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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会通研究，我们可以把唐宋一些文学现象放在更准确的历史坐标上来观察。比如唐代近体诗律。王力《汉语诗律学》分析基本句型有四种：仄仄平平仄(a型)，平平仄仄平(B型)，平平平仄仄(b型)，仄仄仄平平(A型)。这是对的。王力又把“平平仄平仄”作为b型句的拗救。给人的印象，似乎唐人确立了前四种基本句型，又为了b型句的拗救，提出了“平平仄平仄”这一句型。孤立地看唐人诗律，这样说似乎很有道理。如果对永明到初唐的声律发展作一整体观照，就会发现，这样理解未必正确。因为“平平仄平仄”这一句型恰恰是从永明到初唐近体诗律探讨过程中提出来的。本来就是作为律句，而不是为了拗救提出来的。比如梁代萧纲。在他的近体诗律追求中，就包含不少“平平仄平仄”这样的句型。比如他的《上之回》，五言十句中，除“后车临桂宫”一句，其余均合律，并且有几处合于律对。这当中，“轻丝驻云罕”与“春色绕川风”，“笳声骇胡骑”与“清磬詟山戎”声律相对，显然是把这两句作为律句，而“轻丝驻云罕”与“笳声骇胡骑”二句，恰恰是“平平仄平仄”句型。这样的例子萧纲诗中可以举出很多。比如《和湘东王横吹曲三首》之《洛阳道》的“金鞍照龙马”，《当置酒》的“风光水中乱”，《咏中妇织流黄》的“翻花满阶砌”，《龙丘引》的“龙丘一回首”，《赋得当垆》的“迎来挟琴易”，《升仙篇》的“丹缯碧林宇”和“云车了无辙”，《半路溪》的“翩翩识行步”，《独处怨》的“弹棋镜奁上”，《代乐府三首》之《楚妃叹》的“丝虫绕秋壁”，《雍州曲》之《大堤》的“宜城断中道”，《赋乐府得大垂手》的“罗衣恣风引”等。萧纲之外，梁陈的萧绎、庾肩吾、徐陵、江总他们也都有不少这样的例子。这一句型如此，王力提出的其他拗救句型，比如b型句拗救的平平仄平仄，a型句拗救的仄仄平仄仄、平平平仄平，B型句拗救的仄仄平仄仄、仄平平仄平，也是如此。
唐宋文学很多问题，有它的发展轨迹和特点，会通可以帮助我们更为全面深入地了解。比如唐宋文学批评，比如声律说。齐梁沈约等提出四声八病之说，到隋及初唐，刘善经《四声指归》、上官仪《笔札华梁》等著作，保存了齐梁声病大量遗说，并对声病说有进一步阐发，有新的材料和看法，给声病以新的名目，甚至提出新的声病之说。这些论述，已经可以构成近体诗律的雏形。可以说，声病说的提出在齐梁，而将其内容系统保存和阐发，则在隋和初唐，当然，近体诗律的完成，也在初唐。与反对齐梁浮靡文风的思想潮流相应，唐代还有四声八病的批评意见。作为对过去时代诗体的回味，唐人文论出现“齐梁调诗”，唐人集中有不少“齐梁体”诗作。但到宋代，李淑《诗苑类格》等也载录了八病，但已只是条目式、摘要式，只是零星摘要，没有再作阐发。宋人题为效齐梁体之作，只有两首，一首(晁说之诗)是标准的七言绝句。另一首(韩淲诗)多三平调、四平声、四仄声，此诗何以说是效齐梁体，令人不解。宋人仍有对永明体、齐梁体的评述，但多是客观评述，且所评多为浮艳之辞，并非声律之体。这说明，齐梁声律说在唐代特别在初唐，不论赞成还是反对，都是文学批评的主题之一。但在宋人那里却不一样，议论不激烈，不痛不痒。