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在清代骈文复兴的历程中，持续性地激扬回旋着一股六朝风，牵动文坛风尚的进路。对于晚清骈文领域而言，不仅六朝骈文仍是取资的渊薮，而且清中期效慕六朝的骈文大家也成为晚清人的典范或“伐柯之则”。再如王先谦于光绪二十七年编成大型骈文选本《骈文类纂》时，此编在为骈体溯源酌例时，涵摄了骈文家与桐城派两家之见：“推宾谷《正宗》之旨，更溯其源。37)拙文《异辕合轨：清人赋予“古文辞”概念的混成意趣》(《文学遗产》2015年第4期)论及“在此一时期的骈文名家之间，这样的交相赞誉反映了骈文复古创新的新气象”，但尚未照顾到“精神史”层面。43)吕双伟《清代骈文理论研究》第五章第四节“晚清骈文选本”论到“续编与注释：乾嘉骈文选本的直接继承”。
关键词：骈文;骈体;八家;四六文;文集;文选;刻本;典范;选本;审美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在清代骈文复兴的历程中，持续性地激扬回旋着一股六朝风，牵动文坛风尚的进路。如何为“六朝”涤去“金粉气”，洗刷所谓“齐梁小儿语”的污名，清初的有识之士利用时代与地域条件，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乾、嘉、道时期的骈文家拓展了更大的理论发挥与实践创辟的空间，不仅自觉靠拢六朝审美，而且确立了以“六朝”为高格和正轨的审美主导理念。晚清骈文界深化认识“六朝”作为典范的审美价值，积淀了深厚的理论与创作成果。清代的“六朝”观连缀着清人下逮民初精神史的重要内涵。
关 键 词：清代骈文/六朝文/《国朝骈体正宗》/《六朝丽指》
作者简介：曹虹，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912年，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自序》中提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①在他之前，元明以来已有类似的文体代嬗论，但对于什么是六朝之所擅，往往空缺或仅提到晋朝的书法②。把“六代之骈语”看作是运会所钟而归之六朝，这种认识是相当通达的，已然克服了轻视六朝骈俪的观念。应该指出的是，王国维的这一指认之所以比元明人高明，是因为隐然得益于清人在骈文史识上澄清“六朝”观和靠拢六朝审美的持续努力。六朝骈偶的体式优势得到了清人的大力继承与弘扬，中唐以降形成惯性的对所谓“八代之衰”的菲薄之见也在这时期最受质疑与挑战，王昶发出的“文章流别君须记，可与齐梁作后尘”就是一个响亮的时代信号。清代文坛上的“六朝风”既是一种重要的审美积淀，也连缀着清人下逮民初精神史的内涵。清人与六朝这种千年文脉间的跨代联系，具有多重考索价值。
一、“新桐初引”
清初文坛接续晚明四六兴起之势，形成一代骈文复兴的新起点。明季与清初的这种关联性的脉动，其实已凝聚在“六朝”观的省思与实践中。无论是晚明梅鼎祚、张溥等人对六朝文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后来居上，还是江南云间文人陈子龙等结几社，以“规摹六朝”而自显特色，都表明“六朝”作为复古选择而产生了活力。
从清初以来骈体名家的成长以及选本批评与理论意识的展开而言，六朝骈偶的体式优势得到了一定的认可和阐扬，虽然在理论意向上还不够深透，但至少在两个方面的认识上具有相应的时代感。
