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虞初新志》是清代张潮辑录成集的笔记文言短篇小说集，作者多为明代遗民，其本身就是士人。在《虞初新志》中，这类士人形象从现实的直接意义上而言是迫切需要又不可强求的存在，因此篇目中各传主多为作者虚构而非实人真事，大多是文人笔下的豪侠形象，不过这类豪侠身上往往投射着现实中遗民士人的影子。但遗民士人这种志与趣共融共生的志趣人生及其独特的审美表现，反映了这一时期遗民士人阶层个性化的人生选择和普遍性的精神旨趣，超越了一直以来遗民士人作为民族气节的政治符码的身份表达，在某种意义上确证和巩固了士人阶层自身作为知识者的社会地位。30)张潮：《虞初新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9页。
关键词：《虞初新志》;士人;志趣人生;表现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虞初新志》是清代张潮辑录成集的笔记文言短篇小说集，作者多为明代遗民，其本身就是士人，因此，小说集中的各类士人形象被赋予作者自身的人生际遇。无论是狂任自由的孤高异士、侠义通达的人间志士，还是抱诚守真的隐逸名士，面对异族统治，他们以民族大义责己，或出仕或游侠或隐居，用各种形式祭奠着故国，牢守着一份文化。这种生命之志与趣相辅相成的人生，反映出明末清初这一特定时期士人阶层独立不羁的生命诉求和以文存史的清醒的自觉意识。
关 键 词：《虞初新志》/士人/志趣人生/表现
作者简介：李青唐，徐开亚，浙江树人大学人文学院。
《虞初新志》是清代张潮辑录成集的笔记文言短篇小说集，编选作品多为明末清初之际文人之作，这些作者中又多以遗民为主，如魏禧、彭士望和王猷定等。自顺治元年到康熙三十四年，51年间风云变幻，这是一个历经民族兴亡、王朝更替及家国盛衰的时期，也是文学创作和学术思想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时期。对于明代遗民士人来说，家国覆亡的伤痛、异族文明的冲击以及生存抉择的困境等，引发其对民族传统文化和个体生存价值的深度思考。士人阶层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在传承文化上有着清醒的意识，他们期望把自己的“易代”见闻撰写出来，借以寄托对前朝的哀思。小说集中，各类士人形象被赋予作者自身的人生际遇，他们或出仕或游侠或隐居，以各种形式祭奠着故国，牢守一份文化。本文从小说集中三类士人的志趣人生及其表现入手进行分析。
一、狂任自由的孤高异士
明自嘉靖以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城市逐步繁荣，市民阶层不断壮大。为适应新时期现实的发展态势及士人们生存生活的需要，儒学体系内部自我调节机制高速运转，倡导“千千万万个活泼的个体”的阳明心学，逐渐成为社会各阶层思想的主流，为晚明士人主体意识的觉醒、个性的张扬提供了理论基础。明清鼎革之际，社会与理想崩塌，此世风下，菲薄孔孟、离经叛道言论屡见不鲜，狂狷之士层出不穷，《虞初新志》对此多有记载。袁中道在《殷生当歌集小序》中说：“丈夫心力强盛时，既无所短长于世，不得已逃之游冶，以消垒块不平之气，古之文人皆然。”