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内容提要：宋代官员任官、选官制度加速了官员的流动，增加了官员出行的机会，也为行记的创作提供了契机。宋代官差行记最直接地反映了宋人长途公务旅行的场景，其旅行特点表现在：官方为官员出行配备交通工具，担任地方官者可以携带家小上任、离任，旅途中聚会宴饮众多，赴任、卸任时间宽松。贬谪之旅是一种特殊的官差旅行，与普通的官差之旅相比，同中有异，从中可以看到贬谪对官员的打击与前代相比程度减轻，是宋代统治者礼遇文人士大夫的具体体现。一、官差旅行与宋代官制官差旅行包括官员出任地方官、任期结束返回京城或故乡、任官期间巡检民情转徙于所辖区域等行旅活动。三、官差旅行之特例：贬谪之旅官差旅行中有一类特殊的旅行是因贬谪游移于京城、故乡、为官之地的行旅。
关键词：宋代行记;官差旅行;旅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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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宋代官员任官、选官制度加速了官员的流动，增加了官员出行的机会，也为行记的创作提供了契机。宋代官差行记最直接地反映了宋人长途公务旅行的场景，其旅行特点表现在：官方为官员出行配备交通工具，担任地方官者可以携带家小上任、离任，旅途中聚会宴饮众多，赴任、卸任时间宽松。贬谪之旅是一种特殊的官差旅行，与普通的官差之旅相比，同中有异，从中可以看到贬谪对官员的打击与前代相比程度减轻，是宋代统治者礼遇文人士大夫的具体体现。
关 键 词：宋代行记/官差旅行/旅行文化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人文地理学视野下的宋代旅行记研究”(14CZW024)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阮怡(1984- )，女，四川成都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在站。四川 成都 610066；韩国延世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从事宋代文学与文化研究。
行记是古代散文中的一大文类，多用于记载长时间、长距离、有明确目的的旅行。它以旅程为线索，记载沿途自然、人文风光，逸闻趣事，风土民情以及旅行者的个人经历体验等内容。随着宋代交通事业的发达，海外关系的拓展，交聘制度的完善，社会经济的富庶，宋人出行机会增多。与此相适应，其创作的行记数量、质量均超越前代，其中有不少行记记录了宋代士大夫官差旅行的情形。有记出任地方官员或奉命外出办理公务的，如陆游的《入蜀记》、郑刚中的《西征道里记》；有记在任期间巡检民情的，如王安石的《鄞县经游记》、李复的《冯翊行记》；有记任满回阙、归家的，如周必大的《归庐陵日记》、范成大的《吴船录》。对于此类行记，学术界已有所关注，多探讨其在地理、交通、经济、社会文化风俗等各方面的价值[1-4]。但以旅行为切入点，探讨宋人出行文化的文章还很少。据笔者所见，仅黄纯艳《宋代官员的公务旅行——以欧阳修<于役志>为中心》[5]、赵维平《从南宋文人出行记看南宋出行文化》二文[6]，前文是个案研究，以《于役志》为研究对象，以点带面地展现了公务旅行的情形，后文主要从南宋行记探讨旅行交通等问题。其实，官差行记最直接地反映了宋人长途公务旅行的场景，展现了行旅途中丰富多彩的旅行活动，从中我们可以真实地感受到宋代士大夫跋山涉水公务旅行的场景。宋与辽金以及周边各国奉使交聘之旅也是官差旅行中的重要一类，但因旅行目的、任务均有特定限制，与普通官差旅行有显著差别，笔者已有专文论述，在此不再赘述[7]。