一是赋予骈体以重“情”的质性，如此命义的耐人寻味之处在于，不仅此际创作主体往往潜注易代之痛、兴亡之感于骈体之中，六朝之文中那些“哀而伤”的书写经验得以调动，而且骈文的文体价值是在与古文的对照中而思索，这种对照其实更变成六朝骈偶与唐宋古文的某种对决。康熙八年(1669)成书的《听嘤堂四六新书》，选辑者黄始自序从“穷生态之奇，宣物华之盛”的自然观的角度③，证明“(古文)大家之文与比耦之文，不可不并传也”，次年为后续的《四六新书广集》撰序时，他的思考有所深化，他有意将骈体的功能向“诗”拉近，引述“元子称诗之流二十有四，而皆本乎情”之说，大凡“赋颂铭赞、文诔歌谣诸作，皆俪词体也”，本就属于“诗之流”。在他的论证逻辑中，“诗本乎情而文本乎理，四六之作，殆合理与情而兼致之欤?”四六不同于一般的“文”，固然可以堂皇地说“合情与理”，实更傲然于“本乎性情”的诗性，所以骈体不只是像大自然中的一景而不可少，更甚的是，“安在比偶之文，不隆隆焉踞秦汉之巅而夺唐宋诸家之席也哉!”④放在清初文坛骈散分布大势上看，骈文力量对古文力量远难于说是可以“夺席”的，不过，如果看到这位关注当代的选家黄始，他对“比偶之文”的自信是基于明末清初四六重“情”的文体创作经验，那么也就不会让人感觉唐突了。在这本选集中，他对龚鼎孳《致尤悔庵书》的评语有：“光摇东壁，乙夜之火重青；瑞应西昆，酉藏之纹自赤。既赋情之婉转，复托旨于温和。”古典诗学讲言志抒情时，是考究所谓“温柔敦厚”的。不过，在黄始的赏誉背后，应该考量骈散起伏对峙的背景。成为古文典范的“大家之文”因长于“文以载道”而早已占据了“托旨”的高位，而“比偶之文”发挥“赋情”上的能量则更像是此体的本色当行。黄始的自信和赏誉也折射着骈文创作的时代成就。无独有偶，许自俊为李渔所编《四六初征》撰序时，也是在“文生于情”的角度为骈体占地步的：
骈体之作也，始于古文之衰。先秦两汉，诏诰、册命、书启、笺表俱不用俳偶，俳偶自《选》昉也。时曹氏父子、萧氏兄弟倡为北鄴、南皮新体。建安七子，彬彬继起。以迨梁宋，徐、庾、沈、任，增华踵丽，镂月绘风，极其藻艳。然音节清越，顿挫生姿，抑扬尽变，尚有岩逸之致，如芍药清词，杨柳枯赋，璧月夜满，花气朝新，亦极风雅之盛矣。唐四杰创为贞观神龙体，如《滕王阁》及诸讌集序，靡不字挟风霜，词琅宫徵，犹有算博点鬼之诮。自李青连《春园桃李序》及杜工部《三大礼赋序》出以清新沉博，而四杰之制为之一变。韩昌黎以深刻为古泽，陆宣公以议论为条奏，力翻王、骆之案，已开欧、苏之风。然欧、苏实不专用议论也，其精巧工妙，直使鬚眉肺肝活活欲现，言言可当恸哭，闻之辄为悯怜，则文生于情也。故文体至今日而衰，骈体至今日而盛耳，岂非后来者益工乎?⑤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把以《文选》为代表的六朝文风看作是与“风雅”同贯，不仅如此，如果说中唐文风范式扭转，“议论”在文体功能上的作用加大，导致古文的擅场，与六朝初唐骈文范式拉大了距离，但在许自俊看来，六朝风雅没有断流，仍然在欧、苏身上有所保留，即所谓“欧、苏实不专用议论也”。这里巧妙地对骈古之争作了回答。
二是重视骈体的文采。此期的骈文论述对“丽”的认同度提高，显出靠拢六朝的气息。作为对照，因宋以来骈文相对枯瘦，失去文章之美，所以受到疏离。如毛际可《王仲昭骈体序》曰：“才如欧、苏，以散文为表启，而姑属以比偶，使人索然意尽。亦有《秋声》《赤壁》诸赋，方欲凌厉扬马，不知体降而日下也。”⑥孙治《四六初征序》曰：“俪语之在文苑也，扬班其滥觞乎?踵事增华则六朝为盛，然未有若徐、庾二家之制为古今所独绝也。至于四杰，则炫烂极矣。要其停涵含蓄，如新桐初引、含桃始葩，其何有焉?若宋元以来，则尘饭土羹，未易一二言也。”⑦这里已注意到考察文体的盛衰变化而谋求如何溯源。“新桐初引”源自《世说新语·赏誉》，一片新桐、花气朝新的生意升腾是不言而喻的。然清初确实存在真假六朝的问题，毛奇龄《王西园偶言集序》谓“然则今之不为六季者，非为之者少而为之而能者之少也。”他将之归咎为：“自初唐诸子工于诗律，虽文仍偶体，而格调全卑，今则名为四六，究其堆垛，实表判烂段已耳。夫以制举表判而名为六季，宜六季之不振也。”⑧此期一些有六朝风之誉的作者如吴绮，或以六朝自命的作者如章藻功，清中叶也不免被视为“假六朝”。由也此透露清初骈文家追踪六朝遗绪的曲折性。