①周亮工经受明清易代的亡国剧痛，遭遇坎坷，自称其诗“生平多谬误，细细责微貂”②，“出处抚微躬，难将铁铸错”③，皆是对归附清廷往事的愧疚。其一身二仕，于大节固然有亏，然亦有在这大苦痛中深深的自责与悔恨，所作《盛此公传》讲述了言行举止异乎众人的当代大儒盛于斯：虽颖悟有才，却因为文不合尺度而困于场屋，且又遭身残目盲的打击，“多饮酒，与妇人近……酒后呜吟不已”④。对其不幸，作者寄寓更多的同情与感伤，连连慨叹其悲，也饱含着自身生不合时、郁郁不得志的苦闷。又如方咸亨《武风子传》中弃儒学者武风子：“嗜酒，日唯谋醉……醉后痛哭……披发佯狂，垢形秽语，日歌哭行市中，夜逐犬豕与处。”⑤透过这一段琐碎却泛着浓浓凄苦之味的文字，遗民士人的痛哭之声萦萦于耳，癫狂之态犹在眼前。再如《八大山人传》中的八大山人性孤介，病癫：
甲申国亡……初则伏地呜咽，已而仰天大笑，笑已……叫号痛哭，或鼓腹高歌……一日之间，癫态百出。市人恶其扰，醉之酒，则癫止。⑥
八大山人终日呜咽、大笑、痛哭、高歌，作者陈鼎写出其不合于俗、不谐于世的癫狂之态，也直观地显露出他悲喜无常、哭笑不得的精神状态，人生的茫然与亡国的痛苦相交杂，犹如泥潭使其深陷其中却又无计可施。
鼎革易代的风波在普通百姓的眼里如风烟过境，对士人而言却是难以忘却的哀恸。古今英雄不合于时，胸中壮气不尽豪达感激，往往逃于俗而寄之酒也。《虞初新志》中，许多主人公在明朝大厦倾倒之时未能蹈死赴义，又在社会上找不到出路，从而嗜酒如命、歌哭无常，肆意宣泄着自己内心的痛苦，其间充满自我情感的委屈与压抑。身在乱世，醉酒也只能一时而醉，此种异族入主中原之痛，岂是醉酒能忘却的。面对亡国的屈辱和复明的无望，他们往往通过更为褊狭的自我放逐方式宣泄内心的不平和激愤，同时乞求在“无力挽回朝廷”的过错中能有一丝赎罪。《虞初新志》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着奇装异服，狷介不羁，以一种异于常人的奇行行世。曹禾所作《顾玉川传》中的顾玉川：
常衣纸衣……冠纸冠，方屋而高二尺。或时蓬跣行歌道中，或时幅巾深衣……行歌自如。⑦
奇装异行，古怪如斯，是士人抒发苦闷、愤怒及幻灭等超强情感的外放之形，是他们亡国悲悼的极端之境，是纵心骋性而迸发出的抗争光芒。玉川蓬跣不支、行歌于市，其行为的荒诞恰恰反衬出现实人世的悲凉与孤寂。无独有偶，改朝换代的阴霾笼罩着整个遗民士人阶层，故而时局滋生的癫狂之士不是个态表现，更是一种群体表现⑧。如陈鼎入清后，弃家不仕，颠沛流离，百折不回，他笔下《爱铁道人传》中的爱铁道人：
少时曾为郡诸生，明亡，即弃家为道士。冬夏无衣辉，唯以尺布掩下体。不火食……滇中四时皆暖，虽腊月有鳞物，故道人竟辟谷。性爱铁，见铁辄喜，必膜拜。向人乞之。⑨
爱铁道人非仙人，“不火食”“辟谷”写出其誓死不愿接受清王朝嗟来之食的忠贞坚定，足以与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相媲美。“爱”“喜”两字表明其对“铁”的主观情感态度，“拜”“乞”则鲜明地展现出他对自己所眷恋之物的竭力付出。陈鼎对爱铁道人态度的两相对比，遗民士人对自我价值的判断、对情感信仰的坚持清晰地表露出来。