一、官差旅行与宋代官制
官差旅行包括官员出任地方官、任期结束返回京城或故乡、任官期间巡检民情转徙于所辖区域等行旅活动。宋代官差出行机会众多，这与宋代官员任官、选官制度密切相关。宋初实行地方官三考为一任期的任官制度。太宗太平兴国六年(981)下诏云：“诸道知州、通判、知军、监县，及监榷物务官，任内地满三年，川、广、福建满四年者，并与除代。”[8]494八年(983)又下诏云：“河东、江浙、川峡、广南官自今满三考并与除代”[8]559。一年一考，三考为三年，此后地方官任期以三年为一任。随着科举取士、入仕人数大量增加，官吏冗多问题日益严重，同一官职候阙者数人。为调解员多阙少的矛盾，缩短地方官任期成为主要手段。元祐元年(1086)地方官任期为两年半，元祐三年(1088)又下诏云：“请川广知州、通判，除有专法指定及酬奖外，不论见任新差官，并二年为任。”[8]10017南宋疆土面积缩小，官多阙少，任知州、通判、知县者任期均由三年改为两年，“在部知州军、通判、佥判及京朝官知县、监当，以三年为任者，权改为二年”[9]3712。地方官的频繁换任加速了官员的流动，增加了官员出行的机会。
另一方面，宋代对官员的考核实行磨勘制度，根据为官年限和政绩决定官员的升迁。景德四年(1007)七月四日诏曰：“审官院磨勘京朝官劳绩，并限在任官三年以上者，方得引对，未及者依例差使。如特令考校引对者，不在此限。”[10]2623实行三年一磨勘之制，为官时限一到须自陈履历、任职功过，经铨选部门审查，符合迁改条件者，须进京接受皇帝召见。仁宗天圣二年(1025)九月，又重申外任官差遣满任后须罢职赴阙，予以磨勘引对之制，“诏审官院，自今见任并带职京朝官磨勘，并如景德四年七月敕施行，其非时替移，年限未及者，并候四周年与转官”[8]2389。外任地方官者差遣满任后须进京面陈为官功过，这一规定使得地方官频繁往返于地方与京都之间。
二、官差旅行出行情貌
出行机会的增多也为行记的创作提供了契机。如陆游的《入蜀记》、范成大的《骖鸾录》均记出任地方官沿途经历，范成大的《吴船录》为卸任回京时所作，周必大的《奏事录》则记录地方官满任后赴阙接受引见之行旅。官差旅行受官方派遣委托，与普通人出行相比有自身的特点。
(一)官员出行常由官方配备交通工具
郑刚中以枢密行府参谋身份随签书枢密楼炤前往陕西询访民情，其《西征道里记》曰：“行府舟具。欲发前一日，宰执出饯于接待院。”[11]546行府为南宋调度军务的机构，郑刚中一行从都城临安出发所乘舟船皆为行府所备。从京师出发可使用官船外，沿途所经州县亦可为官员配备船只。天禧二年(1018)诏云：“自今赴任向南官员，如到真、楚、泗州纳下，从京乘载舟船，即与勘会逐处岸下系官空闲杂般船，许差借乘载赴任。”[10]6657此项制度至南宋亦无变化。如范成大任四川制置使，因病提前离任，由四川回故乡盘门，所乘舟是范成大专门命叙州制造的新船，“先是余造舟于叙，既成，泝流泊于嘉。甫毕而被召，自合江乘小舟至此。登新舰，乃治装，及载诸军封椿”[12]196。新船停靠于嘉州，范成大从合江乘小舟至嘉州换乘新船，顺江而下抵达故乡。