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明末文学家皆有结社经历并受社盟培养，形成以社盟文学为主流文学的文学样态，明亡后，社盟文人选择了不同的人生方向，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当时文坛，使得清初文学呈现出多样化样态。因此，对清初文学的研究就不能集中在受朝政推崇和影响的几位文学大家，还应关注被朝廷边缘化的社盟文人及其形成的文坛新格局，清初社盟文人与文学不应被文学史书写边缘化，这是清初文学研究当慎重思之的。明末文学家皆有结社经历并受社盟培养，形成以社盟文学为主流文学的文学样态[1]，明亡后，很多社盟文人选择了不同的人生方向，以不同方式影响着当时的文坛：有些社盟文人由于历史的“误会”仕清为官，成为清初文学大家，培养了很多文学新秀。
关键词：文学史;社盟文人;清初文学;多样化重建;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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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文学的繁荣与社会政治关系密切。朝政的文艺走向影响了文学家的创作趋向，文坛风气也由庙堂需求决定。清初文学就是这样。明代文柄下移，文学家为了文坛自立组织文学社盟。清初禁立文人结社，文柄上行，其权在朝廷之贤公卿，清初文学因此表现出庙堂倾向。但随着笔者对明清文学家结盟进程研究的深入，清初这样的文学样态显然并不完全符合文学历史的真实。明末文学家皆有结社经历并受社盟培养，形成以社盟文学为主流文学的文学样态，明亡后，社盟文人选择了不同的人生方向，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当时文坛，使得清初文学呈现出多样化样态。因此，对清初文学的研究就不能集中在受朝政推崇和影响的几位文学大家，还应关注被朝廷边缘化的社盟文人及其形成的文坛新格局，清初社盟文人与文学不应被文学史书写边缘化，这是清初文学研究当慎重思之的。
关 键 词：文学史/社盟文人/清初文学/多样化重建/边缘化
作者简介：张涛(1973- )，男，河北邯郸人，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副编审，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古文写作研究。
清初禁立文人结社，文柄上行，其权在朝廷之贤公卿。清初文学表现出庙堂倾向，文学史著“清初文学”章节便以受朝政推崇的庙堂文学家为纲，以文学成就为线进行编写。随着笔者对明清文学家结盟进程研究的深入，清初这样的文学样态显然不完全符合文学历史的真实。明末文学家皆有结社经历并受社盟培养，形成以社盟文学为主流文学的文学样态[1]，明亡后，很多社盟文人选择了不同的人生方向，以不同方式影响着当时的文坛：有些社盟文人由于历史的“误会”仕清为官，成为清初文学大家，培养了很多文学新秀；有些隐居山林田间，抒写真性情，成为清初文学一股“清流”；还有的社盟文人从晚明的社集风流投入到抗清运动中，作品表现出强烈的壮志情怀；有些社盟文人继续举行结社活动，抒写其遗民情结；还有的社盟文人潜心学术，形成清初经世致用之文，清初文学呈现出多样化样态，这是清初文学研究当慎重思之的。本文即以晚明社盟文人的价值取向为据，拟重构清初文学多样化新秩序。
一、仕清为官与清初文学新秀的培养
由明入清，有些社盟文人出仕清朝，代表人物有几社领袖李雯、宋徵舆，复社元老钱谦益、吴梅村，还有龚鼎孽、陈名夏、陈之遴等。
对于株守忠孝节义思想的社群文人知识分子而言，出仕清朝将被人嘲笑，这不是没有先例。李自成攻入北京，东林复社在京为官者大多选择了杀身成仁，如大学士范景文、户部尚书倪元璐、太常寺卿吴麟征、翰林院左谕德马士奇、礼部右侍郎周凤翔等[2](P134—146)。而周钟为复社元老，却为李自成写劝进表，颂其“比尧舜更多武功”，还按牛金星意写了《士见危致命论》，“为他们改换门庭张目，牛金星赞赏不已，周钟因此沾沾自喜，逢人便‘夸牛老师知遇’”，“一时传为士林之羞”①，后人文献笔记、诗词文集亦多不言他。王应奎《柳南随笔》“诸生就试”还记载了诸生仕清被嘲事：“鼎革初，诸生有抗节不就试者，后文宗按临，出示，山林隐逸，有志进取，一体收录。诸生乃相率而至，人为诗以嘲之曰：‘一队夷齐下首阳，几年观望好凄凉。早知薇蕨终难刨，悔杀无端谏武王。’及进院，以桌凳有限于额，乃驱之出，人即以前韵为诗曰：‘失节夷齐下首阳，院门推出更凄凉。从今决意还山去，薇蕨堪嗟已吃光。’闻者无不捧腹。”[3](P165)
因此，社盟文人出仕清朝必有所顾虑，其出仕并非出于衷心，大多是历史的误会与无奈之余的违心选择。李雯为著名的几社领袖，在复社领袖张溥逝后的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春，他与维扬郑超宗组织了复社第四次社集活动(地点在虎丘)，在复社联盟中颇有影响力。翌年，也就是李自成攻陷北京的1643年，李雯随父李逢甲入京，陈子龙考虑京师危险，写信劝其勿去，但他还是随父入京[4](P771)，结果其父受农民军追赃，被拷掠致死。李雯由贵胄子弟一下变成乞丐，靠乞讨为父募棺，日夜哀哭。清兵入关，此时的李雯已气息奄然，幸得在清朝任职的旧交曹溶救济推荐，才被任命为中书舍人。在李雯思想中，他所仇恨的是农民军，投靠清朝既为父报仇，又为国除害，所以李雯不像陈子龙那样积极抗清，而是心怀坦荡地投到清政府的怀抱中了[5]。
那些在明代末年未取得功名的孤贫失志之士似乎就没有那么多的忠孝节义了。宋徵舆就是一例。宋徵舆与陈子龙、李雯为著名的“云间三子”，几社领袖，明季与陈、李二人以古学相砥砺。鼎革后的宋徵舆伏处松江一隅，既没有李雯的生存危机，也没有像陈子龙一样的官吏身份，仅为一个小小的诸生，明朝没有给他什么功名，甲申事变对他而言似乎没有那么大的震撼，仍就忙于家业和举业，闲暇之余从事诗文创作，与此前的生活没有两样，因此，他于清顺治二年(1645年)参加科举考试，似乎就没有那么多的压力[5]。此后，宋徵舆的仕途一帆风顺，清顺治四年(1647年)高中进士，官至左副都御使。
