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内容提要：出土简牍《孔子诗论》、《采风曲目》提供了重新审视“采诗观风”制度的新材料，提示这一制度在先秦时期确实存在。针对扬之水先生所言，萧兵先生以新的思路提出了反对意见，从“民歌最爱夸饰”的普遍现象出发审视风诗中的“贵族因素”，认为诗中那些“非贵族莫办”的东西完全可能是夸张、吹牛，“农夫可能仿效贵族把野牛角叫兕觥，‘编诗’者更可能用雅训而高贵的称谓来‘替换’它。二、《孔子诗论》言《邦风》特点和功用《孔子诗论》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2001年公布，共29简，约1006字。关于《采风曲目》的时代性和地域性，学界存在争议，马承源先生认为：“《采风曲目》可能是楚国历史上某一时期流行的或有意编集的歌曲曲目，口头文学和民歌曲调很难长时期流传而不失真，但是采风记载用宫、商、徵、羽等声名分类标目的这种音乐史料，是前所未见的。
关键词：采诗观风;《孔子诗论》;《采风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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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出土简牍《孔子诗论》、《采风曲目》提供了重新审视“采诗观风”制度的新材料，提示这一制度在先秦时期确实存在。对民歌的采集和整理，是官方音乐机构的常规工作，尽管具体程式未必与汉代人描述的完全一样。所“采”所“观”，首要的是乐曲，其次才是歌词。乐曲要经过加工，以符合雅乐规范和礼仪，但加工改造在原曲基础上进行，故而音乐的地方风格仍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保留。经过贵族的简择和修改，歌词“知得失，自考正”的政治寓意也更加凸显，并在后来的儒家思想发展中得到强化。
关 键 词：采诗观风/《孔子诗论》/《采风曲目》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楚简诗类文献与诗经学要论丛考”(16FZS047)。
作者简介：胡宁(1978- )，男，安徽舒城人，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先秦史。
“采诗观风”是传统诗经学的重要问题，古来关于《诗经》的论著，多涉及这一问题，存在不同的说法，有着长期的争议。时至今日，“采诗观风”依然是诗经学研究绕不开的话题，不仅没有“降温”，甚且向纵深发展，学者之间的分歧之大，较之古代有过之而无不及。究其缘由，实因这一制度的存在与否，与“《诗经》中有无民歌”，或者说“《诗经》中有没有来源于民间的诗”密切相关，与“诗三百入乐”问题也有紧密的联系。近十余年来出土简牍材料，为我们更深入地认识、辨析“采诗观风”提供了支持。
一、关于“采诗观风”制度的历史争论
周代有“采诗观风”的制度，传世文献中所能见到最早的相关材料是汉代人所作。《礼记·王制》曰：“天子五年一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觐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郑玄注：“陈诗，谓采其诗而视之。”孙希旦《集解》：“愚谓大师掌教六诗，命诸侯大师之官各陈其所采国中之风谣。”[1]依此说，“采诗”是诸侯国乐官所为，“观风”则是天子巡守时，通过各国乐官采集的诗歌观各国的民风，天子在巡守的过程中，将各国之诗用作了解该国民情和政教状况的重要依据。《汉书·艺文志》则说：“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2]1708依此，则采诗似专有其官。关于采诗的政治功能，首先说“观风俗”，与《王制》所言“观民风”一致，并进一步说“观民风”的目的是知政教之得失并加以改进。具体怎样采诗，《王制》和《艺文志》并没有说。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宣公十五年》曰：“从十月尽，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3]2287这是一个多人负责、逐级汇总的制度。而《汉书·食货志》云：“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则具体负责采诗的是行人，①与前引各条所言皆不同。文中的“大师”是王朝乐官，“比其音律”而奏之歌之，王者就可以高居庙堂而知天下民情，与《王制》所言天子巡守而观民风不同。
因为关于“采诗观风”的相关材料是汉代人言周代事，且有相互矛盾之处，终不能使人无疑，我们很难相信汉代人所言的这些制度确曾施行于周代，却明显可以从中看到汉代乐府制度的影子。但是，“采诗观风”说的实质是对民歌进入周代雅乐体系的制度说明。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认为风诗多有民歌，即便汉代人所言的具体程序不可信，周代也应存在某种采集民歌的制度。有一些学者不仅否定汉代人的记述，而且否定“采诗”本身，清代学者崔述在《读风偶识》中专列一条，言采诗不可信，最为系统详明：
克商以后下逮陈灵近五百年，何以前三百年所采殊少，后二百年所采甚多?周之诸侯千八百国，何以独此九国有风可采，而其余皆无之?曰：孔子之所删也。曰：成康之世治化大行，刑措不用，诸侯贤者必多，其民岂无称功颂德之词，何为尽删其盛而独存其衰?伯禽之治，郇伯之功亦卓卓者，岂尚不如郑、卫，而反删此存彼，意何居焉?且十二国风中，东迁以后之诗居其大半，而《春秋》之策，王人至鲁，虽微贱无不书者，何以绝不见有采风之使，乃至《左传》之广搜博采而亦无之?则此言出于后人臆度无疑也。[4]
主要从时代、地域分布、《左传》无载三方面着眼，可以说是疑之有据、言之成理。但以此否定采诗，尚嫌不足。就时代来说，《诗经》中风诗的时代最不容易判断，很多诗篇本身并没有提供足以判断其时代的信息。就地域分布来说，《国风》所涉地域西及秦，东至齐，不可谓不广；虽无“鲁风”，《诗经》中有《鲁颂》；郇伯虽有功，郇国衰落、灭亡甚早。至于说《左传》无载，若依《礼记·王制》所言，“采诗”是诸侯国乐官的常规工作，各种官守的常规工作甚多，史官焉能一一都记录下来?