新船为叙州州府制备，大小虽无明确记载，然《吴船录》“八月丁丑”条记由鲁家洑至鄂渚途中，“偶有鄂兵二百更戍，欲归过荆南，遂以舟载，使偕行”[12]225，除范成大及其随从外尚可搭乘二百士兵，可见是一艘大船。周必大入京奏事，在江西丰城县“遇漕司所假舟徙焉”，在太平州“借郡舟易豫章者”，后又在昆山换乘“府中所借舟，为奏事之行”[13]卷八，三次换舟，皆乘官船。陆游出任夔州通判，由故乡出发至西兴镇，自己购买小舟出临安北关后，“登漕司所假舟于红亭税务之西”[14]2406，亦乘坐官船自临安赴蜀。陆游私人购买的小舟，则用于从故乡至临安的短途江行或行役途中的泛舟游览，如“闰五月十八日”条载，“同仲高出闇门，买小舟泛西湖，至长桥寺”[14]2407。
官方虽可以为因公出行的官员提供官船，但官船的数量有限，并非每位出行需乘船的官员都可以使用官船，也并非出行的整个行程都提供官船。陆游入蜀在临安搭乘官船，行至镇江则“迁入嘉州王知义船”[14]2412。“七月二十八日”条载：“舟行甚速。然江面浩渺，白浪如山，所乘二千斛舟，摇兀掀舞，才如一叶”[14]2430，可知是一艘载重量二千斛的私船。此船除搭载陆游及其家属随从外，还有其他船客。如“(八月)二十九日，有广汉僧世全、左绵僧了证来附从人舟”[14]2444，可知是一客船。又于“(九月)十七日，日入后迁行李过嘉州赵青船”[14]2448。然而，此船在十月十三日上新滩时被滩上锐石所磨损，“锐石穿船底，牢不可动，盖舟人载陶器多所致”[14]2455。此舟载有大量陶器，应为一商船。可知陆游在整个行程中使用的船只既有官船，也有客船、商船。
(二)宋代官员出行，尤其是担任地方官者常携带家小上任、离任
范成大赴广西本与乳母徐同行，然乳母“自登舟，病喘甚，气息绵惙，若以登陆行，则速其绝，委之，恩义不可”[15]44，最后因乳母病势严重不得不将其留在余杭委托他人照顾，自己则从余杭陆行至富阳县。范成大自桂入蜀，家人亦随行。自蜀中归时，家人自合江亭乘舟往眉州彭山县，范成大本人则骑马至新津县，后“以小舟下彭山，己未已到，与孥累船会”[12]193。周必大乾道六年(1170)南剑守阙到，入京奏事，亦携带妻小，“挈家泛舟入浙”，并且让“邓庚子长秀才偕行”[13]卷八，以教儿子读书。
(三)聚会宴饮众多
官员赴任、离任时，出发地的亲友常来饯别。范成大赴广西，自故乡盘门出发途经垂虹，“船不忍发，送者亦忘归，遂泊桥下”[15]41。陆游入蜀，闰五月十八日出行，“夜至法云寺。兄弟饯别，五鼓始决去。十九日黎明，至柯桥馆，见送客”[14]2406。除了亲友的饯别以外，亦有官方举办的宴饮。如周必大乾道六年(1170)入京奏事，从永和出发，有“守倅来饯饮”[13]卷八。地方官赴任、离任时，地方州县还派专人来迎接护送。《庆元条法事类·职制门七·吏卒接送》记载：“诸接送人，签判及川、广、福建路知县差军人，余路军人、公人各半。”又曰：“诸缘边经略安抚总管钤辖司，遇帅臣之官替移，差本司吏人接送。”[16]187接送人既有军人亦有地方官吏。范成大入桂时至深溪，桂林府派官吏出迎，其《骖鸾录》曰：“二十三日，行山间，宿深溪。桂之门接牙队，例至于此。”[15]59陆游入蜀，行至夔州亦有军人前来迎接，如《入蜀记》曰：“夔州迓兵来参。”[14]2441范成大任四川制置使，离任时有蜀兵护送，行至鄂州尚“遣送兵之半归成都”[12]227。出行官员与当地关系密切者或地位显赫者，常有众多送客相送。范成大离蜀，送客于新津县送别，“邑中借居，僦舍皆满，县人以为盛”，在此留一日后令送客归，“留者尚十五六”[12]193。出行者与送客之间情谊深厚者常远送至异地才归，如范成大离蜀，“蜀中送客至嘉州归尽，独杨商卿父子、谭季壬德称三人送至此，踰千里矣”[12]214。周必大入京至吉水亦如此，“弟侄甥与送客皆还，惟永和十七客少留”[13]卷八。
