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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著《中唐至北宋的典范选择与诗歌因革》的“绪论”部分回顾了文学史、政治史、制度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汉语史等诸多领域的“唐宋变革”研究，指出不管研究哪个历史时期，都要追溯根源，追踪流变，此谓“瞻前顾后”。从唐代往后代看，便会注意到“唐宋变革”或“中唐—北宋连贯”；从明清往前代看，便会发现有“南宋元明转型”。不管研究什么领域，都需要借助左右相关领域和学科，此谓“左顾右盼”。不管采用何种方法、研究何种专题，都需要充分搜集材料、合理论证，此谓“上天入地”。研究中国问题，需与外国问题互相比照，还要开展国际对话，此谓“东鸣西应”。瞻前顾后，左顾右盼，上天入地，东鸣西应，此四者殆即会通研究的基本原则。
具体到唐宋文学的会通研究，则可从文人、文本、文体和文化这“四文”入手。
首先，从文人的角度，观察唐宋以降作者身份的变化。科举兴起以前，中古社会的主导阶层是由血统出身决定的门阀士大夫。科举制度高度成熟的宋代，主导阶层变成了由选拔考试决定的科举士大夫。王水照先生《南宋文学的时代特点与历史定位》一文，以是否科举入仕作为标准，将宋代士人大致分为仕进士大夫和科举失利或不事科举的士人两大阶层，或可概括为科举体制内士人和科举体制外士人两类，并指出，“北宋的士大夫精英大都是集官僚、文人、学者三位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南宋士人中的一部分，也基本上继承这一特征，但在这三方面均能达到极高地位如欧阳修、苏轼者，已不多见”，“而到南宋中后期，士人阶层的分化加剧，大量游士、幕士、塾师、儒商、术士、相士、隐士所组成的江湖士人群体纷纷涌现，构成举足轻重的社会力量”(《文学遗产》2010年第1期)。在北宋南宋对比中揭示了历史的变迁。窃以为，南宋士人社会角色的转型与分化，造成整个文化的下移趋势，在文学上，主要力量转入民间写作，“布衣终身”者纷纷登上文学舞台，加之印刷业发达、文学作品商品化程度越来越高，共同促进了南宋社会转型、经济转轨、文学转变。从南宋中后期的江湖游士到明代中后期的职业山人，这些人大多处于奔走漂泊、卖文为生的生存状态，他们组成了一个新型的社会群体，前后一脉相承。从作者身份考察中唐以后的中国文学史，就不难区分出“中唐—北宋枢纽”和“南宋元明转型”这两大历史长时段。
从文人(作者身份)的角度看，由唐到宋，士大夫文学达到鼎盛，江湖文学多元分化，佛教文学(尤其禅宗文学)发展到本土化的高峰，女性作家群体渐次崛起，这是唐宋制度变革、社会分层对写作者的直接影响，也是唐宋文学变迁的大略趋势。
其次是文本的角度，又可分别从文本历史、文本形态和文本内容来研讨。
文本历史指传统的文献学、版本学、目录学等文本考证，是文学研究的基础。新出文献与域外汉籍是近年的学术生长点，对全面认知唐代文学冲击极大，对宋代文学研究的刺激程度则犹待观察。
文本形态指文本的书写方式和承载、传播媒介。迄今为止，中国文学(文献)的物质载体大致经历了从甲骨、金石、竹帛、纸张到电子的演变，纸张阶段又有写本与印本之别。文本的物质形态对文本的书写、制作、传播、接受和复制等具有重要影响，甚至可以说文本的物质形态决定文本的内容和意义。唐代之前，文本以手写为主。从晚唐五代开始，印本渐多，入宋以后，雕版印刷乃至其后的活字印刷成为文本的主要载体。唐宋文学的差异，从后世看，首先是作者身份的变化；从当时看，首先是文本形态的不同：唐代文学以写本为主，宋代文学以印本为主。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唐代文学文本，绝大多数首先是由宋人整理刻印的。写本易致真伪混杂、异文繁多、传播不广，印本则相对文本稳定、异文较少、易于流传，这些特点会直接影响作品的接受。
传统文献学的目标是要确定一个最权威、最可靠、最接近作者原意的“终极文本”(所谓“定本”)，而聚焦文本形态的“文本学”则转而关注各种社会因素在建构文本的文字和意义时所起的程度不同的作用，如编辑整理者、钞工、刻工、书商、选编者、教育工作者、教育机构、权威读者等都对文本的“权威性”各有贡献。学界对李白的《静夜思》诸多版本异文的讨论就是显例。多年致力于全面搜集整理唐诗文本的陈尚君先生亦自述：“以前只想通过汇校善本为唐诗写定一个可靠的文本，近年改变为通过汇聚文本展示唐诗的变化轨迹，文本改动当然也更丰富。”(《e时代考证的惊喜与无奈》，《文汇报》2014年10月17日《文汇学人》周刊)