关于采诗制度的讨论，基点是风诗中有不少民歌。这一点原本并不是问题，古代学者多这样认为，近现代学者也多这样认为。朱熹《诗集传序》云：“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5]2又诠释“国风”之义曰：“国者，诸侯所封之域，而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5]1清代学者方玉润《诗经原始》也说：“窃谓《风》者，皆采自民间者也。”[6]这样的看法在古代是很具代表性。近现代的很多学者则往往出于对民间文学的重视或对优秀诗歌“人民性”的强调而延续此论。胡适说：“我们的韵文史上，一切新的花样都是从民间来的。“三百篇”中的《国风》、二《南》和《小雅》中的一部分，是从民间来的歌唱。”[7]法国学者格拉涅也这样描述《国风》中的大部分恋爱诗：“在古代农民社会的季节祭时，青年男女竞相喧哗、交互合唱时所作的。”[8]直到近年，仍有学者将《国风》中的诗歌视为“各地的民间歌谣”，认为它们“体现了地方艺术风格和当地人民的爱憎。”[9]
较早怀疑乃至否定《国风》诗歌来自民间的是朱东润先生。20世纪40年代他就写了《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一文。后来持此主张者所论基本上没有超出朱先生此文的框架，这里择其主要观点及论证详引如下：
《诗》三百五篇以前及其同时之著作，凡见于钟鼎简册者，皆王侯士大夫之作品，何以民间之作，止见于此而不见于彼?此其可疑者一也。
即以《关雎》、《葛覃》论之，谓《关雎》为言男女之事者是矣，然君子、淑女，何尝为民间之通称?琴瑟钟鼓，何尝为民间之乐器?在今日文化日进、器用日备之时代，此种情态且不可期之于胼手胝足之民间，何况在三千年以前生事方绌之时代。谓《葛覃》为归宁之作者，此则出自本文，尤无可疑，然《葛覃》云：“言告师氏。言告言归。”民间何从得此师氏，随在夫家，出嫁之女，犹必事事秉命而行?此其可疑者二也。
文化之抽绎，苟以某一时代之偶然现象论之，纵不免有后不如前之叹，然果自大体立论，则以人类智识之牖启，日甚一日，后代之文化较高于前代，殆无疑议，何以三千年前之民间，能为此百六十篇之《国风》，使后世之人惊为文学上伟大之创作，而三千年后之民间，犹辗转于《五更调》《四季相思》之窠臼，肯首吟叹而不能自拔?此其可疑者三也。
今日论诗，果以汉人诗说为本，则考之鲁、齐、韩、毛之说，凡《国风》百六十篇之中，其作家可考而得其主名者，其人莫不属于统治阶级，其诗非民间之诗也。[10]3-16
朱先生又列举了《国风》中“由名物章句而确知其为统治阶级之诗者”80篇，分为“由自称之地位境遇而可知者”、“由其自称之服御仆从而可知者”、“由其关系人之地位而可知者”、“由其关系人之服御而可知者”、“由其所歌咏之人之地位境遇而可知者”、“由其所歌咏之人之服御仆从而可知者”六类。[10]16-33
《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着眼于时代背景、文学发展规律和具体诗篇的作者、内容，作了深入剖析。尤其是用诗篇本身所涉及的称呼、器物、交游等细节作为证据，很有说服力。说通常后代的文化要超过前代，若就文学艺术而言，反证很多；四家诗言诗作者和诗本事，也多有附会。但诗篇词句中的种种证据，则是不容忽视的。新时期以来赞同风诗不出于民间的学者多在这方面作进一步阐论，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扬之水先生，她在《诗经别裁》一书的序言中说：
至于庶人的生活状况，其水平之低下，条件之恶劣，由现代考古发掘中所见，可以知道得很真切。《风》曰堂曰室，曰著曰闼，庶人无与焉。而代表了当时物质生活最高水平的锦帛、玉器、青铜器，更不属于劳力者所有。所谓“礼不下庶人”，或者原因之一即在庶人本不具备履行礼仪的最起码的财力。物质生活极端贫困，又怎么可能有创造精神生活的余裕呢。《风》曰锦衣曰狐裘、曰兕觥曰佩玉、曰车曰马，《召南·采蘩》说到“公侯之宫”、“公侯之事”，《采蘋》说到“于以奠之，宗室牖下”，《邶风·泉水》有“出宿”“引饯”之礼，《卫风·木瓜》有琼琚、琼瑶之类的酬答，固然都不是庶人的生活，而《卫风·考槃》、《陈风·衡门》、《曹风·蜉蝣》……《风》诗中的大部，情感意志与精神境界，月旦人物与观察生活的眼光，又何尝属于庶人与奴隶。[11]
物质生活方面的衣食住行所用，精神生活上的识见境界所达，确实多为贵族才有、才能，而物质条件简陋、没有机会参与礼乐活动且没有受教育权的庶人所没有、不能的。这样看来，《国风》中有贵族“气息”的诗篇很多而可以认定为民歌的难觅。