赴任、离任途中，聚会宴饮之类的活动亦频频出现。途中会客大约有四类人。一是亲戚。陆游入蜀，于临安“(六年闰五月)二十一日，省三兄”[14]2406，周必大入京，至平江看望从母，其《奏事录》曰：“辛卯未后至平江……壬辰，至从母宅……丙申，早就百花洲具饭，待昆山诸亲。”[13]卷八二是所经州县的地方官员。官员出行至某地，当地官员往往会前来迎接。周必大至太平州，“太守周元特、倅叶朝请棼、添倅钱宗丞佃、教授吴文林博古、添差教授杨文林恂、判官赵文林子、推官赵从事不役、知录赵修职彦灿、司理虞廸功佾、司户林迪功显、司法王从政豫、当涂宰王通直、权主簿林迪功浩、尉赵修职彦麒、路分都监宋大夫实、添差分路孙大夫谅及其子閤门祇候显祖、同年丁忧赵司法彦萃并相候。”[13]卷八迎接后即设宴款待，且宴会的次数往往不止一次。周必大至太平州后，第二日“己巳赴州会”，并于第三日“(庚午)再赴州饭”，第四日再赴太守周元特之宴[13]卷八。《入蜀记》、《吴船录》、《骖鸾录》中亦多次记载地方官员的宴请活动。宴会的组织者为当地太守、郡守、将帅、知府、县尉等官员，与会者既有出行官员的旧友，亦有素不相识的当地官员。如陆游入蜀停留常州时，司户右从政郎许伯虎前来探访，为“儿时笔砚之旧”，“教授左文林郎陈伯达、员外教授左从政郎沈瀛，……皆未识”[14]2410，此前陆游并不认识二人。在宋代，当地政府接待路经官员是各州郡的职责，并且专设公使钱用于迎来送往的开销。《燕翼诒谋录》云：“祖宗旧制，州郡公使库钱酒，专馈士大夫入京往来与之官罢任旅费。”[17]29公使钱中有很大一部分用于宴饮聚会上，正如范仲淹《奏乞将先减省诸州公用钱却令依旧》所言：“窃以国家逐处置公使钱者，盖为士大夫出入及使命往返，有行役之劳，故令郡国馈以酒食，或加宴劳”，宴请宾客一举被认为是“善贤之礼，不可废也”[18]《政府奏议》，卷上，因此在宋代大行其道。三为途中所遇同僚旧友。周必大泊新河，史志道侍郎为发运使亦过此，“伺其出城，以小舟谒之”[13]卷八，后来又在昆山得知范成大使金留居姑苏馆，即前往拜谒。陆游在镇江遇范成大使金过此，亦“遣人相招食于玉鉴堂”[14]2413。前任地方官如在途中遇后任地方官，按礼节亦应与后任相见。如范成大离蜀途中至归州，“闻交代胡长文给事已至夷陵，欲陆行，舟车且参辰，义不可相避，泊秭归以须之”[12]220。胡长文即胡元质，任四川制置使，为范成大之后任。当范成大得知胡元质已到夷陵的消息后，便泊船相待，并“往渡头迓之”[12]221。四是僧道。陆游停留镇江，来访者有焦山长老定圜，甘露长老化昭、金山长老宝印，至真州又有“北山长老蕴常来”[14]2415。周必大在昆山，观音庵寂照大师亦于庵中置饭招待，体现了宋代士大夫与僧道交往的密切。
宴饮聚会除置饭饮酒外，士大夫之间常即席赋诗、赠诗。如范成大离任时，与送客于慈姥岩下小饮，“诸宾客各即席作诗”[12]195。此外，还往往伴随以诗书交友的行动。陆游经过常州，会见当地官员，有“员外教授左从政郎沈瀛”，字子寿，本与陆游不相识，而“子寿仍出近文一卷”[14]2410。周必大经白沙，有“萧伯和投诗及所业”；经昆山，“国学吴仁杰字斗南，携所解《古周易》及启事相候”[13]卷八。陆游为南宋时期著名诗人，周必大为朝廷要员，地方士人以诗文拜谒有社会声望的人，试图通过诗文得到他们的延誉和提拔。
(四)赴任、卸任时间宽松