在顺康时期的一批骈文家之中，能代表六朝方向的，以陈维崧最为突出。《四库全书总目·陈检讨四六》提要曰：“国朝以四六名者，初有(陈)维崧及吴绮，次则章藻功《思绮堂集》亦颇见称于世。然绮才地稍弱于维崧，藻功欲以新巧胜二家，又遁为别调。譬诸明代之诗，维崧导源于庾信，气脉雄厚，如李梦阳之学杜；绮追步于李商隐，风格雅秀，如何景明之近中唐；藻功刻意雕镌，纯为宋格，则三袁、钟、谭之流亚。平心而论，要当以维崧为冠。”以陈维崧为清初骈文第一大家，早在四库馆臣之前已有此呼声，如陈维崧友人汪琬称：“陈处士(维崧)，排偶之文，芊绵凄恻，几于凌徐扳庾。予致书王十一(士禛)曰：‘唐以前，某所不知，盖自开宝后七百余年，无此等作矣。’”⑨值得注意的是，陈维崧的骈文地位与他善于“凌徐扳庾”“导源于庾信”相关联，不啻是彰显了徐庾或齐梁作为典范的魅力。不难看出，清中期纪昀等四库馆臣用“气脉雄厚”来推证陈维崧与庾信的“导源”关系，这对齐梁或六朝风的正面性的意义是更有揭示之力的。以清初古文家汪琬的认识而言，他只看到了陈维崧叠映着徐庾的“芊绵凄恻”，尽管是返于中唐以前的一种与古为新的范式，但这里的六朝风味似乎还不够充分。
也许汪琬内心的“徐庾观”就是某种矛盾体，这在清初人的六朝观上有一定的相通性。黄始《听嘤堂四六新书广集》评丁裔沆《秋怀赋》云：“骈词堆塞，所以叹金粉于六朝也。”⑩六朝仍然无法从“金粉”中蝉蜕。沈心友欣慰于《四六初征》“虽不敢谓远驾汉魏，庶几媲美六朝”(11)，在这个递降式的表述中，“六朝”尽管不是贬义，但也不是最高理想。
陈维崧无疑是清初最善于张扬徐庾骈文之学的人，《陈迦陵俪体文集》卷二《词选序》云：“客或见今才士所作文，间类徐庾俪体，辄曰此齐梁小儿语耳，掷不视。是说也，予大怪之……客亦未知开府《哀江南》一赋，仆射在河北诸书，奴仆《庄》《骚》，出入《左》《国》。即前此史迁、班掾诸史书，未见礼先一饭。”(12)他对以“齐梁小儿语”视徐庾的流俗之见力予反击，并证明徐庾俪体博雅沉厚。不过，所谓“奴仆《庄》《骚》，出入《左》《国》”之途，似乎与韩愈《进学解》所描摹的古文境界不乏相契，恐怕是有意无意地倚傍了古文家强调的经史标准。至于如何学六朝而避免落入模拟的窠臼，作为一种积极对策，他在诸多骈文要素中还强调了“兴会”的作用，其《上龚芝麓先生书》云：
意者干之以风骨，不如标之以兴会也。(13)
与陈维崧同时代的吴伟业，在《陈迦陵俪体文集》卷五《龚介眉湘笙阁诗集序》的文末有评语曰：“撮子山、义山之长，而能自标兴会，不袭铅华。四六家在今日，当推其年为第一。”(14)抓住“兴会”，是对六朝审美的一种深度接受。“兴会”这个概念的成熟运用，当归于齐梁时期的沈约，他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以“兴会标举”表彰谢灵运的文学灵性；可以旁参的是，钟嵘也赞赏谢灵运“兴多才高”“内无乏思”(15)。这时的“兴”或“兴会”，突破了两汉时期“比兴”束于美刺功能的认识，俨然成为写作主体触情悟理的一种内在方法，前者可能难于完全克服审美的类型化、刻板化，后者则激发了主体“天造神运”般的才思。以谢灵运最有创造力的山水诗而言，他何以能突破玄言诗的单调与抽象?