但是，吴梅村却不同。吴梅村中明崇祯四年(1631年)会元，殿试一甲第二名，授翰林院编修，为明末复社联盟领袖张溥的弟子，名列复社“十哲”，其文被明崇祯帝批为“昌宏博大，足式诡靡”[3](P99)，在明朝可谓出尽风头，对崇祯帝亦感恩倍至。明亡后，吴梅村在弘光朝做了两个月的少詹事，此后便隐居在家，时间长达十年。吴梅村出仕清朝，完全是一种无奈之举。清顺治九年(1652年)，两江总督马国柱奉旨荐举地方人才，吴梅村榜上有名，在朝为官的昔日社友陈名夏与陈之遴亦鼎力举荐，最后违心应诏入都，做了国子监祭酒。
钱谦益本为东林巨子，复社奉为精神领袖，但在个人品性上天生缺少骨气。清兵于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十五日攻入南京，此时的钱谦益任弘光朝礼部尚书，柳如是劝其以身殉国，钱氏言不能；又劝其投水，他说水冷下不去；柳如是要自沉池中，又被钱氏拉住。王应奎《柳南随笔续笔》载曰：“乙酉五月之变，柳劝主人死，谢不能。柳奋身欲沉池水中，持之不得入。时长洲沈明伦馆于其家，亲见之，尝以语人。”[3](P91)可见，要让钱谦益死难是多么不易。此时的弘光帝朱由崧逃走芜湖，南京城中无主，钱谦益遂率伪太子王之明、忻城伯赵之龙、大学士王铎、都督越其杰等大臣迎降[3](P27)，做了清朝的礼部右侍郎，充修明史副总裁，至六月因病辞官归里，暗中与西南和东南海上反清复明势力相联络。
对于仕清社盟文人，学术界常以“逆臣”视之，披以“失节”之名。这显然有失公允。我们不能用静止的历史眼光看待他们，而应用辩证的文学史观客观地给予评价，更不能因为他们的“失节”仕清而磨灭其对文学的贡献。笔者仅从文学社群角度论述吴梅村与钱谦益对清初文学发展之贡献。
清初主盟文坛者多为由明入清之复社文人，如作为清初散文三大家之一的侯方域、娄东诗派盟主吴梅村、虞山诗派主盟钱谦益等人。以上几人皆为明末复社元老，文学创作以兴复古学为己任，对振起明末腐朽文风起到重要作用。入清以后，他们对新起文社斤斤于科举，未能返经读书，从而导致古诗文不振似有所识，开始以倡导古学勉励新起文社之士子，清初很多文学流派就是在新起文社基础上奉明末文社文学家为盟主而形成。
江苏太仓地区为复社领袖张溥故乡，复社大本营，张溥逝后，该地文坛稍有不振。清顺治十年(1653年)，太仓文坛新崛起十位青年诗人：周肇、黄与坚、王揆、许旭、王撰、王昊、王抃、王曜升、顾湄和王摅，后人称此十人为“太仓十子”(又称“娄东十子”)。其中，周肇、黄与坚、王揆、许旭为慎交社成员，王昊、王曜升为同声社成员。慎交社与同声社斤斤于帖扩之学，原社诸子因有几社元老宋徵舆训导古学而切实治学，慎交、同声两社备受原社杜登春的讥笑，钱谦益批评最甚，认为古人学诗强调温柔敦厚之诗教，今之为诗者不知诗学，只在雕绘，只有返经之君子才能循本救之[6](《娄江十子诗序》)。这显然是明末复社“宗经复古”思想在清初的翻版。原先，慎交社与同声社水火不容，后经复社元老吴梅村调节，两社于清顺治十年(1653年)在苏州虎丘举行了社集大会，吴梅村也成为两社盟主。与吴梅村同为太仓人的慎交社成员周肇、黄与坚、王揆、许旭与同声社成员王昊、王曜升借此机会言归于好，并在太仓组织了一个诗社——太仓十子社，吴梅村为培养后学编选他们的作品为《太仓十子诗选》(四库全书存书存目本)。程邑在此选序中说：“吴江诗才，推梅村吴先生为领袖，十子晨曦奉教，故能各臻胜境，斯编亦其手定者也。”“太仓十子社”享誉文坛。十子社奉当地先贤(即吴梅村)为盟主，有共同的师法对象，创作风格“如出一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太仓十子诗选》)，因此形成一个地域性诗歌流派。其后，汪学金又编纂此十位诗人作品为《娄东诗派》，“娄东诗派”之名遂立。在吴梅村指导下，“娄东诗派”创作活跃，是继复社文派之后太仓文坛的又一创作高潮。清初娄东诗派成为一个以文学社群为基础的地域性文学流派，特别是慎交社、同声社、太仓十子社联络了很多社盟成员，为娄东诗派的形成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中，复社文学家吴梅村对娄东诗派的形成起到重要的指导及培养作用，对繁荣清初文坛作出重要贡献。
再看钱谦益与清初成社之关系。清初，在钱谦益的家乡常熟兴起一个以冯班为盟主的诗社，包括冯舒、钱曾、严熊等，钱谦益《和成社初会诗序》言成社“诸英妙结社赋诗”[7]，复社文人黎元宽还为他们写《成社序》鼓吹。冯班、冯舒等为钱谦益门人，诗歌创作以钱氏为宗，王应奎《柳南随笔续笔》言：“某宗伯(指钱谦益——引者注)诗法受之于程梦阳，而授之于冯定远(冯班)。”[3](P19)成社诸诗人常向钱氏虚心请教，钱氏曾称赞他们“不以我为老耄而舍我就师焉，而问道焉”，还赞扬他们的诗歌创作“开阖
荡，气昌而志达，已能除去佣耳剽目、移头易面之习”[6](P667)，盛赞成社诸子作诗能自出心裁，没有陷入明代前后七子以及复社复古模拟之潭。他还以“西竺之乳”教他们作诗之道：“亦闻西竺之乳喻乎?牧牛之女乳味最善，加二分水，转卖余牧牛女，彼女转卖近城女人，复加二分水焉。近城女欲诣市卖之，又加二分水焉，展转加水，至于三加。煮乳作糜，都无乳味。卖乳之人，不知乳之加水，而咎乳味之不善，则亦过矣。诗文之弊，挽近弘多。要而论之，则粗浮浅近，其味薄而不美，皆西竺三加之乳耳。古人之诗文，得天地之元气，故厚。今人之诗，得天地之闰气游气厉气，故薄。元气者，诗人之乳湩也。富有而日新，笃实而辉光，取新构之乳耳无取三加之乳，于诗文之道其几矣乎?”[6](P667—668)钱氏以牧牛之女卖乳加水戒告成社诸子作诗必以学问见长，立足创新，勿蹈他人之后尘，如此得天地之气，诗成而厚。钱谦益对成社诸诗人悉心指导，谆谆善诱，扩大了成社的影响力，形成清初著名的以钱谦益为宗师，以成社为基础的虞山诗派，钱谦益的指导与培养功不可没。