针对扬之水先生所言，萧兵先生以新的思路提出了反对意见，从“民歌最爱夸饰”的普遍现象出发审视风诗中的“贵族因素”，认为诗中那些“非贵族莫办”的东西完全可能是夸张、吹牛，“农夫可能仿效贵族把野牛角叫兕觥，‘编诗’者更可能用雅训而高贵的称谓来‘替换’它，美化它，夸饰它。”“一小节‘玉石’，也能‘吹’成‘琼瑶’。而且，敲敲瓦罐，弹弹‘口弦’，很可能被‘删诗者’修饰为‘钟鼓’‘琴瑟’之音。”[12]这种观点也不无道理，夸张本就是民歌常见的手法，乐师加工整理也完全有可能改换字词。但是，这些很难得到证明，而且许多风诗不仅仅有贵族才能有的器物，还有应属贵族的格调，况且那些可以认定作者身份(不一定确知某人)的风诗皆为贵族所作无疑。近百年前，郭沫若先生抱着复活“我们最古的优美的平民文学”的目的，将《诗经》中的“情歌”译为白话诗，计数不过40首而已，仅风诗总数的四分之一。②而这些诗即便都视为情歌，也并无证据指实它们所咏的是平民而非贵族的恋情，倒是有一些诗篇，就“君子”这样的称呼和古来公认的诗本事而言，当属贵族所作。
因此，从诗辞本身来看，我们不能认为风诗是民歌或言大多数风诗是民歌。既然如此，“采诗观风”制度在周代的存在也就得不到《诗》文本的支持。那么是不是周代根本没有采诗这回事呢?是不是诗三百与民间、民歌毫无关系而纯粹是贵族的作品呢?楚简文献给我们提供了关键的证据和启示。如前所述，传世文献中关于“采诗观风”的材料皆为汉代人所作。因为材料的晚出，学者有理由怀疑这种制度的真实存在。但这一局面随着两种楚简诗类文献的公布而发生了变化，一种是《孔子诗论》，另一种是《采风曲目》。前者作为真实反映孔门诗教的文献，其中论《邦风》之言关涉风诗的来源；后者则是目今所见与“采诗观风”制度直接相关的唯一先秦文献。
之，其用心也将如何?曰：《邦风》是也。
“与”字，诸家或上属，简文此字上有墨钉，当以下属为是。“坪门”，原考释读为“平门”，“‘诗其犹平门’，其意或为诗意理犹如城门之宽达。”[14]130何琳仪先生释为“塝门”，读为“广门”，句意为“《诗》之义理犹如宽广之门”。[22]246范毓周先生从原考释，但认为“平门”即细大不逾的平和之门，意为人人可以进入之门，是一种比喻。[23]冯时先生也读为“平门”，引《论语·阳货》孔子之言“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乎”，认为“《诗》其犹平门与”“谓《诗》之包及万事，犹如正对其门而立，故于人情世故无不见及也。”[24]裘锡圭先生读为“声门”，说此句意为：“可以说作为心声的诗，是通往诗人心灵的一道门。”[25]廖明春先生释为“塝门”，读为“旁闻”，说：“‘旁闻’，犹多闻、洽闻，指《诗》内容丰富。”[18]许全胜先生也释为“塝门”，读为“坊门”，引《礼记·坊记》：“君子礼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说：“盖诗‘发乎情，而止于礼仪’，犹孔子所谓‘从心所欲而后不逾矩’。简云‘诗其犹坊门与’，亦同斯旨。”[26]姜广辉先生释为“重门”，说：“门之设置，其义有二：一为通道，二为防害。……周代建立采诗观俗及以诗立教的制度。亦有‘纳善闭邪，击柝防害’的政治用意，故论者将《诗》比作‘重门’。”[27]黄怀信先生认为“平门”可理解为“平齐行列之门”，“‘平门’，就是平齐、区分门类的门。孔子于此先以‘平门’为喻，然后下文具体言《邦风》、《小雅》、《大雅》、《颂》之平齐与区分，以说明何以‘犹平门’。”[13]256此外尚有一些观点，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综合上下文，当以黄怀信先生之说为是。
“戋民”，原考释读为“贱民”，
字未释，李学勤先生读为“裕”，[16]廖名春先生从之，并读“戋”为“践”，解为“善”，认为“践民而裕之”即“亲善百姓使之宽裕”。[18]周凤五先生释为“残民而怨(捐)之”，[28]王志平先生释为“贱民而怨之”。[19]211何琳仪先生释为“与贱民而豫之”，指“与贱民同乐”。[22]246李山先生读“与”为“举”，释
为“捐”并读为“蠲”，引《公羊传》“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认为“举贱民而蠲之”说的是“出身低贱的老年男女由官家提供衣食”，“目的即第三简所谓‘观人俗’，所以要‘大敛材’，即重视‘臣妾’们的‘采诗’活动。”[29]
笔者同意原考释“戋”读为“贱”的意见，“与”字当从李山先生读为“举”，
