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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通唐宋”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值得学界深入探讨。我认为这个话题其实也是对通行的文学史分期方式的一种反思，有必要先在整个文学史编写的框架内进行思考。
20世纪80年代，有学者提出“重写文学史”的讨论。其实在人们明确提出这个口号之前，重写文学史早已悄悄地开始了。历史学科本来就具有当代性，任何分支的历史都应不断地重写。早在20世纪初期，美国历史学家鲁滨孙提倡“新史学”时就说过“历史时常需要重新编写”，“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对于过去的知识常常有所增加，从前的错误常常有所发现，所以我们应该用比较完好的、比较正确的历史，来代替已经陈旧的历史”。话说得平淡无奇，却是不易之论。文学史所处理的是具有永久生命力的文学，又是一种“诗无达诂”“见仁见智”的对象，就更加需要不断地进行新的阐释和评价。重新编写文学史，才能体现其当代性和主体性。正像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样，一代也应有一代之文学史，所以必须不停地重写。“重写文学史”的口号产生于现代文学研究界，其实对于现代文学史的学术意义并不大。因为现代文学史的重写在很大程度上与政治评价纠缠在一起，今天批倒，明天平反，学者着眼的几乎都是非文学的因素。这个口号对于古代文学史的学术意义更大，因为我们对古代文学史的评判主要着眼于文学自身。所以我认为“重写文学史”是毫无疑问的，需要深思的是怎样重写。从表面上看，中国文学史著作早已超过三百种，真可谓洋洋大观。但是这些文学史著作往往是教科书，陈陈相因的情况非常严重。近三十年来，文学史界有一种普遍的自我反省意识，大家都渴望着在总体水平上有所突破，写出超越前人著作的新著来。但是要想实现超越，谈何容易!大家公认，从20世纪的50年代到70年代，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游国恩等编《中国文学史》、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史》是最流行的、最有权威性的文学史著作。80年代以来的重写文学史，主要是以这三部书为对象的。人们对三书多有不满，主要有两点：一是过于强调政治、经济等社会历史背景对文学的影响，有时甚至把这种影响说成文学发展的主要原因。二是论述大多采取依次罗列作家和作品的章节结构，而忽视了对文学发展脉络也即史的线索的揭示。上述两点也常被简化为“庸俗社会论”和“作家作品论”两句话，大家对此的看法相当一致。既然已经看清了缺点，我们当然应该努力克服它们。然而，正像俗话所云，动嘴容易动手难，要将这些明白清楚的观念付诸实践，却绝非易事。试以后一点为例。文学史的轨迹是一条乃至数条没有一定规律的、时断时续的曲线，要想用文字把它表达清楚，首先应把一些最重要的轨迹点确定位置，也就是要对重要的作家、作品有充分的论述，并把它们放在文学史上进行定位。然而仅仅有几个孤立的点尚不足以体现曲线的全貌，于是又必须兼顾构成文学整体风貌的次要作家、作品，并理清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凡此种种，即使仅仅在一种文体的范围内已很难兼顾无遗而又主次分明，更何论包含形形色色、互相影响、演变又不尽同步的诸文体的通史型文学史!