沈约的“兴会”之说是当时最好的回答(16)，是六朝艺术思维的结晶之一，由此也就可以理解谢氏是怎么使山水神趣获得审美上的丰富性。陈维崧娴熟于六朝思想文化，他愿意“标之以兴会”，可能与他想要突破骈文的刻板化、追求审美的丰富性是合致的。至于说到“风骨”，由于唐代复古思想家陈子昂说过：“汉魏风骨，晋宋莫传。”(17)，尽管《文心雕龙》中也有《风骨篇》，但由于陈子昂以及后续的盛唐与中唐诸公的影响力，“风骨”更像是具有汉魏或汉唐色彩的概念，其内涵的重心仍不脱文学的讽谕力，也即关乎文学的责任或使命，道义色彩较浓。如果这一分野合于陈维崧的意识，那么他对“兴会”的倾心，就是靠拢六朝审美的表达。
陈维崧主编《今文选》，刻于康熙元年(1662)，由友人冒襄捐资刻成，隐然以“萧选之遗裔”(18)自任。其《凡例》中称：“凡云选者，悉仿萧梁太子；凡云抄者，俱拟唐宋八家。”(19)晚明以来的唐宋八大家古文选本名目，是因明代唐宋派的茅坤评选《唐宋八大家文钞》而盛行不衰，“唐宋八大家”的名目也由此流行。陈维崧有意远绍萧统《文选》之例，表明对当代骈体创作的用心。关于该选的文坛意义，还值得一提的是，所选文类有赋、表、疏、颂、启、问、书、序、诔、碑等，该选将赋纳入骈文范围，这一收录之例有助于动态考察清代赋与骈文之关系。清代骈文选本中较有六朝趣味者，不乏兼收赋体的，如稍后黄始编《听嘤堂四六新书》以及中期许梿编《六朝文絜》即是如此，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清代赋史上六朝风的激活。
内容摘要：在清代骈文复兴的历程中，持续性地激扬回旋着一股六朝风，牵动文坛风尚的进路。对于晚清骈文领域而言，不仅六朝骈文仍是取资的渊薮，而且清中期效慕六朝的骈文大家也成为晚清人的典范或“伐柯之则”。再如王先谦于光绪二十七年编成大型骈文选本《骈文类纂》时，此编在为骈体溯源酌例时，涵摄了骈文家与桐城派两家之见：“推宾谷《正宗》之旨，更溯其源。37)拙文《异辕合轨：清人赋予“古文辞”概念的混成意趣》(《文学遗产》2015年第4期)论及“在此一时期的骈文名家之间，这样的交相赞誉反映了骈文复古创新的新气象”，但尚未照顾到“精神史”层面。43)吕双伟《清代骈文理论研究》第五章第四节“晚清骈文选本”论到“续编与注释：乾嘉骈文选本的直接继承”。
关键词：骈文;骈体;八家;四六文;文集;文选;刻本;典范;选本;审美 作者简介： 二、中期：浴火重生的“六朝” 如何为“六朝”涤去“金粉气”，洗刷所谓“齐梁小儿语”的污名，清代初期的有识之士利用一定时代与地域条件，作出了一定的努力，但乾、嘉、道时期的骈文家仍有更大的理论发挥与实践创辟的空间。上节谈到乾隆时纂修《四库全书总目》视庾信为“气脉雄厚”的一代文宗，已消去菲薄之意；这时期王昶发出了“文章流别君须记，可与齐梁作后尘”的惊世之语(20)，颇可反映文化风尚方面的新动向。清中期骈文园地形成了以“六朝”为高格和正轨的主导理念，这既有相应的学术支撑，也结出了体派成熟的硕果。 接续“六朝”、尊尚“六朝”的骈文观，在乾嘉汉学高涨的背景下获得了深刻的学术支撑。不妨作两方面的简单归纳，首先，汉学与理学的对峙与代兴，有助于动摇道统对人心的锢陷，对以“载道”见长的古文表现出疏离。乾隆朝所修《四库全书总目·凡例》隐然撇开了方苞等人“继程朱之后”的义理追求：“刘勰有言，‘意翻空而易奇，词征实而难巧’。儒者说经论史，其理亦然。故说经主于明义理，然不得其文字之训诂，则义理何自而推?论史主于示褒贬，然不得其事迹之本末，则褒贬何据而定?”(21)江藩为凌廷堪《校礼堂文集》撰序曰：“近日之为古文者，规仿韩、柳，模拟欧、曾，徒事空言，不本经术……岂能与君之文相提并论哉!”