字则当从李学勤先生读为“裕”，但应训为化导，《尚书·康诰》：“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曾运乾《正读》：“乃，汝也。由读为猷，图也。裕者，《方言》云：‘裕、猷，道也。东齐曰裕，或曰猷。’皆启迪诱导之意。”[30]“举贱民而裕之”即化导底层民众，“风”有教化之义，《玉篇》：“风，教也。”[31]《论语·颜渊》：“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3]2504作为诗之类名，传统上也多有着眼“教化”阐发其义理者，《诗序》：“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3]269又“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3]271《文心雕龙·颂赞》：“夫化偃一国谓之风，风正四方谓之雅，容告神明谓之颂。”[32]孔颖达《毛诗正义》：“教化之道，必先讽动之，物情既悟，然后教化，使之齐正。言其风动之初，则名之曰风。”[3]269
通过对《孔子诗论》中论《邦风》之语的考察分析，可知孔门的风诗观。一方面，风诗来自民间，故可以“观人俗”、“大敛材”；另一方面，正因为风诗来自民间，反映民情民俗，统治者可以凭借风诗得化导民众之道。以诗观俗与化民成俗，是先自下而上后自上而下的过程，是收集诗歌供庙堂之用，而后实施教化的过程。在孔子看来，风诗是有民间来源的，“采诗观风”制度的存在是诗用与诗教之基。
我们可以回到本文第一部分所引，《汉书·艺文志》言“采诗”的政治功能，即“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这显然可以与孔子所言《邦风》的功能对应，“观风俗”可以与《孔子诗论》说的“观人俗”对应，“知得失，自考正”与“大敛材”的自我素养提升也有关联，而且“举贱民而裕之”正可视为在“知得失，自考正”之后进一步化导民众。我们可以从《孔子诗论》中关于具体诗篇的论述获得更清晰的认知，如下面这一段：
孔子曰：“吾以(于)《葛覃》，得氏初之诗(志)。民性固然：见其美，必欲反其[本]。夫葛之见歌也。则以叶萋之故也；后稷之见贵也，则以文、武之德也。吾以(于)《甘棠》，得宗庙之敬。民性固然：甚贵其人，必敬其位；悦其人，必好其所为，恶其人者亦然。[吾以(于)][《木瓜》，得]币帛之不可去也。民性固然：其
(隐)志，必有以俞(抒)也。其言有所载而后内(纳)，或前之而后交，人不可
(干)也。
这段话评论了《葛覃》、《甘棠》、《木瓜》三首诗，分别在《周南》、《召南》、和《卫风》，对每首诗的评论皆着眼于“民性”。“吾以”云云是总括地点出从诗中所获启示，言“民性”是给出理由，然后还可以有进一步的解说。这正是一个以诗观俗(“民性”是“风俗”的心理基础)的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获得的启示(反本、敬宗庙、币帛不可去)，也正是“知得失，自考正”的依据。又如论《关雎》：“以琴瑟之悦拟好色之愿，以钟鼓之乐[拟婚姻之]好，反纳于礼，不亦能改乎?”纳俗于礼而能改，正可以说是“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论《汉广》：“[不求不]可得，不攻不可能，不亦知恒乎?”也是从男女之事出发，领悟出具有政治意义和指导价值的常理(“恒”)。关于风诗的评论还有一些，都可作如是观，就不一一列举了。可见汉朝人所言“采诗观风”的意义功能，是渊源有自的，不可以其晚出而废之。
从《孔子诗论》所言风诗的政教功能出发，我们可以更进一步，从另一个角度审视采诗的政教意义。《小雅》中的有些诗歌，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与风诗并无二致，其中有一些可以看出是来自民间。如《黄鸟》表现背井离乡者的思乡之情，用语与《卫风·硕鼠》类似。又如《我行其野》与《国风》中的弃妇诗并无区别。如果说这样的诗采自民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些诗却在《小雅》中而非在某国之《风》中。这实际上提示我们，民间诗歌的被采集和使用，很可能并不都是一次完成的。我们可以通过对《小雅》中另一首诗的分析明确这一点，这首诗就是《四牡》：
四牡騑騑，周道倭迟。岂不怀归?王事靡盬，我心伤悲。
四牡騑騑，啴啴骆马。岂不怀归?王事靡盬，不遑启处。
翩翩者鵻，载飞载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将父。
翩翩者鵻，载飞载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将母。
驾彼四骆，载骤骎骎。岂不怀归?是用作歌，将母来谂。[3]406
奔波劳苦的服役者，诉说自己的伤悲，这样的诗，《诗经》中不少，《小雅》中的《杕杜》就很类似。诗中亦言“王事靡盬”，又言“征夫遑止”、“征夫归止”、“征夫不远”、“征夫贰止”，[3]416“征夫”指的是行役之人，《小雅·何草不黄》“哀我征夫，独为匪民”，郑笺：“征夫，从役者也。”[3]501与《四牡》更相似的是《唐风·鸨羽》：
肃肃鸨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苍天!曷其有所?