总之，仕清后的社盟文人不仅以其杰出的创作成就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宝贵遗产，而且指导和培养了很多文学新秀，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善莫大焉。
二、隐居山林田间与清初文学之真性情
明末清初，时事纷扰，昔日的社盟文人面对这翻天覆地的变化，该当何选择?复社文人深为此担忧，邢昉在《湖舟避兵逢魏吉人饭柳林下赋此》就吟出了那个时代社盟诸子的心声：“世乱如奔涛，我行将安弭?”[8]一部分人无奈之余便选择了隐居，且人数较多。择其要，有社盟分社南社领袖刘伯宗隐居峡川，不入城市，沈寿民、沈寿国入金华山终老；江西分社泽社领袖方以智北京陷落后选择归隐，南明时马、阮欲杀之，又流寓岭南，变姓卖药；山东分社山左大社领袖赵士喆避兵登州枳椒山，与弟子董樵耦耕海上；复社才子冒襄回到如皋水绘园深居不出，陈贞慧隐居乡间，刑眆伏处湖滨弹琴赋诗而终，复社元老杨彝归隐田园终老，等等。
他们既不愿披以“失节”的骂名，又无力挽回明亡的历史命运，只好以隐居的方式与清政府对抗，表现自己对故国故君的忠诚与思念，以不同的生活方式表现自己的“气节”。如浙中复社分社万履安不赴“公车”，浙人称之以“节”。黄宗羲《寿徐兰生七十序》言：“吾友兰生先生与汪魏美、万履安、巢端明，浙中谓之四先生，盖皆有大名于时。改革之际，皆不赴公车，抱道不仕者也。唐人之称四夔以才，浙人之称四先生以节。”[9](P494—495)甲申事变，复社文人方文弃诸生服，隐居田间不出，作《宋遗民咏》歌咏宋遗民谢翱、郑思肖等诗人表现自己甘心隐居，不求仕进的决心，抒发国变后的悲愤情怀[10](卷1)。
沈寿民为著名的上江南社领袖，后入复社联盟，被黄宗羲称为“吴中二张与江上二沈相配，二张谓天如、受先，二沈谓昆铜、耕严(即沈寿民——引者注)”[11](P382)，曾参与驱逐阮大铖的《南都防乱公揭》运动，成为驱阮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还曾以一个地位卑微的诸生身份弹劾朝廷重臣杨嗣昌，阮大铖得志后欲杀之，遂变姓名亡命金华山中，南都亡亦不返故园，粮食吃完则以野菜充饥，“穷饿几无以活”[12](P133)。郡守朱元锡赐他十金，他竟放之箱中藏于壁，以此保留名节，并言：“士不穷无以见义，不奇穷无以明操。”[11](P383)曾一同避居金华山中，后来归降清朝的昔日社友陈名夏请其出山，他则当着使者的面把书信烧了，并回信说：“凡今之欲征仆荐仆者，直欲死仆者也。”[11](P383)其节可见。其诗歌创作多表现他的节气，如：“丈夫忍饥耿介死，不学鹅雁鸣啁啾。”又云：“但全松柏性，霜雪亦深恩。”[13](P218)他还在诗中与昔日社友倾诉故国之情与隐居山林的艰难及愁闷，其诗《赠吴次尾》：“巍峨望陪京，恻恻涕泪新。握手风萧条，边马心酸辛。据鞍三山头，感慨大江津。寓目览旧迹，萧条愁杀人。荒郊千里别，归为山谷民。夏日苦难夕，冬夜苦难晨。水流长泯泯，花落空纷纷。远怀积秋浦，相思在河漘。雁飞不可接，郁结何由陈。”[14](P400)其隐居山中的凄凉悲伤寓之于诗，唯与昔日社友吴次尾(著名复社领袖之一)倾吐为快。
清初社盟文人多从明末复社中来，其诗酒唱和、风流雅集的隐后生活与明季无异，如作为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襄，明末与社友诗酒唱和，议论朝政，以《留都防乱公揭》驱赶阮大铖，还与秦淮名妓董小宛有一段缠绵故事。入清后，他在家乡水绘园与同乡士子继续举办社集活动，且有女性参与，其诗《菊月晦前一日社集陆奠雨席上看张又琴美人即席限韵》写道：“倚葢相逢似孟年，敝幽应愧在庐前。霜花夜合龙津剑，鬓影香吹蛱蝶钿。明月尽时珠有艳，小春初暖玉生烟。浮名蕉鹿浑成梦，曾到君家便是仙。”[15](卷4)诗中一片香艳。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冒襄又在水绘园宴集诸社友，其诗《花朝燕集水绘庵是日诸友沓至独颜子不践夙约座有姬人佐酒陈九挝鼓月下》称此社集为“梁鸿高士雄吴会，张绪风流继永嘉”[15](卷4)。文社士子的风流雅集情怀见之于诗，诗人还对参与社集的度曲姬人充满留恋：“度曲玉儿双戏蝶，填词羯鼓一催花。不期咸集真芳燕，独怅狂颜去别家。”[15](卷4)。由于清政府的禁社条令，冒襄仅举办小规模的文人雅集，不敢再有像明末那样的大规模社集活动了，社群亦变为纯粹自娱自乐的诗社组织，缺乏鲜活的政治色彩。杨彝为应社创始人之一，复社联盟领袖，与太仓顾梦麟“力明先儒之说，天下翕然从风，称杨顾学”[12](P97)。明亡归隐后，其在明末文学社盟中养成的好学之习未变，即使“晚岁目盲，犹令人读书其侧，讲说无少倦”，一直学到79岁方止[12](P97)。这些都是明末复社联盟诸子身上洋溢着的不朽光辉。
隐居乡间田野，没有了世俗之纷扰与官场之杀戮，心情归于恬淡，生活显得悠然自在。如范荃“国变后，不应有司试。同人劝其试，荃答以书云：‘闭门静坐，啜茗听鹃，与二三童子周旋外，或沉酣史籍，上下古今；或商榷风雅，考订讹伪。兴之所至，笔墨淋漓，五字刻成，千言立就，真不知天高地厚，乐境无穷，安往而不得其为我?’”[12](P11)心里没有了约束，诗歌创作亦就各有其性情。复社联盟岭南文社领袖屈大均在《见堂诗草序》中就说：“今天下善为诗者多隐居之士，盖隐居之士能自有其性情，而不能使其性情为人所有。故读其诗者，非自有其性情不能得其性情之所至。”[16](P79)明亡，“南北横溃，声实陆沉，交游事息”[11](《刘瑞当先生墓志铭》)。复社浙东分社文人刘瑞当回到故里，“乃为洁供疏告于尝所往来者，法书、名画、古器、奇花，勉强差排，悴然不知有生之乐。发为诗文，僻思拙句，绝似圭峰积久所得”[11](《刘瑞当先生墓志铭》)。明亡后，刘瑞当似乎一下子失掉了魂魄，寄人生于书画古器、奇花异草，“僻思拙句”亦其性情所发。