首先，自下诏到出发，有充分的时间为出行做准备。《燕翼诒谋录》载，太宗淳化二年(991)正月下诏曰：“京朝官厘务于外者，受诏后给假一月浣濯，所在州府以赴上日闻，违者有罪。”[17]26差遣外任诏令下达后，不需马上出发，对于差遣外任的官员给予一定的假期自备行装。淳熙元年(1174)十月诏范成大入蜀任四川制置使，范成大停留两月，于次年正月才出发赴蜀。陆游于乾道五年(1169)十二月六日被任命为夔州通判，因病推迟至次年闰五月十八日方出行，离下诏日已逾半年。
其次，官员在旅途中亦有充分的时间。范成大赴静江府水陆兼行，于乾道八年(1172)十二月七日从吴郡盘门出发，至次年二月二十八日至桂林城外，历时82天；陆游入蜀，自乾道六年(1170)闰五月十八日出发，十月二十七日至夔州，耗时160日；周必大自江南西路永和镇泛舟入浙，四月六日出发，六月二十九日至临安，耗时84日。古人出行交通工具落后，人类改造自然的条件有限。走陆路，路面条件恶劣，设施不完善；走水路，则完全依赖风势，因而行旅时间长，自在情理之中。另一方面，官员在途中逗留时间长亦是主要原因。宋代官员赴任其实也有时间程期的限制。宋真宗咸平元年(998)下诏云：“京朝官差知州、通判、知军、监县场及监临物务者，差定后不得更赴朝参，限五日朝辞，除程更与限一月，如违三日已上，别具闻奏。”[10]1991差遣确定后不得在京城逗留，赴职期限为路途上时间和一月的休假，到任超期三日则会受到相应的处罚。诏令对官员的行程安排能起到约束的作用。如范成大赴静江任经德清县，闻距德清县25里处有梅花村，然因“客行有程，不得住”[15]43。前往龙游县途中，各村落残雪压梅，景色清美，范成大却只能感叹：“客行匆匆，自无缘领略，可叹也。”[15]46但在整个赴任途中，范成大仍与湖州太守同游石林，与家人谒三先生祠、登滕王阁、游东湖，兴致勃勃地冒雨独游芗林、盘园、玉虚观，登仰山……登临沿途各地的名山胜水成为出行活动的主要组成部分。陆游入蜀亦登览普照寺、甘露寺、光孝寺、广慈寺、保宁寺、戒坛寺等名刹道观以及镇江之金山、真州之东园、太平州之青山等名山名园。官员在差旅途中往往可在一地停留数日之久，陆游在临安停留10日用于省亲、赴同僚置办的宴饮、泛舟西湖；在镇江停留12日以会见当地的官员名流、赴各类宴请、游览僧寺；于太平州停留7日；于江洲停留10日。周必大南剑阙满离任、进京奏事，亦在丰城县停留5日，隆兴府停留7日，其主要活动也是赴宴、游览等。可见，宋代官员在旅途中有充足的时间可自由支配，虽有时间限制，但从现有的文献来看似乎限制的时间很宽松。
内容摘要：内容提要：宋代官员任官、选官制度加速了官员的流动，增加了官员出行的机会，也为行记的创作提供了契机。宋代官差行记最直接地反映了宋人长途公务旅行的场景，其旅行特点表现在：官方为官员出行配备交通工具，担任地方官者可以携带家小上任、离任，旅途中聚会宴饮众多，赴任、卸任时间宽松。贬谪之旅是一种特殊的官差旅行，与普通的官差之旅相比，同中有异，从中可以看到贬谪对官员的打击与前代相比程度减轻，是宋代统治者礼遇文人士大夫的具体体现。一、官差旅行与宋代官制官差旅行包括官员出任地方官、任期结束返回京城或故乡、任官期间巡检民情转徙于所辖区域等行旅活动。三、官差旅行之特例：贬谪之旅官差旅行中有一类特殊的旅行是因贬谪游移于京城、故乡、为官之地的行旅。