肃肃鸨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苍天!曷其有极?
肃肃鸨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尝?悠悠苍天!曷其有常?[3]365
同样是“王事靡盬”的劳苦，同样是不能供养家人的伤悲。抒发征夫的悲哀，是习见于《诗经》的主题，类似的作品应有很多，被采录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四牡》即其中之一。此诗《小序》曰：“《四牡》，劳使臣之来也。有功而见知，则说矣。”[3]406这个说法是有根据的。《左传》襄公四年：鲁穆叔出使晋国，晋侯燕享他，所用诗乐中有“歌《鹿鸣》之三”，即《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三首诗，穆叔言“《四牡》，君所以劳使臣也。”[3]1932《仪礼》中《乡饮酒礼》言“工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3]985《燕礼》亦言，《大射仪》言“乃歌《鹿鸣》三终”，[3]1033都是指以《鹿鸣》为首的这三首诗，用为燕礼、饮酒礼的“升歌”，其中《四牡》一诗的使用意旨是对来宾表示慰劳，晋侯燕享穆叔，是燕享使臣，因此穆叔说此诗是“君所以劳使臣也。”《四牡》一诗本身只有抒发征夫悲哀的意思，并没有可与“劳”(慰劳)相对应的词句，因为被用为宴飨礼仪的升歌，就并非征夫的哀怨，而是君主对征夫劳苦的体察和关心了，这样就具有了慰劳的意义。同样题材的诗歌，被历时、多地采录的可以有多首，在采录时已经经过了乐工的改造，其中一首或几首经过再加工，被固定用于一种或几种礼仪，礼书在记载用乐时自然会列举出来，而其余没有被规定固定用途、次序的诗歌，同样是经过乐工整理的乐歌，也并非与礼仪无关，可以出现于“无算爵、无算乐”的部分，也可以起到“观风”的作用。有着民间来源的诗歌，可以经过不止一次的加工，从而在礼仪使用和政治寓意上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层次性。
内容摘要：内容提要：出土简牍《孔子诗论》、《采风曲目》提供了重新审视“采诗观风”制度的新材料，提示这一制度在先秦时期确实存在。针对扬之水先生所言，萧兵先生以新的思路提出了反对意见，从“民歌最爱夸饰”的普遍现象出发审视风诗中的“贵族因素”，认为诗中那些“非贵族莫办”的东西完全可能是夸张、吹牛，“农夫可能仿效贵族把野牛角叫兕觥，‘编诗’者更可能用雅训而高贵的称谓来‘替换’它。二、《孔子诗论》言《邦风》特点和功用《孔子诗论》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2001年公布，共29简，约1006字。关于《采风曲目》的时代性和地域性，学界存在争议，马承源先生认为：“《采风曲目》可能是楚国历史上某一时期流行的或有意编集的歌曲曲目，口头文学和民歌曲调很难长时期流传而不失真，但是采风记载用宫、商、徵、羽等声名分类标目的这种音乐史料，是前所未见的。
关键词：采诗观风;《孔子诗论》;《采风曲目》 作者简介： 二、《孔子诗论》言《邦风》特点和功用 《孔子诗论》现藏于上海博物馆，2001年公布，共29简，约1006字。篇中简要论述了60首诗的意旨，诗名皆见于《诗经》，还有总论《讼》(《颂》)、《大夏》(《大雅》)、《小夏》(《小雅》)、《邦风》(《国风》)的内容。黄怀信先生概述全篇说：“作者论《诗》，基本上是沿着《国风》、《小雅》、《大雅》、《周颂》的顺序；《国风》又基本上以《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为序；皆与今本基本相同，但并没有完全拘泥，而是间有杂论。在论完具体诗篇以后，又总论‘四始’的性质、特点和《诗》的门类区分，然后再引‘孔子曰’以总说诗、乐、文的性质特点，作为全篇结尾。可见全篇具有严密的组织结构。”[13]281篇中对于《邦风》特点和功用的论述，为我们探究风诗的来源提供了新的资料。 《孔子诗论》总论《邦风》有两段话，第一段为： 《邦风》其内(纳)勿(物)也尃(博)，观人谷(俗)焉，大佥(敛)材焉。其言文，其圣(声)善。 原考释在“也”后断句，读“尃”为“溥”，释前两句说： 《邦风》，就是《毛诗》的《国风》，《邦风》是初名，汉因避刘邦讳而改为《国风》。内物，读为“纳物”，即包容各种事物。“尃”读为“溥”，“溥”与“普”同，《小雅·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溥”古籍中亦通作“普”。“谷”读为“俗”。《礼记·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观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这是陈诗观民风。《孔丛子·巡守》：古者天子“命史采民诗谣，以观其风。”又《汉书·艺文志》：“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这是采诗观民风俗。