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晚唐五代词有很强的画面感、图案感，色彩也尤为鲜明。总体来说，这种审美特征虽然在不同时期的词作中都有，但在五代词中特别明显：用文学语言描绘出的具有装饰效果和图案感觉的意象，它们以鲜明的视觉性、图案化和节奏感在作品中反复出现，成为诗词中的一些抢眼的“亮点”，从而也营造出一种特殊的艺术氛围。温词就好比一架画着金鹧鸪的美丽精巧的屏风，或者说是屏风上画着的艳丽的金鹧鸪，温词的美是一种装饰美、图案美、装潢美，欣赏温词有时要象欣赏工艺品那样，去欣赏那些精巧细致之处。婵娟依约画屏人”（《浣溪沙》）等，这些词句都是以图案化的明丽来修饰屏风，使之成为视觉效果极强的意象。图案化给读者的内在视觉以强烈的冲击，并易于以这些意象为基本点，形成完整的构形。
关键词：意象;视觉;图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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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五代词有很强的画面感、图案感，色彩也尤为鲜明。换言之，有颇为特出的唯美倾向。总体来说，这种审美特征虽然在不同时期的词作中都有，但在五代词中特别明显：用文学语言描绘出的具有装饰效果和图案感觉的意象，它们以鲜明的视觉性、图案化和节奏感在作品中反复出现，成为诗词中的一些抢眼的“亮点”，从而也营造出一种特殊的艺术氛围。
装饰艺术主要体现在美术作品中，而在文学批评中的借用则是强调作品的图案化和视觉性。晚唐五代词描写人物或环境，往往以具有鲜明视觉效果的语汇来刻画，使人产生强烈的图案感。图案感使词的画面有更完整的结构、更鲜明的视觉显著点以及内在的节奏。温庭筠的词作，在这方面相当典型。温氏的《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鹧鸪。”这首词读者太熟悉了，而词中的描写是以装饰美感为主的。“小山”虽有不同解释，笔者以为代指的是，女子居室中的屏风。近人李冰若评温词即言：“小山，当即屏山，犹言屏山之金碧晃灵也。”（《栩庄漫记》）李氏还指出：“飞卿（庭筠字）惯用‘金鹧鸪’‘金鶒’‘金凤凰’‘金翡翠’诸字以表富丽，其实无非绣金耳。”（《栩庄漫记》）已经揭示了温词的装饰性效果。著名学者袁行霈先生敏锐地看到：“温庭筠的词富有装饰性，追求装饰效果，好象精致的工艺品。其中引人注目的是斑斓的色彩，绚丽的图案，精致的装潢，以及种种令人惊叹的装饰技巧。温词就好比一架画着金鹧鸪的美丽精巧的屏风，或者说是屏风上画着的艳丽的金鹧鸪，温词的美是一种装饰美、图案美、装潢美，欣赏温词有时要象欣赏工艺品那样，去欣赏那些精巧细致之处。”（《中国诗歌艺术研究》）袁先生对温词的评价，可谓发人所未发，对晚唐五代词而言，同样具有相当的普遍意义。晚唐五代词中的人物形象，基本上是女性，而词中写女子居处多以“画屏”“云屏”“银屏”等来描绘，可以看作是明显的装饰性效果。温词中另有“鸳枕映屏山，月明三五夜，对芳颜”（《南歌子》）、“画楼离恨锦屏空，杏花红”（《蕃女怨》）等。在其他词人的作品中，也多有“锦屏”“绣屏”“画屏”等意象，如韦庄“有个娇娆如玉，夜夜绣屏孤宿”（《谒金门》）、“翠屏金屈曲，醉入花丛宿”（《菩萨蛮》）、“睡觉绿鬟风乱，画屏云雨散”（《归国遥》）、“画帘垂，金凤舞，寂寞绣屏香一炷”（《应天长》）、牛峤“何处是辽阳，锦屏春昼长”（《菩萨蛮》）、“画屏重叠巫阳翠，楚神尚有行云意”（《菩萨蛮》）、张泌“花月香寒悄夜尘，绮筵幽会暗伤神。婵娟依约画屏人”（《浣溪沙》）等，这些词句都是以图案化的明丽来修饰屏风，使之成为视觉效果极强的意象。