复社文人方文心理更为平静和淡然，他曾说过：“万劫不烧惟富贵，五伦最假是君臣。”[12](P259)对封建社会道貌岸然的君臣关系提出批评。心中没有了忠贞死节观念的羁绊，方文便在甲申事变后弃诸生名，开始锐意著述，所为诗歌皆源自性情，正如他所说的：“性情最是游不倦，富贵何如诗可传。”[12](P259)其在甲申事变后所作诗歌编为《嵞山后集》。孙静庵在《明遗民录》中称其后期诗歌“陶冶性灵，流连景物，不屑为
章绘句之工”[12](P259)。心中没有纷扰羁绊，诗歌创作便没有了忧愁苦闷；即使淡淡的忧愁在方文笔下似乎也变得轻松愉悦，如其诗《孤居步张草臣韵》：“忧乐不狥众，孑然为一人。虚怀思往事，不寐感残春。久蹇轻流景，薄寒归病身。朝光连宿雨，惆怅听莺身。”很多社盟文人隐居后对社会生活有了更多切身体验，诗歌创作自然无雕饰，表现出生活之本真，性灵之本真，方文更是如此。王潢《北游草序》言：“诗本人情，该物理，其大者可荐郊庙，感鬼神，而二南十五国风多途歌巷讴天夫游女之作，要以直任自然无取雕饰，故古诗十九首情真景真事真意真，遂开至极，钟参军之评诗也，曰：诗以吟咏性情为主，亦何贵于故实，如思君若流水，高台多悲风，清晨登陇首，明月照积雪之类，何其妙也。昔人称白香山广大教化主，其为诗率令老妪读之，岂非本人情，该物理，深有得于风人之旨欤，吾友方尔止(方文)以诗名家者三十年，大都独写性灵，直抒胸臆，盖镕铸经史，取其精液，即景以会情，因事以达意，故不必艰深险涩如江河之行顺流善下，及其触山赴谷，风博物激，然后滂湃汹涌以尽变出奇。”[17]
清康熙初年，庙堂文人为康熙盛世粉饰太平，倡导温柔敦厚诗教，主张有法可循，不免陷于注重文字格调的形式游戏之中，这主要以御用文人沈德潜的格调说为代表。与此相反，明末社盟文人明亡后隐居山间田野，对民间有切真之体验，没有朝庙之避讳，诗歌创作反而清新可赏，为清初文学之真诗。如方文于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所作《西江游草》诸诗，周亮工在《西江游草序》中就推崇其诗为游子孝妇真情之作，继承了杜甫、白居易歌诗为事为时而作精神[17]，黄州王泽弘直称其后期诗作“高老浑脱有少陵风”[17](《北游草序》)，“渐老渐熟，渐造平淡”[17](《北游草序》)，周亮工反而批评格调说袭皮毛，多情伪应酬之章句，“今人好称格调反略于性情”[17](《西江游草序》)。因其真，吴兴严胤肇称方文诗为“古太史之音”：“以真至醇朴之气发之为优柔平中之声，悠然以古太史之音无相远。”[17](《嵞山后集序》)因此，明亡后隐居山野田间的社盟文人的诗歌创作成为清初文学的一股“清流”，应引起学术界的关注、重视和切实研究。
三、从社集风流到抗清运动的蜕变
明亡后，还有一部分社盟文人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清斗争中，他们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令人敬仰。这主要集中在明末文学社群活跃的三个地区：吴淞、岭南和浙江。
吴淞为明末社群联盟中心，其中张溥领导的复社位于江苏太仓，以陈子龙为首的几社位于上海松江。可惜张溥于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抱病而亡，张采受仇家捶打几死，复社联盟风消云散。甲申事变后，联络起义抗清者多为社盟中人，他们多在明朝取得功名职位，如几社陈子龙、徐孚远在甲申事变后补兵科给事中，夏允彝任长乐知县，宋徵璧为中书舍人，何刚任职方主事，他们或捐资，或招募联络缙绅，为抗清斗争积极筹划。此时的文学社群由明末尊师取友一变而为抗清的武装队伍，为抗清斗争起到重要的联络作用。如龚棻等到广东南海等地招募士兵，得到广东复社文人黎遂球的帮助，招募水师达4000余人。因此，研究此期文学社群就不能忽略社群文人为抗清斗争所作出的贡献。很多社盟士子建立抗清队伍，多源于他们对“社”之联络功能的认识。如陈子龙在《江南乡兵议》中提议建立江南乡兵，就源于他对宋代“弓箭社”的认识，思想中已萌芽以“社”为基础组建部队进行防御[18](卷22)。从这里可以看到明亡后社团性质变化及其发展走向。
岭南为南明政权与清政府斗争的中心，也是社盟文人与之斗争最为惨烈的地方。自明初南园前五子结社唱和，岭南文人结社繁盛。明崇祯十年(1637年)，礼部右侍郎陈子壮与其弟陈子升及门人黎遂球等12人重修南园诗社，以文章声气与江南复社相应和，成为“南园后劲”。屈大均、陈恭尹、王邦畿、陈子升等还在广州番寓结西园诗社，等等。明弘光元年(1645年)，陈子壮被福王起用为礼部尚书，明隆武二年(1646年)走肇庆，与瞿式耜拥立桂王。以陈子壮为首的社盟文人陈子升、张家玉、黎遂球、屈大均、陈恭尹、邝露、王邦畿等不仅参加了抗清斗争，而且斗争十分惨烈。如陈子壮学生藜遂球，明天启丁卯年(1627年)经吴越，与徐汧、吴梅村、张溥、张采、金声、陈际泰等复社文人相唱和，树帜中原，名躁海内；清兵南下，每与陈子壮谈及时事辄泪流满面，参加广州战役举族同日而死，陈子壮、陈邦彦、张家玉、黎遂球、邝露皆死难，陈子升也兵败退隐。
黄宗羲为复社联盟浙东分社领袖，成员包括陆文虎、万履安、刘端愚、刘瑞当、冯玄度、冯正则、冯京第及黄宗羲两个弟弟黄宗会、黄宗炎等。据谢国桢考证，鄞县的董志宁、王家勤、张梦锡、华夏、陆宇
、毛聚奎等六人加入复社社盟组织，号“六狂生”[19](P186)。明亡后，浙东的抗清运动多赖于社盟中人，如黄宗羲为东林社黄尊素子，明末与复社诸子参与南京《留都防乱公揭》驱阮运动，清顺治二年(1645年)冬与黄宗炎、冯京第等人组织乡里子弟数百人随宋嘉绩、熊汝霖起兵江上，因作战勇敢被人称为“世忠营”，“江上已溃，复结寨四明山，旋入海从鲁王，屡拜左副都御使”[13](P278)。社友冯京第还出使日本乞师，为抗清事业奔走联络[13](P278)。“六狂生”为鄞县的六名诸生，明亡后脱下生员衣服成为平民，他们得知清兵要渡过钱塘江，时局糟糕到这般地步，便义不容辞积极抗清。此时，鄞县城里的钱肃乐正好卧病在家。钱肃乐曾任太仓州府，与张溥、张采社盟诸子过从甚密，为复社成员之一。“六狂生”就跑到他家里告之要起义，钱肃乐非常感动，在城隍庙聚集了好几千人[19](P186)，迅速组成了一支抗清队伍。