观顾玉川之纸衣纸冠、爱铁道人无衣等外在形态表现，无不透视着明朝覆亡后遗民士人的决绝。入清改代，许多“诸生”主动放弃政治身份，甚至脱弃象征着明朝儒士身份和地位的儒衣儒冠。如遗民傅山在清兵入关时，“遂弃置青衿为黄冠侣，时而遨游平定、祁、汾之间，不则坐深山阅释典，户外事弗问也”⑩。有的移民居无定所，弃家远游，以游为隐。反清领袖戴廷械言遗民傅山甲申国变之后“十年无家”，自称“侨黄老子”，自号“啬庐”，皆意取无家(11)。数千明王朝遗民怀抱着对明王朝的深深眷恋和对清王朝的刻骨仇恨，离开生养的故土，表现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节操，深刻反映了其所代表的明代遗民不与满清王朝合作的态度以及立志恢复明王朝的信念。
晚明时期，城市经济高度繁荣，手工业发达，百工艺人的社会地位有了极大提高。文人士子亦不敢再轻视手工艺，折节屈驾与百工艺人交往，在满腔政治热情被现实无情浇熄之时，另辟蹊径，置身于技，恰好为遗民士人的生存阐释提供了土壤。正如归庄曾言：“夫士生一统之世，不幸不为科目所收，则终其身草莽耳。其聪明才气，无所发之，不得已而寄于诗酒，托于诸艺。”(12)《虞初新志》中有不少对奇特技艺的描写，如汤应曾善琵琶、柳敬亭善说书和张南垣善垒石等，他们的技艺炉火纯青，堪称神工鬼斧。其中严首昇《一瓢子传》中的善画龙的一瓢道人：
磨墨满瓢，狂噀著纸，又以破袖渍尘浓涂，张纸空中。俟墨干时，烟云吞吐，鳞甲生动，有飞腾破壁之势，得者至今宝之。(13)
这段文字正面烘托出一瓢道人画龙绘形绘势，泼墨即成，威武雄姿和磅礴之气传达出所画飞龙的生动逼真，又与“得者至今宝之”侧面烘托相结合，表现出一瓢道人技艺之高绝。又如《啸翁传》的啸翁：
能作鸾鹤凤凰鸣……则百鸟回翔，鸡鹜皆舞。又善作者龙吟，醉卧大江滨，长吟数声，鱼虾皆破浪来朝，鼋鼍多迎涛以拜……初发声，如空山铁笛……既而如鹤唳长天，声彻霄汉……再而移声向西，则风从东至，訚然荡然，如千军万马，驰骤于前。(14)
在陈鼎的笔下，短短数语可知其啸声多变，技艺之高。“百鸟回翔”“鸡鹜皆舞”“破浪来朝”和“迎涛以拜”等词以视觉代替听觉，“如空山铁笛”“如鹤唳长天”和“如千军万马”等一连串比喻，则打通了触觉、听觉和视觉的隔阂，再现其精妙绝伦的演奏。世事纷争，乱世求生，唯有明哲保身才能远避祸害，唯有清心淡泊才能消解胸中壁垒。如此精绝的技艺、臻于道的境界，呈现出士人们沉思静悟的心态和寡欲无待的胸怀。又如方亨咸《武风子传》中，武恬以竹作箸，“以火绘其上，作禽鱼、花鸟、山水、人物，城门、楼阁，精夺鬼工”(15)。一箸之上，短寸之间，“禽鱼花鸟”“山水人物”和“城门楼阁”无一不精，技艺可谓炉火纯青。他们虽以奇技而名之，但不同于一般匠人。武风子善作箸，人因以为利，他却颇自矜重，不轻易作箸，然遇贫士及释道者之流生活困穷，则忻然为之，数虽多而不倦。面对流贼的金帛与刀锯，他始终白眼相待，不发一语。八大山人画技极高，其醒时，只字片纸甚是难求，即使黄金百镒置于前，亦不屑一顾，不难看出他们洁身自好、舍“利”而重“志”的价值取向。这些人本来都属于正统的知识分子阶层，无奈明清易代、仕进之门关闭，只得把内心那份割舍不断的情怀与尘世紧密联系起来，在奇技之下隐忍地表达着自己的故国之思、兴亡之感。同时，他们高洁的性情节操也为其技艺灌注了鲜活的生命力与深厚的艺术底蕴。
在风雨飘摇的社会中，夹缝中生存的士人们藏己端于技，倾注自身的全部天赋才华与生命体验去弥补士人自身价值在政治生活中无法实现之后的心灵匮乏，为“穷则独善其身”营构一个精神家园。同时，又在艺术的关照下佯狂于世，不图功名利禄，不屈身侍贼，在人生追求中留守本然之情性，用心灵之光映照出生命自由的精神天地。
