《登幽州台歌》前后两句对人的生存真相暴露与弥合的内在文化逻辑。 在唐诗中，体现这种悲剧意识的诗句很多。如杜甫的《登高》与之具有相似的理路：“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⑦首联写大化流行，宇宙中性，并不能给人提供价值和依托。颔联虽表面上仍是写景，但第二句已经扭转了宇宙自然的走向。“无边落木萧萧下”，在写景中流溢的是无限的生命悲情：人如长江两岸无边的落叶，没有价值，没有归宿，没有希望；“不尽长江滚滚来”却猛然兜回，将个人转向永恒的天道(人道)，开辟出崭新的境界，为人提供了价值和归宿，弥合了上句揭示的人生困境。刘禹锡的《乌衣巷》之所以千百年来传诵不绝，同样是因其诗思内蕴与中国式的悲剧意识相契合。诗云：“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⑧在野草与夕阳中，历史中的浮华与喧嚣已成陈迹，但作为本真历史而存在的“寻常百姓家”却显示出其永恒性；诗作运思的过程，就是拨开浮华，撕开真相，寻找永恒的过程。在这里，强烈的历史悲剧意识被轻轻地弥合起来，建构起更加富有合理性的“以民为本”的历史观念。 在很多情况下，人的生存真相的暴露与弥合并不一定像《登幽州台歌》和《登高》中表现得那样剧烈和鲜明，而是相对温和，有时甚至难以察觉。如刘长卿的《饯别王十一南游》：“望君烟水阔，挥手泪沾巾。飞鸟没何处，青山空向人。长江一帆远，落日五湖春。谁见汀洲上，相思愁白蘋。”⑨首联写送别的情景，颔联写送别时不见友人后惆怅的心情，颈联第一句仍是承接了上两联的情绪，是悲剧意识的集中兴起，第二句则托底兜住了前面五句，在新的精神境界中找到了归宿。前三联是在情与理的交融中弥合了悲剧困境，而尾联却又兴起了新的悲剧意识——对“落日五湖春”精神境界的新的追询。这种往复不断的追询是对现实悲剧性品格的不断提升，也是诗由“境”到“韵”的转化机理。再如刘长卿《却赴南邑留别苏台知己》：“又过梅岭上，岁岁北枝寒。落日孤舟去，青山万里看。猿声湘水静，草色洞庭宽。已料生涯事，唯应把钓竿。”⑩“落日孤舟去，青山万里看”，将极小与极大的两个事物放在一起，把孤舟放在宇宙中来探究其价值和意义，孤舟之“去”，实际是找不到意义，但孤舟到了穷途末路，突然境界打开——“青山万里看”。如果没有这种境界的开启，尾联“已料生涯事，唯应把钓竿”就会有衰惫之气和无奈之感，有局促之意和叹老嗟卑、自怨自艾之嫌，但因为有了“青山万里看”，尾联的生活就富有超越性。就像“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不是宿命论而是境界的开启一样，“落日孤舟去，青山万里看”也正是中国文化中由现实悲剧性向超越性价值转化的诗性表达。又如《春草宫怀古》：“君王不可见，芳草旧宫春。犹带罗裙色，青青向楚人。”(11)春草宫是隋炀帝所建离宫，宫以春草命名，足见此地芳草之盛。君王是暂时的，芳草作为人、人情的象征则是永恒的；诗作在对不合理历史的否弃中流溢出对被压抑的像草一样的人、人情的信仰，使得情染天地，情与天地同一，从而获得了超越性的价值。该诗悲剧意识的兴起与弥合之间已经不露痕迹、冥然合一。
内容摘要：内容提要：中国文化中的悲剧意识主要来源于人要“活着”的内在亲证与人生有限性之间的冲突，对待悲剧意识的思考追索、奋斗抗争、默认消解、妥协屈服和审美超越等不同的态度构成了不同的悲剧精神，唐诗则是其重要的载体。依据唐诗中表现出的悲剧意识及其精神指向等诸方面的特征，可以将其分为生存真相的暴露与弥合、在悲剧真相中深情地追询、在对人生与历史的深沉体认中进行质疑、在虚空与绝望中导向价值的崛立、历史悲剧意识的兴起与价值建构等诸多审美类型。与古希腊悲剧中的悲剧意识不同，唐诗中的悲剧意识往往在撕开人的生存悲剧真相的同时，又指出获得超越性价值的出路，弥合人生困境。