普观人俗即普观民风民俗。[14]129-130 李零先生读“谷”为“欲”，以“博览风物，探观民情”释此二句。[15]34李学勤先生的断句和释读如上引文，[16]廖名春先生从之，说：“纳物，采纳四方风物。人俗，即民俗。”引《汉书·艺文志》“古有采诗之官”云云，又引《汉书·食货志》和郑玄《诗谱》关于“采诗”“陈诗观风”的内容。黄怀信先生也从李学勤先生断句，认为“其纳物也博”是指风诗所涉及的事物非常广博，“观人俗焉”“是说可以从(邦风)中看到民俗，不必只指王者”。[13]249 “大佥(敛)材焉”一句，原考释：“‘敛材’见于《周礼·地官·大司徒》：‘颁职事十有二于邦国都鄙，使以登万民：一曰稼穑，……八曰敛材……’此‘敛材’为收集物质，简文‘敛材’指《邦风》佳作，实为采风。”[14]130庞朴先生认为“是说看重这些从事敛材的男女百姓”，“而这是《邦风》‘纳物也尃’的表现，也是‘观人俗焉’的渠道。”[17]李零先生认为是指“汇聚人才”，[15]34廖名春先生认为是“搜罗人才”，[18]王志平先生读为“大敛采焉”，指采诗。[19]211黄怀信先生则认为“是说可以从《国风》中收集到大量有用的材料”。[13]249以上诸说，庞朴先生所言似有可以商榷之处，“大……”的句式，表示“以……为大”的意思，典籍中习见，此处亦然，释为“看重……”并不误，但所重视的是“敛材”而不是“敛材的百姓”，“敛材”即聚物，与前“其纳物也博”相照应，“大敛材焉”即重视《邦风》的博纳众物。《孔子诗论》中对《邦风》“纳物”、“敛材”的强调，与《论语》中以“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为学诗的目的之一，都是将博学多识看作从政贵族应该具备的素养。 据《左传》、《国语》等史籍记载，贵族，尤其是担当国际交往之任的贵族，需要广泛的知识，博识多闻是从政能力的重要方面。《国语·晋语九》：“范献子聘于鲁，问具山、敖山，鲁人以其乡对。献子曰：‘不为具、敖乎?’对曰：‘先君献、武之讳也。’献子归，遍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学。吾适鲁而名其二讳，为笑焉，唯不学也。人之有学也，犹木之有枝叶也。木有枝叶，犹庇荫人，而况君子之学乎?’”[20]范献子不知道鲁国先君的名讳，觉得自己闹了笑话，深切感受到“学”的重要性。这件事可以说明国际交往对贵族有博学的要求。当时称那些见闻广博、善于从事外交活动的人为“圣人”，《尚书·洪范》：“睿作圣。”《传》：“于事无不通之谓之圣。”[3]188知道得多，能应对不同的情况，就是圣人。《左传》襄公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晋。雨，过御叔。御叔在其邑，将饮酒，曰：‘焉用圣人?我将饮酒而已。雨行，何以圣为?’穆叔闻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国之蠹也。’令倍其赋。”[3]1974穆叔即臧武仲，鲁国大夫，矮小多智，经常出使。他在当时有“圣人”之称，与他常为使臣、见闻广博是分不开的。所以他说御叔“不可使也，而傲使人”，言下之意是“你没我懂得多，当不了使节，却反而对我这个有能力出使的人倨傲”。孔子在当时也被视为“圣人”，指的也是他懂得多、见闻广。《国语·鲁语》有三条记孔子的言论，其中就有两条是表现孔子的博识，一条是“孔子论大骨”，一条是“孔子论楛矢”。在后世看来，孔子的伟大当然不是因为他能认得防风氏的骨头和肃慎氏之贡矢，但在当时人看来，这是孔子圣人地位的最有力证明。 诗三百来自不同的地方，其中名物甚多，知识量较大。纳兰成德说：“《六经》名物之多，无逾于《诗》者，自天文地理，宫室器用，山川草木，鸟兽虫鱼，靡一不具，学者非多识博闻，则无以通诗人之旨意，而得其比兴之所在。”[21]③这是仅就《诗经》中保存的诗篇而言，春秋贵族所能接触到的很多诗歌尚不包括在内。这也仅是就后世学者“通诗人之旨意”而言，对于春秋贵族而言，则更是要在政治实践中经常使用的。学习诗歌，也包括学习诗歌中的名物，增加知识储备，以备政治活动尤其是外交活动中的随时需要，所以《论语》中，孔子论诗三百的功用，于兴、观、群、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以外，还说到“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从这个方面来看，风诗对于周代贵族而言，有着非常“实用”的功能，“观人俗”不仅仅是了解民情，同时还是社交能力的自我培养，即“大敛材”。这无异于为“采诗”制度在先秦时期的存在提供了一个非常实在、非常具体的理由，加深了我们对此制度的理解。 《孔子诗论》中总论《邦风》的第二段话是： 《诗》，其犹坪门。与戋(贱)民而之，其用心也将如何?曰：《邦风》是也。