内容摘要：《虞初新志》是清代张潮辑录成集的笔记文言短篇小说集，作者多为明代遗民，其本身就是士人。在《虞初新志》中，这类士人形象从现实的直接意义上而言是迫切需要又不可强求的存在，因此篇目中各传主多为作者虚构而非实人真事，大多是文人笔下的豪侠形象，不过这类豪侠身上往往投射着现实中遗民士人的影子。但遗民士人这种志与趣共融共生的志趣人生及其独特的审美表现，反映了这一时期遗民士人阶层个性化的人生选择和普遍性的精神旨趣，超越了一直以来遗民士人作为民族气节的政治符码的身份表达，在某种意义上确证和巩固了士人阶层自身作为知识者的社会地位。30)张潮：《虞初新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9页。
关键词：《虞初新志》;士人;志趣人生;表现 作者简介： 二、侠义通达的人间志士 明清鼎革易代，家国破灭。易代之初，清朝以血腥屠戮强行占领中原地带，以野蛮粗暴的民族主义政策强行压制汉族平民的抗清情绪。当一般的明代遗民还沉寂在激愤难忍的亡国之痛当中，遗民中的朝野志士们在痛心疾首之余，从悲郁中站出来承担起明亡之思和图谋恢复明廷的时代重责。明清鼎革的历史巨变引起遗民士人们思想的勃发，士人们对明朝的腐朽政治制度以及晚明以来阳明心学和程朱理学进行理性的批判，对夷夏之变、道薄法丧及时艰民困等现实进行深刻的反思，学术思潮上亦渐趋务实，由独抒性灵转向经世致用，由此，救亡成为时代的主题。那些内心深具“忠君”“节义”之感的遗民，保持清醒的意识游走四方，以期救亡图存，实现自己经世济民的抱负。如“易堂九子”之首的魏禧，认为真正能崭露头角于乱世的豪杰志士，“往往崛出于通都大邑穷乡僻壤之间”(魏禧《答杨友石书》)。魏禧常去乡壤山林之中物色豪杰志士，康熙元年至康熙十二年中，他屡次游走于反清情绪最为激烈的江浙地带，借出游结交英豪。这种姿态不单单魏禧所持，明清之际的许多遗民如顾炎武、归庄等皆曾奔走四方，探访英豪。如彭士望孜孜于寻访“一旦处事变之穷”，能“调悦画策、定非常，解纷难，互相持于不败者”(16)。在《虞初新志》中，这类士人形象从现实的直接意义上而言是迫切需要又不可强求的存在，因此篇目中各传主多为作者虚构而非实人真事，大多是文人笔下的豪侠形象，不过这类豪侠身上往往投射着现实中遗民士人的影子。《虞初新志》中多篇作品皆有体现，如李焕章的《宋连壁传》、张惣的《万夫雄打虎传》、顾彩的《髯樵传》、王士祯的《剑侠传》和徐士俊的《汪十四传》等。其中，魏禧的《大铁椎传》堪称济世救亡主题的代表。“大铁椎”的事迹来自魏禧友人陈子燦的描述，这篇传记可以说是“道听途说”的艺术再创造。该文站在陈子燦的视角描述一位豪俊侠烈之士大败贼寇的故事，大铁椎无名无姓，是宋将军门下的客卿，力能扛鼎，因善使大铁椎而得其名。其豪侠之举仅需一场面便足以状之： 贼二十余骑四面集，步行负弓矢从者百许人。一贼提刀纵马奔客曰：“奈何杀吾兄?”言未毕，客呼曰：“椎!”贼应声落马，人马尽裂。众贼环而进，客从容挥椎，人马四面仆地下，杀三十许人……忽闻客大呼曰：“吾去矣。”(17) 面对贼“能且众”的形势，他依然应战从容，顷刻间，敌贼“应声落马，人马尽裂”。其凭一己之力勇敌30多人，大战完毕，一声“吾去矣”，迅疾远去，再也不见其人。寥寥数言，战斗场面的惊险激烈、剑拔弩张便铺肆开来。从众贼突袭到大铁椎的反击，整个大战只须臾之间，却足以使人屏息惊颤，而“从容挥椎”四字更是将大铁椎的武艺超群展露得淋漓尽致，其凌厉雄杰、刚毅磊落的战斗英姿如在眼前。