很多社盟文人在起义失败后选择了死难，最早死难的为山东莱阳复社文人宋九清，江南社盟诸子亦先后死难，徐汧、徐石鳞、杨廷麟、杨以任以起兵死，周仲驭金沙破日死，杨廷枢不屈死，黄淳耀守练川死，史可法守淮上死，祁彪佳守邗沟死，张国维守京口死，李待问守松郡死，章简守松郡死，黄道周起兵死徽州，陈元倩未临起兵死六和塔，陈元初以藏匿陈子龙自缢明伦堂，顾咸建藏匿陈子龙死，左懋第不屈死，刘公旦、夏完淳以奉表唐藩死，徐世威死于黄蜚兵变，施召征死粤东，吕石香死太仓，张肯堂、朱永佑入海死于兵，侯峒曾守练川死，吴易在孙璋家喝酒被秘告杀害，孙兆奎组织义军被捕死南京，沈自炳组织义军反抗死难，沈自
、冯京第在四明山被清军逮捕杀害，张采在太仓受到仇人袭击重伤濒死，寄身寺院，周仲驭死震泽之难，顾杲死于乱兵，姜采城陷死难，吴次尾池州起义死，陈子龙太湖起义被捕投水死，夏允彝赴水死，张子服以吴胜兆案死，何刚扬州城陷投井死，徐孚远死于岛中，等等。这些社盟文人死难时悲壮高亢，以高尚的民族气节保持了一个封建文人的尊严。如张煌言言：“九月七日，幕府请公诣市，公赋绝命诗：‘我年适五九，复逢九月七。大厦已不支，成仁万事毕’”[11](《兵部左侍郎苍水张公墓志铭》)面对死亡，他们选择了舍生取义，杀身成仁。
侯峒曾、徐汧、夏允彝、黄淳耀等社盟名士皆于清顺治二年(1645年)起义死难，死时悲壮凄凉，气冲云霄。同社好友陈贞慧《山阳录》为他们写了《乙酉四君子赞》，如侯峒曾“率江东之义旅，登陴啮血，矢尽饷穷，阴雨淋漓，两儿侍从，何其悲壮者乎。城陷之日，父子沉湘胥涛”[20](卷18)。赞曰：“月黑城愁，夜寒军死，碧血千年，辣哉父子。”[20](卷18)徐汧“仰天而叹曰：国家养士三百年，临难，然若此，三纲绝矣，我必死之，遂返乎虎丘，夜半而起，两仆觉而挟持之，公曰：我志决矣，毋苦我，我且拜若，两仆感其意而止，公遂从彭咸之所居”[18](卷22)。赞曰：“具区千顷，正气所钟，金幢绛节，海市鲛宫。”[20](卷18)时任长乐知县的夏允彝知“事势不可为，惟有守正不屈”[18](卷27)，以“死义”捐身，死前“置酒高会……客方轰酒，乃起，避席更衣，则已赴沅湘”。赞曰：“生存华屋，视死如归，萧萧易水，寒风送之。”[20](卷18)黄淳耀“与广成(侯峒曾)父子破家结客，死保残城也，城破，慷慨大呼曰：臣结发读书有年矣，死无以报高帝，遂入清凉庵经死”。赞曰：“白日悲风，人生实难。田光一死，以报燕丹。”[20](卷18)可见，社盟诸子艰难的抗清历程及其凛然大气。
甲申事变，明朝灭亡，社盟诸子被这突如其来、翻天覆地的变化震惊了，他们或逃或亡，或死或伤，或揭竿而起，或屈膝投降，言语之间也不及社事。在明代取得功名的文社士子，为了“保节”，大多选择了效忠明朝，或死节，或抗争，或隐逸，或遁入佛门，以不同的人生方式与清廷抗争，作品表现出强烈的壮志情怀。对此，笔者将在下篇予以详细陈述。
总之，明亡后，文学社群社集唱和、诗酒风流不复存在。正如黄宗羲所描绘的：“丧乱以来，民生日蹵，其细已甚。士大夫有忧色，无宽言，朝会广众之中，所道者不过委巷牙郎竃妇之语，腼然不以为异，而名士之风流，王孙之故态，两者不可复见矣。”[11](《黄复仲墓表》)他们以不同的生活方式表述着自己的人生走向，影响着当时的文坛，并与清初的文学社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得清初文学呈现多样化样态。因此，当前学术界对清初文学的研究就不能集中在受朝政影响的几位文学家，还应该关注被朝廷边缘化的社盟文人及其形成的文坛新格局，清初社盟文人与文学绝不应被文学史书写边缘化。
荡，气昌而志达，已能除去佣耳剽目、移头易面之习”[6](P667)，盛赞成社诸子作诗能自出心裁，没有陷入明代前后七子以及复社复古模拟之潭。他还以“西竺之乳”教他们作诗之道：“亦闻西竺之乳喻乎?牧牛之女乳味最善，加二分水，转卖余牧牛女，彼女转卖近城女人，复加二分水焉。近城女欲诣市卖之，又加二分水焉，展转加水，至于三加。煮乳作糜，都无乳味。卖乳之人，不知乳之加水，而咎乳味之不善，则亦过矣。诗文之弊，挽近弘多。要而论之，则粗浮浅近，其味薄而不美，皆西竺三加之乳耳。古人之诗文，得天地之元气，故厚。今人之诗，得天地之闰气游气厉气，故薄。元气者，诗人之乳湩也。富有而日新，笃实而辉光，取新构之乳耳无取三加之乳，于诗文之道其几矣乎?”[6](P667—668)钱氏以牧牛之女卖乳加水戒告成社诸子作诗必以学问见长，立足创新，勿蹈他人之后尘，如此得天地之气，诗成而厚。钱谦益对成社诸诗人悉心指导，谆谆善诱，扩大了成社的影响力，形成清初著名的以钱谦益为宗师，以成社为基础的虞山诗派，钱谦益的指导与培养功不可没。
总之，仕清后的社盟文人不仅以其杰出的创作成就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宝贵遗产，而且指导和培养了很多文学新秀，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善莫大焉。
二、隐居山林田间与清初文学之真性情
明末清初，时事纷扰，昔日的社盟文人面对这翻天覆地的变化，该当何选择?复社文人深为此担忧，邢昉在《湖舟避兵逢魏吉人饭柳林下赋此》就吟出了那个时代社盟诸子的心声：“世乱如奔涛，我行将安弭?”[8]一部分人无奈之余便选择了隐居，且人数较多。择其要，有社盟分社南社领袖刘伯宗隐居峡川，不入城市，沈寿民、沈寿国入金华山终老；江西分社泽社领袖方以智北京陷落后选择归隐，南明时马、阮欲杀之，又流寓岭南，变姓卖药；山东分社山左大社领袖赵士喆避兵登州枳椒山，与弟子董樵耦耕海上；复社才子冒襄回到如皋水绘园深居不出，陈贞慧隐居乡间，刑眆伏处湖滨弹琴赋诗而终，复社元老杨彝归隐田园终老，等等。