关键词：宋代行记;官差旅行;旅行文化 作者简介： 三、官差旅行之特例：贬谪之旅 官差旅行中有一类特殊的旅行是因贬谪游移于京城、故乡、为官之地的行旅。朋党之争贯穿宋代始末，各政治集团间因政见不同、利益不同，往往形成相互对立的派别。当权者对不附己的官员实行打击、摈斥，将官员从中央贬谪至地方任职，从权力中心发配至边远州县，成为宋代官员宦海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欧阳修的《于役志》，周必大的《归庐陵日记》、《南归录》都记载了贬官途中的经历，跟普通的官差旅行相比异中有同。 (一)朝廷下贬谪令后需立即辞阙，远赴贬所，不允许有多日的停留 欧阳修贬夷陵，“临行，台吏催苛百端，……使人惶迫不知所为”[19]997。戊戌得知贬谪令，时隔三日，辛丑日就被催促启程。周必大乾道八年(1172)自京贬吉州宫监，当日下诏即出北关，南归吉水县，“黎明，受省札，即登车”，并从好友曹大亨处得知“午间有旨……趣予与莫济日下出门”[20]卷九。莫济是与周必大一同被贬的官员。可见，贬谪令下，时间之紧迫，连治备行装的时间都没有，就匆匆出行，后来又在吴江县驿中治备行李，并派随从入城采购，一日方准备充足。隆兴元年(1163)，周必大因不满朝廷对曾觌、龙大渊等人的任命，乞求外在宫观，受敕主管台州崇道观。虽领受宫观，但从本质上来说是周必大因政见不同而遭受排挤的贬谪之行，他亦于受命第二日出暗门，第三日即出城。 (二)远赴贬所时间无严格限制 贬谪令下，被贬官员即被催促启程，匆忙前行。一旦离开京城，远赴贬所，途中时间却无严格限制。 表现之一，被贬官员往往在一地停留数日。张舜民被贬郴州，在池州停留9日，在黄州武昌停留17日，停留期间亦不外乎访友、宴饮、登山玩水之事。张舜民在黄州武昌停留期间曾与黄州官员杨寀、孟震、苏轼、李令等人宴饮，又同李观佐、吴亮、苏轼等人游武昌樊山、登石城观览、游魏夫人阁观。李纲被贬，辗转于江南、江西、湖南各地，每至一地必观览江山之胜。在梁溪，两游惠山；至弋阳，游龟峰寺；至豫章，与长老怀宗同游翠微寺、玉隆万寿宫；次筠阳，游九峰寺；次长沙，游道林岳麓寺。聚会游览时，友人之间烹茶饮酒、弈棋弹琴、作诗赋文，显得悠然自得而少有贬谪的痛苦哀吟。贬谪官员在旅途中宴饮、游览机会众多，这在周必大的《归庐陵日记》、《南归录》中亦屡见不鲜，欧阳修的《于役志》甚至被王慎中称为“公酒肉账簿也”[2]3031。 贬谪官员在途中还有枉道而行的情形。周必大乾道八年贬吉州，从临安出发经崇德县、秀州、吴江，本可直接西北行至无锡，但他出吴江后绕道尹山、抵盘门，赴范成大之邀后，又至木渎镇游灵岩山、泛太湖、游横山后归盘门，再至昆山访诸亲旧，前后滞留27日方从昆山出发前往无锡。隆兴元年(1163)，周必大回吉州，从临安至贵溪县后，本可经临川沿江至吉州，但他改陆行至金溪，绕到南城、南丰、广昌，至宁都省亲，然后经雩都县、赣州北上至万安县、太和县，归永和镇，由贵溪至宁都绕道560里，耗时10日。 其二，在水陆都能到达目的地的情况下，贬谪官员往往选择水路前往。欧阳修贬夷陵即选择水路，“沿汴绝淮，泛大江，凡五千里，用一百一十程，才至荆南”[19]《与尹师鲁第一书》，997。自五月二十四日出东水门，十月二十六日到夷陵县，用时五个多月。如果选择陆路至夷陵，可从汴京出发，往西南陆行215里至颍昌府(今河南许昌)，再行450里至唐州(今河南唐河)，再行180里至邓州(今河南邓县)，再行178里至襄州(今湖北襄樊)；或自唐州顺汉水支流行250里到襄州，南下经宜城、荆门军(今湖北荆门)共584里至夷陵(今湖北宜昌)，夷陵距汴京的距离仅为1600里。张舜民贬郴州亦选择水路，循汴河而行，经泗州、润州进入长江河道，经芜湖、铜陵、池州、黄州、岳州、潭州至郴州。其实，从汴京至郴州也可从京师出发，西南陆行经颍昌府、唐州、襄州、江陵、岳州、潭州，南下至郴州，郴州与汴京的直行距离仅3500里①。