“与”字，诸家或上属，简文此字上有墨钉，当以下属为是。“坪门”，原考释读为“平门”，“‘诗其犹平门’，其意或为诗意理犹如城门之宽达。”[14]130何琳仪先生释为“塝门”，读为“广门”，句意为“《诗》之义理犹如宽广之门”。[22]246范毓周先生从原考释，但认为“平门”即细大不逾的平和之门，意为人人可以进入之门，是一种比喻。[23]冯时先生也读为“平门”，引《论语·阳货》孔子之言“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乎”，认为“《诗》其犹平门与”“谓《诗》之包及万事，犹如正对其门而立，故于人情世故无不见及也。”[24]裘锡圭先生读为“声门”，说此句意为：“可以说作为心声的诗，是通往诗人心灵的一道门。”[25]廖明春先生释为“塝门”，读为“旁闻”，说：“‘旁闻’，犹多闻、洽闻，指《诗》内容丰富。”[18]许全胜先生也释为“塝门”，读为“坊门”，引《礼记·坊记》：“君子礼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说：“盖诗‘发乎情，而止于礼仪’，犹孔子所谓‘从心所欲而后不逾矩’。简云‘诗其犹坊门与’，亦同斯旨。”[26]姜广辉先生释为“重门”，说：“门之设置，其义有二：一为通道，二为防害。……周代建立采诗观俗及以诗立教的制度。亦有‘纳善闭邪，击柝防害’的政治用意，故论者将《诗》比作‘重门’。”[27]黄怀信先生认为“平门”可理解为“平齐行列之门”，“‘平门’，就是平齐、区分门类的门。孔子于此先以‘平门’为喻，然后下文具体言《邦风》、《小雅》、《大雅》、《颂》之平齐与区分，以说明何以‘犹平门’。”[13]256此外尚有一些观点，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综合上下文，当以黄怀信先生之说为是。
“戋民”，原考释读为“贱民”，字未释，李学勤先生读为“裕”，[16]廖名春先生从之，并读“戋”为“践”，解为“善”，认为“践民而裕之”即“亲善百姓使之宽裕”。[18]周凤五先生释为“残民而怨(捐)之”，[28]王志平先生释为“贱民而怨之”。[19]211何琳仪先生释为“与贱民而豫之”，指“与贱民同乐”。[22]246李山先生读“与”为“举”，释为“捐”并读为“蠲”，引《公羊传》“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认为“举贱民而蠲之”说的是“出身低贱的老年男女由官家提供衣食”，“目的即第三简所谓‘观人俗’，所以要‘大敛材’，即重视‘臣妾’们的‘采诗’活动。”[29]
笔者同意原考释“戋”读为“贱”的意见，“与”字当从李山先生读为“举”，字则当从李学勤先生读为“裕”，但应训为化导，《尚书·康诰》：“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曾运乾《正读》：“乃，汝也。由读为猷，图也。裕者，《方言》云：‘裕、猷，道也。东齐曰裕，或曰猷。’皆启迪诱导之意。”[30]“举贱民而裕之”即化导底层民众，“风”有教化之义，《玉篇》：“风，教也。”[31]《论语·颜渊》：“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3]2504作为诗之类名，传统上也多有着眼“教化”阐发其义理者，《诗序》：“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3]269又“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3]271《文心雕龙·颂赞》：“夫化偃一国谓之风，风正四方谓之雅，容告神明谓之颂。”[32]孔颖达《毛诗正义》：“教化之道，必先讽动之，物情既悟，然后教化，使之齐正。言其风动之初，则名之曰风。”[3]269
通过对《孔子诗论》中论《邦风》之语的考察分析，可知孔门的风诗观。一方面，风诗来自民间，故可以“观人俗”、“大敛材”；另一方面，正因为风诗来自民间，反映民情民俗，统治者可以凭借风诗得化导民众之道。以诗观俗与化民成俗，是先自下而上后自上而下的过程，是收集诗歌供庙堂之用，而后实施教化的过程。在孔子看来，风诗是有民间来源的，“采诗观风”制度的存在是诗用与诗教之基。
我们可以回到本文第一部分所引，《汉书·艺文志》言“采诗”的政治功能，即“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这显然可以与孔子所言《邦风》的功能对应，“观风俗”可以与《孔子诗论》说的“观人俗”对应，“知得失，自考正”与“大敛材”的自我素养提升也有关联，而且“举贱民而裕之”正可视为在“知得失，自考正”之后进一步化导民众。我们可以从《孔子诗论》中关于具体诗篇的论述获得更清晰的认知，如下面这一段：
孔子曰：“吾以(于)《葛覃》，得氏初之诗(志)。民性固然：见其美，必欲反其[本]。夫葛之见歌也。则以叶萋之故也；后稷之见贵也，则以文、武之德也。吾以(于)《甘棠》，得宗庙之敬。民性固然：甚贵其人，必敬其位；悦其人，必好其所为，恶其人者亦然。[吾以(于)][《木瓜》，得]币帛之不可去也。民性固然：其(隐)志，必有以俞(抒)也。其言有所载而后内(纳)，或前之而后交，人不可(干)也。