他们既不愿披以“失节”的骂名，又无力挽回明亡的历史命运，只好以隐居的方式与清政府对抗，表现自己对故国故君的忠诚与思念，以不同的生活方式表现自己的“气节”。如浙中复社分社万履安不赴“公车”，浙人称之以“节”。黄宗羲《寿徐兰生七十序》言：“吾友兰生先生与汪魏美、万履安、巢端明，浙中谓之四先生，盖皆有大名于时。改革之际，皆不赴公车，抱道不仕者也。唐人之称四夔以才，浙人之称四先生以节。”[9](P494—495)甲申事变，复社文人方文弃诸生服，隐居田间不出，作《宋遗民咏》歌咏宋遗民谢翱、郑思肖等诗人表现自己甘心隐居，不求仕进的决心，抒发国变后的悲愤情怀[10](卷1)。
沈寿民为著名的上江南社领袖，后入复社联盟，被黄宗羲称为“吴中二张与江上二沈相配，二张谓天如、受先，二沈谓昆铜、耕严(即沈寿民——引者注)”[11](P382)，曾参与驱逐阮大铖的《南都防乱公揭》运动，成为驱阮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还曾以一个地位卑微的诸生身份弹劾朝廷重臣杨嗣昌，阮大铖得志后欲杀之，遂变姓名亡命金华山中，南都亡亦不返故园，粮食吃完则以野菜充饥，“穷饿几无以活”[12](P133)。郡守朱元锡赐他十金，他竟放之箱中藏于壁，以此保留名节，并言：“士不穷无以见义，不奇穷无以明操。”[11](P383)曾一同避居金华山中，后来归降清朝的昔日社友陈名夏请其出山，他则当着使者的面把书信烧了，并回信说：“凡今之欲征仆荐仆者，直欲死仆者也。”[11](P383)其节可见。其诗歌创作多表现他的节气，如：“丈夫忍饥耿介死，不学鹅雁鸣啁啾。”又云：“但全松柏性，霜雪亦深恩。”[13](P218)他还在诗中与昔日社友倾诉故国之情与隐居山林的艰难及愁闷，其诗《赠吴次尾》：“巍峨望陪京，恻恻涕泪新。握手风萧条，边马心酸辛。据鞍三山头，感慨大江津。寓目览旧迹，萧条愁杀人。荒郊千里别，归为山谷民。夏日苦难夕，冬夜苦难晨。水流长泯泯，花落空纷纷。远怀积秋浦，相思在河漘。雁飞不可接，郁结何由陈。”[14](P400)其隐居山中的凄凉悲伤寓之于诗，唯与昔日社友吴次尾(著名复社领袖之一)倾吐为快。
清初社盟文人多从明末复社中来，其诗酒唱和、风流雅集的隐后生活与明季无异，如作为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襄，明末与社友诗酒唱和，议论朝政，以《留都防乱公揭》驱赶阮大铖，还与秦淮名妓董小宛有一段缠绵故事。入清后，他在家乡水绘园与同乡士子继续举办社集活动，且有女性参与，其诗《菊月晦前一日社集陆奠雨席上看张又琴美人即席限韵》写道：“倚葢相逢似孟年，敝幽应愧在庐前。霜花夜合龙津剑，鬓影香吹蛱蝶钿。明月尽时珠有艳，小春初暖玉生烟。浮名蕉鹿浑成梦，曾到君家便是仙。”[15](卷4)诗中一片香艳。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冒襄又在水绘园宴集诸社友，其诗《花朝燕集水绘庵是日诸友沓至独颜子不践夙约座有姬人佐酒陈九挝鼓月下》称此社集为“梁鸿高士雄吴会，张绪风流继永嘉”[15](卷4)。文社士子的风流雅集情怀见之于诗，诗人还对参与社集的度曲姬人充满留恋：“度曲玉儿双戏蝶，填词羯鼓一催花。不期咸集真芳燕，独怅狂颜去别家。”[15](卷4)。由于清政府的禁社条令，冒襄仅举办小规模的文人雅集，不敢再有像明末那样的大规模社集活动了，社群亦变为纯粹自娱自乐的诗社组织，缺乏鲜活的政治色彩。杨彝为应社创始人之一，复社联盟领袖，与太仓顾梦麟“力明先儒之说，天下翕然从风，称杨顾学”[12](P97)。明亡归隐后，其在明末文学社盟中养成的好学之习未变，即使“晚岁目盲，犹令人读书其侧，讲说无少倦”，一直学到79岁方止[12](P97)。这些都是明末复社联盟诸子身上洋溢着的不朽光辉。
隐居乡间田野，没有了世俗之纷扰与官场之杀戮，心情归于恬淡，生活显得悠然自在。如范荃“国变后，不应有司试。同人劝其试，荃答以书云：‘闭门静坐，啜茗听鹃，与二三童子周旋外，或沉酣史籍，上下古今；或商榷风雅，考订讹伪。兴之所至，笔墨淋漓，五字刻成，千言立就，真不知天高地厚，乐境无穷，安往而不得其为我?’”[12](P11)心里没有了约束，诗歌创作亦就各有其性情。复社联盟岭南文社领袖屈大均在《见堂诗草序》中就说：“今天下善为诗者多隐居之士，盖隐居之士能自有其性情，而不能使其性情为人所有。故读其诗者，非自有其性情不能得其性情之所至。”[16](P79)明亡，“南北横溃，声实陆沉，交游事息”[11](《刘瑞当先生墓志铭》)。复社浙东分社文人刘瑞当回到故里，“乃为洁供疏告于尝所往来者，法书、名画、古器、奇花，勉强差排，悴然不知有生之乐。发为诗文，僻思拙句，绝似圭峰积久所得”[11](《刘瑞当先生墓志铭》)。明亡后，刘瑞当似乎一下子失掉了魂魄，寄人生于书画古器、奇花异草，“僻思拙句”亦其性情所发。
复社文人方文心理更为平静和淡然，他曾说过：“万劫不烧惟富贵，五伦最假是君臣。”[12](P259)对封建社会道貌岸然的君臣关系提出批评。心中没有了忠贞死节观念的羁绊，方文便在甲申事变后弃诸生名，开始锐意著述，所为诗歌皆源自性情，正如他所说的：“性情最是游不倦，富贵何如诗可传。”[12](P259)其在甲申事变后所作诗歌编为《嵞山后集》。孙静庵在《明遗民录》中称其后期诗歌“陶冶性灵，流连景物，不屑为章绘句之工”[12](P259)。心中没有纷扰羁绊，诗歌创作便没有了忧愁苦闷；即使淡淡的忧愁在方文笔下似乎也变得轻松愉悦，如其诗《孤居步张草臣韵》：“忧乐不狥众，孑然为一人。虚怀思往事，不寐感残春。久蹇轻流景，薄寒归病身。朝光连宿雨，惆怅听莺身。”很多社盟文人隐居后对社会生活有了更多切身体验，诗歌创作自然无雕饰，表现出生活之本真，性灵之本真，方文更是如此。王潢《北游草序》言：“诗本人情，该物理，其大者可荐郊庙，感鬼神，而二南十五国风多途歌巷讴天夫游女之作，要以直任自然无取雕饰，故古诗十九首情真景真事真意真，遂开至极，钟参军之评诗也，曰：诗以吟咏性情为主，亦何贵于故实，如思君若流水，高台多悲风，清晨登陇首，明月照积雪之类，何其妙也。昔人称白香山广大教化主，其为诗率令老妪读之，岂非本人情，该物理，深有得于风人之旨欤，吾友方尔止(方文)以诗名家者三十年，大都独写性灵，直抒胸臆，盖镕铸经史，取其精液，即景以会情，因事以达意，故不必艰深险涩如江河之行顺流善下，及其触山赴谷，风博物激，然后滂湃汹涌以尽变出奇。”[17]