关键词：悲剧;中华书局;杜甫;人生;笺注;唐诗;审美;文化;仇兆鳌;真相 作者简介： 二、在悲剧真相中深情地追询 盛唐是政治本体(以现实政治为根本出发点和精神归宿)乐感最为充分的时代，在这一历史时期，人的自信心空前高涨，对现实政治的功能、价值和意义的信仰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即便是对现实政治的质疑，也是建立在对政治本体观照下的现实认同和热爱的前提下的。在文化上，这是汉唐政治本体化历史进程中政治本体的合理性展示得最为充分的时期。中唐以降，政治本体衰微，文化本体(不以现实政治为依据的价值与意义的追询)逐渐兴起，唐宋文学的分野也由此明确。 盛唐的浪漫主义在实质上是对政治本体的最强烈的乐感，是政治本体的合理性因素最集中的诗性释放。在这种情形下，人可以忽视一切困难，甚至无视一切不可能，直接抒发自己所能想象到的最美好的愿望和情感，即使清醒地意识到了人生的悲剧真相，也不愿意承认，而是深情地追询，希求突破悲剧性。在这方面，李白的诗最为典型。如《月下独酌四首》(其一)：“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12)花间置酒，独酌无亲，这时候最容易敞开本真的心灵直视自我，与自己的生命本质对话。于是，李白举酒邀月，欲与天地同饮，结果是只能与影子和明月为伴，但这不是与天地同在，而是天地间的绝对孤独。“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不是消极的及时行乐，而是要冲出孤独，寻找欢乐，但最终仍然是一个人在天地间独舞：明月如人影，于我何有哉!人生悲剧真相一层层地揭示，至此显豁，但诗人并不放弃追求，明知明月无情、不可凑泊，仍要直接突破与人共生共在的现实悲剧性：“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这是真正的青春气质，也是浪漫主义的实质。再如李白的《把酒问月》：“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皎如飞镜临丹阙，绿烟灭尽清辉发。但见宵从海上来，宁知晓向云间没。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13)该诗呈现的是一种循环往复的追询结构。开篇把酒问月，是中国自古以来追询价值的方式，“人攀明月不可得”，描绘的是人与月亮的距离，也是人与自然的疏离，但在盛唐的李白那里，情感改变自然，“月行却与人相随”，凸显的是一个有情的宇宙。接着，李白放开想象，以无限的热情和信心将大自然描绘得无比美好，李白不仅温暖了自然，还有“嫦娥孤栖与谁邻”之忧，可以说情满天地、情动天地、情变天地。但是，对于人生的悲剧真相，李白毕竟是清醒的，所以有“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之问。这是唐诗宋词中一种典型的追询方式，以月亮的永恒与人生、人事的短暂进行对比，经过对宇宙自然无限的深情美好的体认之后，无情地撕开人生困境，使人的价值空虚无所遁形。但接着李白又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来突破现实悲剧性：“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这是一种消解，但这种消解不是悲剧意识的消除，而是面对金樽中的月光又兴起了新的悲剧意识，又进行了新的情感与价值的追询，并在追询中实现永恒。该诗在循环往复的结构中对人的价值与意义进行深情的追询，这种循环往复的追询恰恰是我们在不断的心灵追询中建构价值的重要方式。 在很多情况下，悲剧真相中的深情追询融化在整首诗的意境中，不可句摘。如李白的《灞陵行送别》：“送君灞陵亭，灞水流浩浩。上有无花之古树，下有伤心之春草。我向秦人问路歧，云是王粲南登之古道。古道连绵走西京，紫阙落日浮云生。正当今夕断肠处，骊歌愁绝不忍听。”(14)人生不能长聚，前途不能预卜，情感又不知着落何处，家园更不知归于何方?前四句就将这种具有普遍性的人生之“愁”——亦即人存在的悲剧性——展示得淋漓尽致。尽管如此，面对当年王粲漂泊流浪的富有象征意味的“南登之古道”，李白没有停下脚步，而是坚定地登上漫漫征途。最后四句表面上是写离别的怀念和伤感，实际上，“古道连绵走西京”与“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15)一样，满怀的是对现实和历史的深情，给人的是前进的力量。因此，这样的诗作是在整体上表现了悲剧真相中深情追询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