更把由“空”转“实”的文章内涵概括为：“经礼乐、综人伦、通古今、述美恶，大则宪章典谟，俾赞王道，小则文义清正，申纾性灵。”(22)乃至形成如桐城派姚门四杰之一方东树《汉学商兑》所描述的局面：“汉学家论文，每曰土苴韩、欧，俯视韩、欧。”(23)汉学或经诂之学的振兴也导致对六朝经学的重新肯定，即把六朝经学当作汉唐注疏传统中的一环而加以正视。如对于扬州派和清代书院人才培养贡献卓著的阮元，在其《西湖诂经精舍记》中自述进学之路：“元少为学，自宋人始，由宋而求唐，求晋、魏，求汉，乃愈得其实。”(24)修正的是自中唐以来蔑视六朝的思路。吴鼒《八家四六文钞序》更是适时表达了对文学典范转移的重新思考，不甘于齐梁初唐骈偶所历遭的贬抑：“敷陈士行，蔚宗以论史；钩抉文心，彦和以谈艺，而必左袒秦汉，右居韩欧，排齐梁为江河之下，指王杨为刀圭之误，不其过欤?”(25)在这样的学术风会中，骈文家的个性与思致趋于活跃，唐宋古文对所谓“八代之衰”的压抑也可以翻转。于是，向往“六朝”也就更容易取得“合法性”，六朝骈俪也可以被奉为“正宗”。 第二，受学人博学雅趣和朴学方法的影响，六朝文学文献每多进入清人的学术视野，比如《文选》学、徐庾等六朝骈文家专集的整理与评注产生了一系列高质量学术成果。依靠某些学者型幕府的力量，具有文学总集含量的较大型中古文献也得到整理，如孙星衍官山东督粮道时，聘请擅长校勘与《文选》学的顾广圻进入其幕府校刊《古文苑》一书，还与他共同商议《续古文苑》编纂工程，事实上《续古文苑》的义例不仅接续《古文苑》，而且接续《文选》，所辑补之篇重在汉魏六朝骈文，从文献上带来“词苑之奇观”(26)。另外，严可均对唐以前文章汇总而成《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在编辑过程中，也得力于孙星衍等人，这与他游于孙星衍山东督粮道幕府结下的学术友情是相关的。清中期幕府对骈文产生重要作用的，当然还有更突出的，如曾燠在两淮盐运使任上，获幕宾彭兆荪之助而成当代骈文选本《国朝骈体正宗》，显然以“正宗”为意。 在此期的创作群体中，伴随着汉魏六朝作为文学典范的自觉意识之提升，更为鼓舞文坛的是乾嘉骈文中的“国朝八家”、“孙、洪”、常州派、仪征派(或称扬州派)等并称现象或体派成熟，并不乏延续至晚清仍富活力。正如胡小石先生《中国文学史讲稿》视清代“对于文学有明显主张的，约分三派：(一)桐城派主单语，重散文。即古之所谓笔，此派以方苞为首。(二)扬州派主偶体，重骈文。即古之所谓文，以阮元为首。(三)常州派调和文笔之说，如张惠言等均骈散兼工。”(27)后两派均重六朝。即使是宗法韩、欧的桐城派，在中后期也出现对“六朝”的某种宽容，如姚门高足梅曾亮编《古文词略》，其《凡例》认为六朝曹植、嵇康“未尝非古文也”，在文体上较有通达气度。他本人也长于写骈文，谭献《复堂日记》光绪十三年十二月初六日载有读后感：“阅《柏枧山房骈文》。情深婉约，殊近彦升、季友。伯言先生以桐城派古文名，乃骈俪成就如此，贤者不可测也。”(28)就以六朝骈文名家任昉、傅亮相比拟。 “国朝八家”的品目缘于吴鼒嘉庆三年(1798)辑成《八家四六文钞》，由袁枚、邵齐焘、刘星炜、孔广森、洪亮吉、孙星衍、曾燠、吴锡麒构成，虽诸家各有创造性成就，但正如李元度所归纳，他们的共性为“其于东京六朝皆寝馈而渔猎焉者也”(29)，这种风格上的树立正是“八家”并称的内在原因。晚清谭献对“八家”出现的文坛价值作了两点概括：“伐柯之则，在于简质清刚；相马之真，主于清转华妙。”(30)指出了乾嘉骈文在“简质清刚”和“清转华妙”上的典范意义。 以“简质清刚”来说，是源于邵齐焘的实践与体悟，其《答王芥子同年书》称：“平生于古人文体，尝窃慕晋宋以来词章之美，寻观往制，泛览前规，皆于绮藻丰缛之中，能存简质清刚之制，此其所以为贵耳。”