晚唐五代词中的装饰化意象颇为普遍，有身体、服饰，有器具用品，有居室环境，还有自然景物，这样就构成了与现实生活有明显反差的整体画面。用来表现人物身体或服饰的，如蛾眉、宝钗、翠鬟、翠蛾、黛眉、金额、金钿、宝髻花簇、罗带、罗裙、金翘玉凤、云髻凤钗等；用来描绘器具用品的，如鸳被、绣衾、鸾衾、鸳枕、鸾镜、银、兰烛、红烛、金盏、画屏、绣床、玉筝、金钩等；用来表现居室环境的，如绣帐、锦帐、罗幕、珠帘、珠箔、金炉、锦壶、画箭、画堂、画梁、琐窗、碧窗、朱户、绣户、锦帏、玉钩、玉勒雕鞍等；用来烘染室外及自然环境的，如画楼、凤楼、画阁、兰桡、锦帆、兰舟、碧梧、玉砌雕栏等。当然这还只是举例性质的。足可见出在晚唐五代词中装饰美感的普遍存在。
装饰化倾向成为晚唐五代词创作的一时习气，无论是南唐中主、后主，还是花间诸人，都不乏这种如同绘画中的金碧山水一样的秾丽设色及图案追求。感伤如南唐后主李煜，还是以“雕栏玉砌依然在，只是朱颜改”来忆念故国；另如《采桑子》“辘轳金井梧桐晚，几树惊秋。昼雨新愁，百尺蝦须在玉钩。琼窗春断双蛾皱，回首边头，欲寄鳞游，九曲寒波不泝流。”有鲜明的图案感。至于温韦等花间词人，更是弥望皆是。近人陈秋帆指出：“温庭筠喜用‘金’‘玉’等字，如‘手里金鹦鹉’‘画屏金鹧鸪’‘绿檀金凤凰’‘玉钗头上风’‘玉钩褰翠幙’‘玉炉香’‘玉连环’之类。西昆习尚，《阳春》亦善用之。此阙（指冯延巳《采桑子》‘画堂昨夜愁无睡’）‘玉筯双垂’‘金笼鹦鹉’即金玉并用。此例集中屡见。”（《阳春集笺》）揭示了花间词人“金玉并用”的普遍现象。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把“画屏金鹧鸪”作为其词品的标志，正是谓此。
以写实的眼光来要求晚唐五代词的这种装饰化现象，当然是相悖谬的。花间习气遭人诟病，与此大有瓜葛。而在词史上，这又是一种客观存在。倘从审美心理的角度另辟路径的话，这种装饰化的美学追求，是能够使读者产生强烈的视觉经验的。上举那些意象，基本上都是图案化的。
图案化给读者的内在视觉以强烈的冲击，并易于以这些意象为基本点，形成完整的构形。刘勰在《文心雕龙》的《情采》篇中讲到“形文”“声文”“情文”三种“立文之道”：“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值得提醒的是，刘勰讲的这三种“文”，其实都是借文字媒介创造出来的不同审美效果。形文、声文、情文，都是有鲜明的感性形态的。晚唐五代词所表现出来的装饰化倾向，尤为接近刘勰所说的“形文”。它本身就是图案化的。清人王士祯对花间词的评价即着眼于此，他认为：“花间字法，最着意设色，异纹细艳，非后人簒组所及。如‘泪沾红袖黦’‘犹结同心苣’‘豆蔻花间出趖晚日’‘画梁尘黦’‘洞庭波浪颭晴天’，山谷所谓蕃锦者，其殆是耶！”（《花草蒙拾》）蕃锦，正是指其图案化。清人丁寿田评温词时更为清楚地指出：“飞卿词每如织锦图案，吾人但赏其调和之美可耳，不必泥于事实也。”（《唐五代四大名家词》甲篇）主张欣赏温词正在于要把握其“如织锦图案”的审美特色，而无须从写实的角度来求其价值所在。这对我们从形式的意义上看待晚唐五代词，尤可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