这段话评论了《葛覃》、《甘棠》、《木瓜》三首诗，分别在《周南》、《召南》、和《卫风》，对每首诗的评论皆着眼于“民性”。“吾以”云云是总括地点出从诗中所获启示，言“民性”是给出理由，然后还可以有进一步的解说。这正是一个以诗观俗(“民性”是“风俗”的心理基础)的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获得的启示(反本、敬宗庙、币帛不可去)，也正是“知得失，自考正”的依据。又如论《关雎》：“以琴瑟之悦拟好色之愿，以钟鼓之乐[拟婚姻之]好，反纳于礼，不亦能改乎?”纳俗于礼而能改，正可以说是“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论《汉广》：“[不求不]可得，不攻不可能，不亦知恒乎?”也是从男女之事出发，领悟出具有政治意义和指导价值的常理(“恒”)。关于风诗的评论还有一些，都可作如是观，就不一一列举了。可见汉朝人所言“采诗观风”的意义功能，是渊源有自的，不可以其晚出而废之。
从《孔子诗论》所言风诗的政教功能出发，我们可以更进一步，从另一个角度审视采诗的政教意义。《小雅》中的有些诗歌，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与风诗并无二致，其中有一些可以看出是来自民间。如《黄鸟》表现背井离乡者的思乡之情，用语与《卫风·硕鼠》类似。又如《我行其野》与《国风》中的弃妇诗并无区别。如果说这样的诗采自民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些诗却在《小雅》中而非在某国之《风》中。这实际上提示我们，民间诗歌的被采集和使用，很可能并不都是一次完成的。我们可以通过对《小雅》中另一首诗的分析明确这一点，这首诗就是《四牡》：
四牡騑騑，周道倭迟。岂不怀归?王事靡盬，我心伤悲。
四牡騑騑，啴啴骆马。岂不怀归?王事靡盬，不遑启处。
翩翩者鵻，载飞载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将父。
翩翩者鵻，载飞载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将母。
驾彼四骆，载骤骎骎。岂不怀归?是用作歌，将母来谂。[3]406
奔波劳苦的服役者，诉说自己的伤悲，这样的诗，《诗经》中不少，《小雅》中的《杕杜》就很类似。诗中亦言“王事靡盬”，又言“征夫遑止”、“征夫归止”、“征夫不远”、“征夫贰止”，[3]416“征夫”指的是行役之人，《小雅·何草不黄》“哀我征夫，独为匪民”，郑笺：“征夫，从役者也。”[3]501与《四牡》更相似的是《唐风·鸨羽》：
肃肃鸨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苍天!曷其有所?
肃肃鸨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苍天!曷其有极?
肃肃鸨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尝?悠悠苍天!曷其有常?[3]365
同样是“王事靡盬”的劳苦，同样是不能供养家人的伤悲。抒发征夫的悲哀，是习见于《诗经》的主题，类似的作品应有很多，被采录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四牡》即其中之一。此诗《小序》曰：“《四牡》，劳使臣之来也。有功而见知，则说矣。”[3]406这个说法是有根据的。《左传》襄公四年：鲁穆叔出使晋国，晋侯燕享他，所用诗乐中有“歌《鹿鸣》之三”，即《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三首诗，穆叔言“《四牡》，君所以劳使臣也。”[3]1932《仪礼》中《乡饮酒礼》言“工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3]985《燕礼》亦言，《大射仪》言“乃歌《鹿鸣》三终”，[3]1033都是指以《鹿鸣》为首的这三首诗，用为燕礼、饮酒礼的“升歌”，其中《四牡》一诗的使用意旨是对来宾表示慰劳，晋侯燕享穆叔，是燕享使臣，因此穆叔说此诗是“君所以劳使臣也。”《四牡》一诗本身只有抒发征夫悲哀的意思，并没有可与“劳”(慰劳)相对应的词句，因为被用为宴飨礼仪的升歌，就并非征夫的哀怨，而是君主对征夫劳苦的体察和关心了，这样就具有了慰劳的意义。同样题材的诗歌，被历时、多地采录的可以有多首，在采录时已经经过了乐工的改造，其中一首或几首经过再加工，被固定用于一种或几种礼仪，礼书在记载用乐时自然会列举出来，而其余没有被规定固定用途、次序的诗歌，同样是经过乐工整理的乐歌，也并非与礼仪无关，可以出现于“无算爵、无算乐”的部分，也可以起到“观风”的作用。有着民间来源的诗歌，可以经过不止一次的加工，从而在礼仪使用和政治寓意上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层次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