(31)处在文治隆盛时代，早年科名荣耀，擅声馆阁，但可贵的是邵齐焘在人格意态上“志行超远，意度夷旷，似魏晋间人，其文亦如之”(32)。不难感到，“似魏晋间人”也指涉了乾嘉士人精神史的某种变动。乾嘉文坛审美上的六朝风由潜流而壮大，应考虑其与学术思想、文献发掘研究、士人精神意态的连缀，从复合的角度观察也许更能感受时代思潮的萌动。“八家”中的袁枚，颇富魏晋名士风流通脱之致，他认为与其说“六经以道传”，不如说“实以文传”(33)，那么，从“文以载道”观出发的对文学的要求势必受到质疑，在这一视野下，文章流别代有所变，体裁求新造极，各有存在的意义：“六经，文之始也。降而《三传》，而两汉，而六朝，而唐宋，奇正骈散，体制相诡，要其归宿无他，曰：顾名思义而已。”(34)历来的六朝贬抑论在此也可不攻自破。其为文亦如其为人，坦白率真，所擅骈体颇得六朝体格。不过，袁枚的某些游戏之文不免轻俗之嫌，为吴鼒、曾燠所批评，这也反映中期骈文家对清初以来骈文游艺气息的雅俗之辨趋严。其他骈文家如洪亮吉、孙星衍、孔广森等人的个性中也不乏清逸俊爽的风致，且在骈文写作中能存经史而更显庄重。孙星衍在为年辈稍后的孔广森(号顨轩)遗书作序时称：“今代为文有六朝风格者，惟邵叔宀、袁简斋，两君既有集行世，顨轩尤致力于此。”(35)汪中“称今之人能为东汉魏晋齐梁陈之文者，曲阜孔顨轩、阳湖孙渊如也”(36)。骈文名家之间如此以“有六朝风格”交相赞誉(37)，值得从士人精神史的角度予以重视。 以“清转华妙”的四字箴言来说，是出于刘星炜的提炼归纳。他以学政之职务，在安徽推行《选》学。出于刘星炜门下的全椒人汪履基，字存南，博学工诗文。汪履基是吴鼒表兄，也是他习四六文的启蒙师。吴鼒《思补堂文集题辞》载：“吾师汪存南先生，司空(指刘星炜)高弟，述其谭艺四字，曰‘清转华妙’，可谓至言。”汪履基、吴鼒秉承刘星炜的启示，对骈文造境风格的追求富于艺术性。这一理念在徽扬一带传播影响较深。“清转华妙”是审美层次丰润的一个概括，既注意到“清”与“丽”的结合，著一“转”字，又将前人意识到的“清越顿挫”等途径浓缩得更富方法能量，从而保障骈文之美进入化生不已的妙境。晚清骈文理论家的“潜气内转”说，对“清转华妙”的“转”字诀，恐怕是一种存在联系的发展。作为创作底蕴上的共同基础，“转”字诀所对应的文本形态可能与六朝俪文更相关。 吴鼒的“八家”之选，已有把“六朝”作为内化标准的倾向。到了曾燠，对于此意已作出明确表述。曾燠爱好骈文，在扬州任两淮盐运使任内的嘉庆十一年(1806)，由幕宾彭兆荪襄助而编成《国朝骈体正宗》一书，更大规模地总结并推动当代骈文创作。该选意旨“立准于元嘉、永明，而极才于咸亨、调露，文匪一格，以远俗为工；体无定程，以法古为尚”(38)，把崇尚六朝的文轨意义作了肯定。曾燠强调“秦汉传薪，实在晋宋；韩柳树帜，不废徐庾”，在骈文与古文同条共贯的视野下，发掘“六朝阃奥”的价值：“窃惟论骈体者，李唐之前无闻，宋始有王铚《四六话》、谢伋《四六谈麈》，铚矜切合之巧，伋主剪裁之工。要是两宋规模，未窥六朝阃奥。津逮既卑，颓波弥甚，精神尽丧，面目都非，乃五百年遂无作者。……大抵骈体之兴，古文尚存；古文浸失，骈体亦亡已。夫奎璧同耀，乃云文章之府；濉涣合流，斯曰文章之波。观文物于朝会，则黼黻用彰；感文明于咸韶，则宫商必谐。”(39)除了这些当代骈文之选反映文坛趋向，这时期的古选中以六朝为对象的也颇显作用，值得提出的如彭兆荪《南北朝文钞》、李兆洛《骈体文钞》、许梿《六朝文絜》(40)等，多方开掘“六朝”的文学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