与上述两点相比，文学史的分期问题似乎革新难度不是很大。当我们说到“会通唐宋”这个命题时，其实就是对唐、宋时代的文学史进行整体观照，甚至就是对以往的文学史著作多将唐代文学与宋代文学分为两期的思维定势进行反思。“文学史”这个词有以下两种基本意义：一是指文学的发展过程，是一种客观的历时性的存在。比如我们说“李白对后代文学史的影响如何”，就是取这种意义。二是指人们关于文学发展过程的研究、论述，是一种主观的叙述、阐释和评价。比如我们说“近百年的文学史著作如何”，就是取这种意义。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第四章中所论述的“文学史”是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并列的一种研究方式，当然应是指第二种而言。那么文学史究竟何为?1992年，美国学者大卫·帕金斯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就叫《文学史是可能的吗?》。其实他想问的并不是文学史是否可能存在，而是问写好文学史是否可能，他还认为一本好的文学史必须处理好文本与文本的产生背景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确实是文学史应该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此外还有两个重要问题应受关注，比如文学自身的发展脉络，某种文体内部前人对后人的影响等。上述三个方面都与文学史的分期直接相关，所以文学史的分期确实是我们撰写文学史时无法回避的问题。从前的大多数文学史都是按朝代来分期的，大家对此啧有烦言。从理论的角度来看，人们的不满是有充足理由的。文学有自身的发展阶段性，怎么会和封建帝王改朝换代正好重合呢?早在20世纪30年代，胡云翼在《中国文学史·自序》中就已说过：“有许多人很反对用政治史上的分期，来讲文学。他们所持最大的理由，就是说文学的变迁往往不依政治的变迁而变迁。”郑振铎等人还写过专文讨论此事。可是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假如不按朝代，那么按什么标准来分期呢?有人说按世纪，可是公元的世纪仅有距离耶稣诞生整百年的意义(况且宗教史家认为耶稣并不是诞生于公元元年)，我们凭什么断定世纪之交就是中国文学史的转折点呢?相对而言，倒是按朝代分期还有一定的合理性。钱基博在20世纪40年代所著的《中国文学史》中曾提出两点理由：一是中国的朝代更迭是中国文化更迭的动因，朝代一变，政治伦理全都跟着变，文学自然也变了。二是朝代更迭之时必然有一场大混乱，这场大混乱之后，前一个时代的主要作家基本上不能幸免于难，一个文学时代的主要作家的死亡是一个文学时代结束的主要标志。
所以大致说来，把唐代文学与宋代文学分成不同的文学史时期，还是比较合理的。唐、宋之间隔着一个五代，虽然我们一般会把五代文学视作唐代文学的尾声，但事实上五代被后人称为“乱五代”，在短短的五十年间，中原地区竟然经历了五个朝代、十个皇帝，战乱频仍，生灵涂炭，唐末作家流离失所，死亡殆尽。况且赵宋皇朝的文化确与唐代文化颇异其趣，文学也各有特色，分为两期未尝不可。不久前推出的《剑桥中国文学史》，撰写者之一柯马丁教授激烈反对以朝代分期，但看其上编各章，仍然有着以朝代分期的痕迹，例如第四章“文化唐朝”，第六章“北宋”，不过在年代上小有调整而已。当然，中国文学史本是一条奔流不息的历史长河，虽然它有时咆哮奔泻，有时平静缓淌，但从未在任何时刻有过停歇。我们书写的文学史论著则是对这条历史长河所作的理论阐释，就像对河流的分段考察或截面测量，它提供的描述或结论都是从部分着眼的，而且是静态的。所以任何文学史分期都是“抽刀断水水更流”，难免对这条长河的整体真实面貌有所遮蔽或歪曲，最理想的做法当然是打通历代。法国年鉴学派的布罗代尔提出关注长时段的历史研究法，他认为长期的连续性与短期的急剧变化之间的相互作用才是历史本质的辩证关系，这个观点非常具有启发性。其实我们的古人早就提出“通古今之变”的史学思想，我们研究文学史也不能例外。“会通”，最简单的定义就是“融会贯通”，这当然是我们求之不得的学术境界。我虽然赞成把唐、宋两代分为两个文学史阶段，但也认为在各个朝代的文学之间，唐代与宋代是最应该作为一个整体来予以观照的。我不反对学者专攻唐代文学或宋代文学，但以“会通”的眼光来对唐、宋两代的文学进行整体观照，肯定会使某些发展脉络或时代特征变得更加清晰。