两相比较，水路较陆路要迂回得多，又加之古代河运过多依赖自然条件，如风势的顺逆、河水的枯涨都会对运行速度造成极大的影响，一旦遇到不利于航行的情形，江行速度则会更慢。欧阳修之所以选择水路是因为“以大暑，又无马，乃作此行”[19]《与尹师鲁第一书》，997。为避免盛暑天气长途跋涉的劳累，故而选择了耗时颇多的水路前行。可见，政府并未对贬谪官员赴贬所的时间有严格规定，因而贬谪官员可自由选择出行方式。 (三)贬谪官员通常不住馆驿 宋代政府发放驿券作为官差出行人员入驻馆驿的凭证，官员可在馆驿内食宿，凭驿券获取钱粮。但从欧阳修的《于役志》、张舜民的《郴行录》、周必大的《南归录》《归庐陵日记》等行记来看，朝廷并没有为这些因贬谪出行的官员提供馆驿食宿。如《归庐陵日记》记周必大由临安归庐陵之行程，周必大此行经垂虹、湖州、德清、余杭、富阳、桐庐、严州、衢州、信州、弋阳、贵溪等州县，住宿的地方或为朋友家，如沈监税宅；或为私人旅店，如彭坞口柴店、叶家店；或为寺观，如太平寺、灵岩寺、太霞宫。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范成大赴静江府任，由盘门出发，亦经垂虹、湖州等地至贵溪县，所走路线与周必大完全一致，但范成大以朝廷要员身份出任地方官，住宿地虽有一般客馆或寺庙，但多数情况下则住馆驿，如在婺州住金华驿、在龙游宿龙丘驿、于信州玉山县宿玉山驿、于临江军宿万安驿、于萍乡县宿萍实驿等。此外，欧阳修贬夷陵、张舜民贬郴州，也未见有入驻馆驿的情况。 (四)被贬官员如选择江行亦可差借官舟 欧阳修贬夷陵之行，在真州乘坐的尚为客船，至岳州，“夷陵县吏来接”，遂迁入官舟[19]1903。周必大贬吉州宫监，乘坐一小舟出京城北关后，途经吴江县，“从王季海提刑别借舟”[20]卷九，成功借得官舟。宋代严禁随意差遣官船。《庆元条法事类·职制门八·差借舟船》规定：“诸州座船监司辄差借与人及受之者，杖一百。”[16]203如工部郎中、天章阁侍制许元任任淮南、江浙、荆湖制置发运使时，“衣冠之求官舟者，日数十辈。元视势家要族，立推巨舰与之，即小官惸独，伺候岁月有不能得，人以是愤怨，而元自谓当然，无所畏惮”[8]4290，因随意以官舟借人，后被徙至扬州。由宋代法律规定来看，岳州、吴江县官员不可能因私交而差遣官舟给欧阳修、周必大。由此可知，宋代并未将贬谪官员与官差出行人员区别对待，而是按照官员级别配给官舟。 贬谪之行往往是官员被迫从权力中心迁移到荒山恶水的边远地带，旅途的奔波，身心所遭受的意外摧残，使得旅途充满悲伤、愤懑之情。而在宋代行记中，贬谪之行完全褪去了使人黯然神伤的色彩，跃身一变而为访亲交友、登览胜景的旅行，与官差旅行有众多相似之处，展现了超逸、乐观、洒脱的士大夫形象。这与宋代官员任用惩罚制度息息相关。宋代以礼遇士大夫而闻名，宋统治者誓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以不杀大臣、不杀功臣、不杀谏官为祖宗家法。除对极少数罪不可赦的官员处以死刑外，对于官员中有重罪者多发配到自然条件恶劣的地区接受管制，削籍为民或勒停现有官职，不发放俸给，并限制其人身活动自由。对一般触犯当权派利益者，往往只是降级处置，改任地方官，被贬者虽远赴异乡但仍有官职，并有俸给，人身自由亦不受限制。欧阳修贬夷陵，张舜民贬郴州酒税，均属此类情况。宋代还设置宫观官，为管理宗教事务的官职，领管京城或外地诸州宮观，无实际职权，但享有俸禄。宋代对统治集团的决议有异议的朝臣往往授予宫观，使其闲居食禄不干正事。