魏禧尽管未能亲睹大铁椎的风采，但仰慕之情跃然纸上。魏禧作为易堂九子之首，是清初文以经世观念的积极创导者，主张为文须有裨于世事，认为：“文之至者，当如稻粱可以食天下之饥，布帛可以衣天下之寒，下为来学所禀承，上为兴王所取法，则一立言之间，而德与功已具。”(18)作为身处鼎革之际的文人士大夫，身遭国难，但他始终坚守儒家精神，坚持“立言”理想，挖掘高尚人格，并将其运用到创作中去，其文学生命早已与时代洪流牢牢绑在一起。 徐瑶的《髯参军传》中的髯参军更具有济危救弱、士人行道的意味：公子携三千金夜宿旅店，岂料被一狰狞的贼僧伺其信宿，欲窥觊其金。公子觉察之后仓皇失措，恰这时，髯参军路见不平，救公子于困厄之中。公子感其大恩愿以三百金为寿，且欲向当朝首相举荐髯参军：“今首相某，吾师也，吾驰一纸书，旦夕且挂大将军印，乌用隶人麾下为?”(19)千里马遇伯乐，英雄有用武之地，对习武之人来说，能够挂将军拜帅印、驰骋疆场，是梦寐以求之事。哪料，髯参军绝意拒之，仰天大笑后扬长而去。诸如此类，《虞初新志》中众多篇章字里行间皆充满着遗民士人们在世衰道微之时对豪杰义士的热切讴歌和迫切呼唤。在这样一个乱象横生、身遭巨大灾难的时代，豪侠义士从“义”出发，仗剑行侠，游走于江湖市井草野，除暴安良，消弭世间不平，他们有着士人“兼济天下”的理想，同时又轻视功名、蔑视权贵，始终表现出一种来去自如、亦侠亦隐的样子，有着士人“不仕新朝”的决然与坚持。 如果说在这混乱的社会中，行豪侠的义举是士人想要恢复道统的一种理想的话，那么怀仁致远则是他们扶纲存道的切身实践。遗民士人们面对朝廷易手、仕途壅蔽的现实，逐渐把举业立功的政治理想转化为立德立言的实践，通过自身的一言一行为持守，把道融于各自所从事的生产活动中，以达“存道”之目的，继而扶危济困、赈济天下。作为遗民士大夫，他们难以将“有用之志”运用于军国大事，然而这并不妨碍其秉持“经世致用”的宗旨，救助身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黎民百姓。如《虞初新志》辑录魏禧的《卖酒者传》中的主人公郭节，他能造佳酿，却不高其值，在卖酒过程中，“或遣童婢沽，必问汝能饮酒否……或倾跌破瓶缶，辄家取瓶更注酒，使持以归”。他特别体贴入微，关心弱势群体： 聚饮者曰：“吾侪保甲贷乙金，甲逾期不肯偿，将讼，讼则破家，事连吾侪，数姓人不得休矣。”……卖酒者曰：“何忧为?”立出四百金偿之，不责券。(20) 郭节虽为酒商，但他善解人意，关切乡里，稚童女子买酒必问谁饮，不以利重，帮助仆婢使其免受主家之笞，替人还债救数家之囿。他们将礼义道德融贯于日常生活中，以己之行传道，潜移默化中影响世人，使道存世。又如《北墅奇书》中一推车者，碎人新置茧袍，碎衣者竟拂袖不问罪；《乞者王翁传》中，王翁得一金鐶值数十金，其不取非有，皆弘扬德行、济世存道之举。在明清易祚之际，遗民士人一切精神文化的建构都源自他们所推崇和信守的“道”之弘扬，其性情倾向、理想追求和价值观念都自然融于“道”中，在坚守始终“不仕”的道德前提下，通过个体精神的坚持，倡导入世弘道的儒者风范，保持自身人格的独立。这种种作为体现明遗民士人对自身价值的体认、对固有文化的坚守和对“存道”行为的砺行，最终道济天下，从而保存民族文化内核，恢复道德伦理纲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