至于文本内容(包括标题、作者署名、注释等“副文本”的内容)，不能以今天(西方)的“纯文学”标准去选择古代的文学研究对象。若围绕某一专题，穷尽相关文本，展开论析，则可放宽文学的视界，让文学回归“文字书写”(writing)的本义。我曾以灵壁为例，讨论宋代文学对县镇基层的地方书写，广涉诗、词、文、行记、文史笔记、史部典籍、子部论著，从中发现宋代文学对灵壁作为一个“地方”的建构作用，以及灵壁对作者自我认识的影响。如果仅仅阅读所谓“纯文学”的文本，是难以得出这一结论的。
在研究文本内容时，既要聚焦文本的语言文字本身，还要留意相关的图像资料。历史学家彼得·伯克倡导“图像证史”，文学批评也不妨“图像证文”。就唐宋文学而言，第一，丰富多彩的题画诗词、书画题跋、人物像赞等题画文学需要借助相关的图像进行理解和阐释。第二，俗讲、变文等涉及绘画与表演的文艺形式必须联系相应的图像资料才能释读。第三，受文学文本启发、敷衍文学文本的绘画作品(含文本插图)，既是文本内容影响的结果，反过来也会促进对文本本身的理解。如张鸣教授讨论乔仲常《后赤壁赋图》对苏轼《后赤壁赋》艺术意蕴的视觉再现，田晓菲教授分析苏轼前后《赤壁赋》与乔仲常《后赤壁赋图》、李嵩《赤壁赋》团扇册页之间的复杂关系(均载上海博物馆编《翰墨荟萃——细读美国藏中国五代宋元书画珍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四，某些貌似与图像无关的文本内容，若结合相关图像，会有更深的解读。如余欣教授发现，武周时期，沙州刺史李无亏所上每一道祥瑞奏表，必称“谨按《孙氏瑞应图》”，揆诸敦煌所出《瑞应图》及其他相关“图”书，遂能明白奏表背后的制度原因及社会心理(《博望鸣沙——中古写本研究与现代中国学术史之会通》，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2—23页)。很多时候，文字与图像是相互交错而又彼此平行的关系，以图证文，文学史与艺术史的交融，可以构建起一种“交错的文学史”。
再次是文体。按本土文学批评传统，文学之“体”含义有四：一是文学体裁，如诗、赋、诏、表、词之类；二是形式体制，如五言七言、三字九字、齐言杂言之类；三是题材类别，如京都、登览、怀古、悼亡之类；四是文学风格，如《文心雕龙·体性》论文学体式，总结为典雅、远奥、壮丽、轻靡等八体。如此，文体学研究包括说什么和怎么说两大问题，当代所谓文类(题材类别)与文体(体裁风格)都在其中。文本内容研究是单纯针对文学所写的具体内容，文体学视野中的题材类别研究则更关心语言表达出来的内容类别。借用英国批评家里奇的定义，文体学(stylistics)主要是研究文学中语言的使用，涉及作为文学表达媒介的语言的普遍特征(《英诗学习指南：语言学的分析方法》，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影印本，2001年版，第1页)。这种扩展版的文体学有助于避免当前古代文学研究界关于何为古代文学、何为文学研究的争议，还有助于拓宽视野，照亮此前被纯文学聚光灯的阴影所遮蔽的大量文字书写，如买地券、日记、敦煌书仪、俄藏黑水城所出《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等等。
最后是文化视角，分两种类型。一是对文化的研究(study of culture)，即将文学视作思想文化的一部分，研究文学的思想文化背景，文学与哲学、历史、宗教、艺术、社会的关系，文学活动的文化意义，等等。王水照先生多年来从唐宋文化转型的角度出发，在作为一种文化型范的宋型文化的坐标系中观照宋代文学，取得了公认的成就。在涉及思想文化对文学的影响时，需注意其间的复杂性，须知有时难以判然划分因果关系。如韩愈、程颐、朱熹等人与佛教僧徒、思想的交涉，历来聚讼纷纭，难以定谳。又如论者喜谓宋代道学、理学思想发达，故影响到宋代文学好说理议论，甚至论宋初文学亦作如是观。然而宋初文学登场之时，道学、理学尚未发达，何得受其影响?焉知不是文学中的议论说理影响到道学、理学之发达?密涅瓦的猫头鹰要到黄昏才起飞，哲学的反思常发生在文学的表现之后，钱锺书先生《致胡乔木》就指出：“今之文史家通病，每不知‘诗人为时代之触须(antennae)’(庞特语)，故哲学思想往往先露头角于文艺作品，形象思维导逻辑思维之先路，而仅知文艺承受哲学思想，推波助澜。”“盖文艺与哲学思想交煽互发，转辗因果，而今之文史家常忽略此一点。”(《钱锺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423—424页)诚哉斯言!