“会通唐宋”的主要理由，在于唐、宋两朝的文学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且呈现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状态。比如唐宋时代几种主要文体的发展演变并不同步，这就使整个文学史的脉络特别紧密。我在农村时经常搓草绳，虽然每根稻草只有三四尺长，但它们是参差不齐地陆续添加进去的，所以搓出的草绳长达百丈，又很结实。我觉得唐宋时代的文学史也有类似的情形，试以当时最重要的三种文体为例：宋代古文沿着唐代古文的道路而发展，宋代的古文作家吸取了唐代古文的经验和教训，使古文更加健康地发展，最终的成就则迈越唐人。宋代的古文作家不像韩、柳那样摒弃骈文，他们创作古文时注意吸收骈文在辞采、声调方面的长处，以构筑古文的节奏韵律之美。宋代的古文将议论、叙事、抒情三种功能发展得更加完善，而且融为一体，使古文的实用价值与审美价值更好地结合起来。宋代古文在风格上也在韩文之雄肆、柳文之峻切之外开辟出平易畅达、简洁明快的新境界，从而朝着更加自然、更加实用的方向发展。古文在唐代还只是少数文人所擅长的文体，到宋代才成为散文领域的主流，以后历元、明、清诸代而无变化。明人艾南英说：“文至宋而体备，至宋而法严。”这是后人对宋代古文的公正评价。如果单看古文，则从中唐到两宋正是一个连续性很强的发展过程，可以划为一个文学史阶段。诗歌史的脉络有异于古文。如果说宋文是唐文的发展，那么宋诗可称是唐诗的演变。唐诗是诗歌史上的一座高峰，宋代诗人的终极性目标便是走出唐诗的巨大阴影。所以宋诗的任何创新都是以唐诗为参照对象的，宋人惨淡经营的目标便是在唐诗的境界之外另辟新境。从内容而言，唐诗表现社会生活几乎达到了巨细无遗的程度，宋人所能做的便是在唐人开采过的矿井里继续深挖。宋诗在题材方面较为成功的开拓，便是向平凡的日常生活倾斜。从风格而言，宋代著名诗人的创新几乎都是对唐诗风格的陌生化，从而形成一种整体性的新颖风格倾向，就是以平淡为美。唐诗与宋诗成为诗歌史上双峰并峙的两大典范，以至于宋以后的历代诗人不是宗唐，便是宗宋，甚至产生了经久不息的唐宋诗之争。事实上唐诗从中唐开始就有着向日后的宋诗演变之趋势，而宋诗的许多特征都可以在杜甫、韩愈的诗中找到滥觞之源。从整个诗歌史的角度来看，宋诗正是唐诗自身演变的必然结果，唐诗、宋诗之间存在着一脉相承的密切关系。清人吴之振说：“宋人之诗，变化于唐而出其所自得。皮毛落尽，精神独存。”正因为宋诗对唐诗有因有革，它才能取得与唐诗双峰并峙的历史地位。如果单看诗歌，则从唐大历年间(即杜甫晚年)到宋代是一个连续性很强的演变过程，不妨划为一个文学史阶段。至于词，当然是宋代文学的一代之胜。但是晚唐词坛上已经出现了温庭筠那样的著名词人，五代的南唐、西蜀两大词人群更是宋词的直接源头，一部词史如果不从晚唐五代说起，就会变成没有源头的河流。所以从词的角度来说，文学史的划段最好从晚唐开始。这样，如果要对唐宋时代的文学史进行整体观照，如何能将唐、宋分成截然两段?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会通唐宋”的眼光，如何能对唐宋时代的文学史获得较深刻的整体把握?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采用“三古七段”的分期法，其中“中古期”的第二段便是从唐中叶到南宋末，已经体现出“会通唐宋”的眼光，只是在具体编写时仍为便于操作而将隋唐五代与宋代分别立编。但愿学界同仁持续关注“会通唐宋”这个问题，并在深入细致的研究中获得具有创新意义的进展，以打破“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魔咒。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