清康熙初年，庙堂文人为康熙盛世粉饰太平，倡导温柔敦厚诗教，主张有法可循，不免陷于注重文字格调的形式游戏之中，这主要以御用文人沈德潜的格调说为代表。与此相反，明末社盟文人明亡后隐居山间田野，对民间有切真之体验，没有朝庙之避讳，诗歌创作反而清新可赏，为清初文学之真诗。如方文于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所作《西江游草》诸诗，周亮工在《西江游草序》中就推崇其诗为游子孝妇真情之作，继承了杜甫、白居易歌诗为事为时而作精神[17]，黄州王泽弘直称其后期诗作“高老浑脱有少陵风”[17](《北游草序》)，“渐老渐熟，渐造平淡”[17](《北游草序》)，周亮工反而批评格调说袭皮毛，多情伪应酬之章句，“今人好称格调反略于性情”[17](《西江游草序》)。因其真，吴兴严胤肇称方文诗为“古太史之音”：“以真至醇朴之气发之为优柔平中之声，悠然以古太史之音无相远。”[17](《嵞山后集序》)因此，明亡后隐居山野田间的社盟文人的诗歌创作成为清初文学的一股“清流”，应引起学术界的关注、重视和切实研究。
三、从社集风流到抗清运动的蜕变
明亡后，还有一部分社盟文人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清斗争中，他们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令人敬仰。这主要集中在明末文学社群活跃的三个地区：吴淞、岭南和浙江。
吴淞为明末社群联盟中心，其中张溥领导的复社位于江苏太仓，以陈子龙为首的几社位于上海松江。可惜张溥于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抱病而亡，张采受仇家捶打几死，复社联盟风消云散。甲申事变后，联络起义抗清者多为社盟中人，他们多在明朝取得功名职位，如几社陈子龙、徐孚远在甲申事变后补兵科给事中，夏允彝任长乐知县，宋徵璧为中书舍人，何刚任职方主事，他们或捐资，或招募联络缙绅，为抗清斗争积极筹划。此时的文学社群由明末尊师取友一变而为抗清的武装队伍，为抗清斗争起到重要的联络作用。如龚棻等到广东南海等地招募士兵，得到广东复社文人黎遂球的帮助，招募水师达4000余人。因此，研究此期文学社群就不能忽略社群文人为抗清斗争所作出的贡献。很多社盟士子建立抗清队伍，多源于他们对“社”之联络功能的认识。如陈子龙在《江南乡兵议》中提议建立江南乡兵，就源于他对宋代“弓箭社”的认识，思想中已萌芽以“社”为基础组建部队进行防御[18](卷22)。从这里可以看到明亡后社团性质变化及其发展走向。
岭南为南明政权与清政府斗争的中心，也是社盟文人与之斗争最为惨烈的地方。自明初南园前五子结社唱和，岭南文人结社繁盛。明崇祯十年(1637年)，礼部右侍郎陈子壮与其弟陈子升及门人黎遂球等12人重修南园诗社，以文章声气与江南复社相应和，成为“南园后劲”。屈大均、陈恭尹、王邦畿、陈子升等还在广州番寓结西园诗社，等等。明弘光元年(1645年)，陈子壮被福王起用为礼部尚书，明隆武二年(1646年)走肇庆，与瞿式耜拥立桂王。以陈子壮为首的社盟文人陈子升、张家玉、黎遂球、屈大均、陈恭尹、邝露、王邦畿等不仅参加了抗清斗争，而且斗争十分惨烈。如陈子壮学生藜遂球，明天启丁卯年(1627年)经吴越，与徐汧、吴梅村、张溥、张采、金声、陈际泰等复社文人相唱和，树帜中原，名躁海内；清兵南下，每与陈子壮谈及时事辄泪流满面，参加广州战役举族同日而死，陈子壮、陈邦彦、张家玉、黎遂球、邝露皆死难，陈子升也兵败退隐。
黄宗羲为复社联盟浙东分社领袖，成员包括陆文虎、万履安、刘端愚、刘瑞当、冯玄度、冯正则、冯京第及黄宗羲两个弟弟黄宗会、黄宗炎等。据谢国桢考证，鄞县的董志宁、王家勤、张梦锡、华夏、陆宇、毛聚奎等六人加入复社社盟组织，号“六狂生”[19](P186)。明亡后，浙东的抗清运动多赖于社盟中人，如黄宗羲为东林社黄尊素子，明末与复社诸子参与南京《留都防乱公揭》驱阮运动，清顺治二年(1645年)冬与黄宗炎、冯京第等人组织乡里子弟数百人随宋嘉绩、熊汝霖起兵江上，因作战勇敢被人称为“世忠营”，“江上已溃，复结寨四明山，旋入海从鲁王，屡拜左副都御使”[13](P278)。社友冯京第还出使日本乞师，为抗清事业奔走联络[13](P278)。“六狂生”为鄞县的六名诸生，明亡后脱下生员衣服成为平民，他们得知清兵要渡过钱塘江，时局糟糕到这般地步，便义不容辞积极抗清。此时，鄞县城里的钱肃乐正好卧病在家。钱肃乐曾任太仓州府，与张溥、张采社盟诸子过从甚密，为复社成员之一。“六狂生”就跑到他家里告之要起义，钱肃乐非常感动，在城隍庙聚集了好几千人[19](P186)，迅速组成了一支抗清队伍。
很多社盟文人在起义失败后选择了死难，最早死难的为山东莱阳复社文人宋九清，江南社盟诸子亦先后死难，徐汧、徐石鳞、杨廷麟、杨以任以起兵死，周仲驭金沙破日死，杨廷枢不屈死，黄淳耀守练川死，史可法守淮上死，祁彪佳守邗沟死，张国维守京口死，李待问守松郡死，章简守松郡死，黄道周起兵死徽州，陈元倩未临起兵死六和塔，陈元初以藏匿陈子龙自缢明伦堂，顾咸建藏匿陈子龙死，左懋第不屈死，刘公旦、夏完淳以奉表唐藩死，徐世威死于黄蜚兵变，施召征死粤东，吕石香死太仓，张肯堂、朱永佑入海死于兵，侯峒曾守练川死，吴易在孙璋家喝酒被秘告杀害，孙兆奎组织义军被捕死南京，沈自炳组织义军反抗死难，沈自、冯京第在四明山被清军逮捕杀害，张采在太仓受到仇人袭击重伤濒死，寄身寺院，周仲驭死震泽之难，顾杲死于乱兵，姜采城陷死难，吴次尾池州起义死，陈子龙太湖起义被捕投水死，夏允彝赴水死，张子服以吴胜兆案死，何刚扬州城陷投井死，徐孚远死于岛中，等等。这些社盟文人死难时悲壮高亢，以高尚的民族气节保持了一个封建文人的尊严。如张煌言言：“九月七日，幕府请公诣市，公赋绝命诗：‘我年适五九，复逢九月七。大厦已不支，成仁万事毕’”[11](《兵部左侍郎苍水张公墓志铭》)面对死亡，他们选择了舍生取义，杀身成仁。