虽为贬谪之官，但仍保留有官阶，每任宫观官有任期，闲居时间满后即可叙复官职。周必大隆兴元年(1163)受敕主管台州崇道观、乾道八年(1172)受吉州宫监即为此类。被贬官员任地方官或宫观官，任期一到或遇赦即可重新获得差遣，贬谪对官员的打击与前代相比程度更轻，因而贬谪之旅也少了几分痛苦哀吟的色彩。 另一方面，这也与宋人淡泊自适的心境有关。欧阳修贬夷陵时，作《与尹师鲁第一书》说：“每见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慼慼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其心欢戚无异庸人，虽韩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慼慼之文。”[19]999虽遭贬谪，却节制内心凄楚之情，不作穷愁潦倒之叹，只将贬谪作为一次意外的出行，称：“修行虽久，然江湖皆昔所游，往往有亲旧留连，又不遇恶风水，老母用术者言，果以此行为幸。又闻夷陵有米、面、鱼，如京洛，又有梨、栗、橘、柚、大笋、茶荈，皆可饮食，益相喜贺。昨日因参转运，作庭趋，始觉身是县令矣，其余皆如昔时”[19]998。对于长期生活在中原的士大夫而言，夷陵只是偏居荆湘一隅的穷乡僻壤，但在欧阳修眼里，赴夷陵之行既不遇险恶天气，夷陵又有与京师相同的物产以及丰富多样的地方特产，因而觉得除为官身份从京官变为夷陵县令以外，其余皆照旧。李纲靖康初年力主抗金，与朝廷主和之势不合而被贬，在扬州、江西、湖南等地漂泊近大半年，后又因抗金需要，复命他领开封府事。李纲在《靖康行纪》中总结此段经历云：“追思自去秋迄今，缭绕行万里，览观江山之胜，幽怀壮志，时发于文词之间，身劳而心适，所不能忘者，王室之艰难而已。今复堕世网，时方多故，扰扰万绪起矣，欲如前日之闲放，岂易得哉?”[22]559-560将贬谪经历视为观览江山之胜、幽怀壮志的“闲放”的好时光，而视在朝为官为“复堕世网”，使人忧心忡忡。从中可见宋人随遇而安的平和心态。他们追求安时处顺、超然物外的处世态度，即使身处逆境，也能以理性的心智调节激情的宣泄，时时保持情绪的平静温和，发而为文则少凄楚愁怨之音，而是化悲怨为旷达，推崇简远冲澹的风格，故在行记中亦较少流露悲哀忧愤之情。 宋代行记真实地再现了宋代文人士大夫公务旅行的面貌，此类行旅活动受官方派遣委托，呈现出一系列特征，表现在：官方为官员出行配备交通工具；担任地方官者还可以携带家小上任、离任；出发上任之际，既有自己的亲朋好友前来送别、迎接，亦有官方特意为之举办的宴饮；不少官员利用公务旅行的机会，与亲友、同僚、僧道以及所经州县地方官员宴饮聚会、诗文酬唱；赴任、卸任时间宽松，在旅途中有充分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宋代当权者对不附己的官员的打击措施多是将他们从中央贬谪至地方任职，因而贬谪之旅也成为官差旅行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普通的官差之旅相比，同中有异。相异之处表现在：贬谪令下，被贬官员即被催促启程，匆忙前行，不允许有多日的停留；官方通常没有为贬谪官员安排馆驿居住。相同之处体现在：远赴贬所途中时间无严格限制，且有差借官舟的权利。从中可以看到，贬谪对官员的打击与前代相比程度减轻，而这正是宋代统治者礼遇文人士大夫的具体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