二是作为一个专门学科及方法论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新兴的文化研究挑战了传统的文化定义，颠覆高雅文化、通俗文化的界限，聚焦大众文化，关注产生文化现象的所有形式并赋予它们以社会意义，分析阶级、性别、种族、国家、身份、权力、记忆、文化的生产和再生产，将社会和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堪称一种“新文化史”的方法。近年古代文学的新议题如：边缘人物、底层叙事、性及性别文化、身份认同、日常生活、空间转向、视觉转向、记忆建构、书籍文化、出版文化、阅读文化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出这种文化研究的理论框架。其中，书籍文化、出版文化和阅读文化这三者可总称为书籍史研究，关注书籍从书写、制作、生产、流通到接受每个阶段的不同情况，在文本的生产、传播和消费的每一个点上都考虑到人类的动机和互动(艾布拉姆斯等《文学术语词典》，吴松江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5页)。当前在唐宋科举与文学、知识生产与文学写作、文章学史等论域，已经发表一批从书籍史角度出发的令人耳目一新的论著。书籍史视野有望成为会通唐宋文学研究的新引擎。
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里曾归纳文学活动的四要素是作者、作品、世界和读者。我观察中国古代的文学活动，提出以上文人、文本、文体和文化四个角度，这就是我构想的唐宋文学会通研究的“四文说”。我们研究的不仅是古代文学，而且是古代中国人的文学活动，唐宋文学活动研究不是一个学科，而是一个领域，这个领域如此宽广，必然需要宽广的会通研究。当我们研究文学作品，我们的工作都围绕一个共同的目标：理解和评价文学。当我们研究整个的文学活动，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改善我们自身。
方法只是研究的手段，而非目的，一味空谈方法论而陷入“方法迷思”更不可取。马克斯·韦伯就认为，过于强调方法论问题只会导致“票友”(dilettantism)的出现(盖伊·奥克斯《导论》，载韦伯《批判施塔姆勒》，李荣山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页)。文学研究没有一种所谓的万能的方法，对唐宋文学的会通研究只是手段之一，学科融通不是要取消各个学科，而是要借他山之石攻我山之玉，最终推动文学研究的进展，正如文学史家朗松所说：“任何一门科学也不能按照另一门科学的样子来裁剪；科学的进步在于它们相互之间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使它们每一门都服从于它所研究的对象。文学史要想具有一点科学性，首先就应该避免滑稽可笑地模仿任何别的科学。”(《朗松文论选》，徐继曾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页)为其他学科打工，最终工作成果却得不到其他学科承认，自身的学科价值又告丧失，两头没着落，这不是真正的会通研究。毕竟，文学有着自身独特的质的规定性，研究方法的运用当然要符合这种规定性。事实上，弗雷德伍克·罗说得好：“没有什么普遍的科学，普遍的方法，只有一种普遍的科学态度。”(《朗松文论选》，第16页)我们要从其他学科中真正吸取的东西，就是科学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只有具备这种态度、精神，才能吸收到真正适用的研究方法，推动文学研究的进步。
最后必须提醒，我们要对过于整齐圆满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模式保持警惕。胡适《致罗尔纲》告诫说：“凡治史学，一切太整齐的系统，都是形迹可疑的，因为人事从来不会如此容易被装进一个太整齐的系统里去。”(《胡适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4卷，第314页)治史如此，治文学亦然。就唐宋文学会通研究而言，要找到一个融摄一切、一劳永逸、一以贯之的“大判断”恐怕很难，比如语言学、文学领域的“近世”和史学领域的“近世”就未必同步，典雅文艺、通俗文艺、不同的文学体裁之间，它们的源流波澜也都需要仔细分疏。无论如何，文学研究的前提是对文本的批判性、反思性阅读，没有对文本和文字准确、仔细、多维的解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为上海财经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宋代空间文艺学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贵，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