侯峒曾、徐汧、夏允彝、黄淳耀等社盟名士皆于清顺治二年(1645年)起义死难，死时悲壮凄凉，气冲云霄。同社好友陈贞慧《山阳录》为他们写了《乙酉四君子赞》，如侯峒曾“率江东之义旅，登陴啮血，矢尽饷穷，阴雨淋漓，两儿侍从，何其悲壮者乎。城陷之日，父子沉湘胥涛”[20](卷18)。赞曰：“月黑城愁，夜寒军死，碧血千年，辣哉父子。”[20](卷18)徐汧“仰天而叹曰：国家养士三百年，临难，然若此，三纲绝矣，我必死之，遂返乎虎丘，夜半而起，两仆觉而挟持之，公曰：我志决矣，毋苦我，我且拜若，两仆感其意而止，公遂从彭咸之所居”[18](卷22)。赞曰：“具区千顷，正气所钟，金幢绛节，海市鲛宫。”[20](卷18)时任长乐知县的夏允彝知“事势不可为，惟有守正不屈”[18](卷27)，以“死义”捐身，死前“置酒高会……客方轰酒，乃起，避席更衣，则已赴沅湘”。赞曰：“生存华屋，视死如归，萧萧易水，寒风送之。”[20](卷18)黄淳耀“与广成(侯峒曾)父子破家结客，死保残城也，城破，慷慨大呼曰：臣结发读书有年矣，死无以报高帝，遂入清凉庵经死”。赞曰：“白日悲风，人生实难。田光一死，以报燕丹。”[20](卷18)可见，社盟诸子艰难的抗清历程及其凛然大气。
甲申事变，明朝灭亡，社盟诸子被这突如其来、翻天覆地的变化震惊了，他们或逃或亡，或死或伤，或揭竿而起，或屈膝投降，言语之间也不及社事。在明代取得功名的文社士子，为了“保节”，大多选择了效忠明朝，或死节，或抗争，或隐逸，或遁入佛门，以不同的人生方式与清廷抗争，作品表现出强烈的壮志情怀。对此，笔者将在下篇予以详细陈述。
总之，明亡后，文学社群社集唱和、诗酒风流不复存在。正如黄宗羲所描绘的：“丧乱以来，民生日蹵，其细已甚。士大夫有忧色，无宽言，朝会广众之中，所道者不过委巷牙郎竃妇之语，腼然不以为异，而名士之风流，王孙之故态，两者不可复见矣。”[11](《黄复仲墓表》)他们以不同的生活方式表述着自己的人生走向，影响着当时的文坛，并与清初的文学社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得清初文学呈现多样化样态。因此，当前学术界对清初文学的研究就不能集中在受朝政影响的几位文学家，还应该关注被朝廷边缘化的社盟文人及其形成的文坛新格局，清初社盟文人与文学绝不应被文学史书写边缘化。
内容摘要：明末文学家皆有结社经历并受社盟培养，形成以社盟文学为主流文学的文学样态，明亡后，社盟文人选择了不同的人生方向，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当时文坛，使得清初文学呈现出多样化样态。因此，对清初文学的研究就不能集中在受朝政推崇和影响的几位文学大家，还应关注被朝廷边缘化的社盟文人及其形成的文坛新格局，清初社盟文人与文学不应被文学史书写边缘化，这是清初文学研究当慎重思之的。明末文学家皆有结社经历并受社盟培养，形成以社盟文学为主流文学的文学样态[1]，明亡后，很多社盟文人选择了不同的人生方向，以不同方式影响着当时的文坛：有些社盟文人由于历史的“误会”仕清为官，成为清初文学大家，培养了很多文学新秀。
关键词：文学史;社盟文人;清初文学;多样化重建;边缘化 作者简介： 注释： ①以上见樊树志《晚明史》(下卷)，第1135—114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对于这种丑态，冯梦龙不胜气愤地感叹：“噫，词林省闼天子侍从，亲信之臣，作此逆天丧心语，而犹洋洋得意自诩佐命元勋。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尚何面目偷息天地之间耶?”(《甲申纪事》卷1《甲申纪闻》，转引自樊树志《晚明史》下卷，第114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 参考文献： [1]张涛.社群联盟格局：晚明文坛的主流文学样态[J].苏州大学学报，2016(2). [2]张岱.石匮书后集[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王应奎.柳南随笔续笔[M].北京：中华书局，1997. [4]陈子龙.陈子龙诗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5]姚蓉.明末云间三子研究[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6]钱牧斋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7]罗时进.清初虞山派及其诗文化圈[J].苏州大学学报，2002(3). [8]邢昉.石臼后集选[C].陈允衡.诗慰[M].四库禁毁书本. [9]黄宗羲.黄梨洲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0]方文.嵞山集[M].续修四库全书本. [11]黄宗羲全集：第10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12]孙静庵.明遗民录[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13]钱仲联.清诗纪事：明遗民卷[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14]卓尔堪.明遗民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1. [15]冒襄.巢民诗集[M].续修四库全书本. [16]屈大均全集：第3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17]方文.嵞山续集[M].续修四库全书本. [18]陈忠裕公全集[M].清嘉庆八年(1730年)簳山草堂刻本. [19]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