这已不是他们的主题。唐人和宋人的文学批评，有一些共同的主题，都讲复古，都讲诗骚传统，以汉魏古诗为师。但又各有不同的主题。比如，同是重视作诗法，唐人谈得很具体，十七势、十四例等，宋人则侧重谈活法。总结唐人创作经验，已成为宋人文学批评的一个主题。主题变化，在声律问题上也有体现。唐人所探讨的，主要是近体诗律，宋人其实也在探讨声律，不过关注点已在其他问题。将声律说演变的轨迹作一清理，贯通一体进行考察，可以帮助我们从一个侧面窥见唐宋文学批评主题的变化。
会通，还可以帮助我们寻找唐宋文学发展某些规律性的问题及其特点。比如诗学规范问题。诗学规范的概念早有学者提出。但是，将唐宋文学综合考察，可以发现其中很多问题。陆机《文赋》论四个技巧问题，五种文病，就已将诗学格式法律由内在的要求化为可具体操作的外在的规范。经齐梁声律说、《文心雕龙》，到唐代作诗格式规范更为普遍。王昌龄有“十七势”，崔融有“十体”，《文笔式》和《笔札华梁》有“六志”，规范更为具体更为细琐。从上官仪到皎然，这种规范格式由声病扩展到其他诗病，扩展到对属论、体势论各个方面。一些规范的内容形成之后，探索仍未结束。平头由双换头变成单换头。上尾，提出笔之上尾、隔句上尾、踏发声、连韵者非病。盛唐的《八种韵》探讨不同的押韵形式。一些规范的具体内容由朦胧到明晰。傍纽、正纽本有多家之说，尔后确实以隔字双声相犯为傍纽，一纽四声相犯为正纽之说。对属论的规范用字由朦胧到明晰。魏晋到宋齐，有花与鸟、条、絮、玉、草对，梁代萧纲以后，花与叶相对之句始渐多，到上官仪，同类对提出的规范用字便是“花”对“叶”。上官仪同类对提出的又一规范用字星和月，也有由朦胧到明晰的探索过程。这些问题，拘于一隅，是无法认识的。理论与创作的关系问题也是如此。不论声律还是格律，很多探求都是从创作实践开始的。自《周易》卦爻辞到《尚书》，《诗经》到楚辞，《老子》《论语》到《孟子》《荀子》，无不充满对属。但后人才加以总结。先有创作的经验，然后才有理论的规范。近体诗律的规范，主要存在于创作之中。不论基本句型，还是基本格式，很长时间内主要存在于创作实践之中。但诗学理论又不是被动地反映和适应创作实践。用字之一侧为对的侧对，两个名词实词和两个动词虚词相对的双虚实对，前代都很难找到例子。同声别字为对的声对，借字面之义相对的字对，还有字义本身不对，仅以双声或叠韵相对的双声侧对和叠韵侧对，前代虽偶尔可以找到一二例子，但并不普遍。把并不普遍的现象提升为普遍的规则规范，把写作中有意无意包含着的对属因素发掘出来，明确界定其对属形式，提升为普遍规则，也应该是一种有意的探求。宋代也有类似的情况。这些问题，不是综合会通地考察，是难以看清的。
唐宋宏观的研究需要会通，个案，甚至具体史料解读，也需要综合研究。史料，是研究的第一要义。唐宋研究，每每苦于史料的有限。出土文献等新史料的发现特别引人注目，其实同时也应注意从传统史籍、史料中发掘新史料、新问题。不论对传统史料还是新史料，史料细读都很重要，而细读也需要会通功夫。我们读《管锥编》，惊叹于钱锺书先生的精深博通，其实里面大量是史料细读，不过是融古今中外于一炉。我个人也有体会。比如，《文镜秘府论》西卷“第三蜂腰”：“凡一句五言之中，而论蜂腰，则初腰事须急避之。”又引元兢《诗髓脑》说：“平声非病也。”这几句向被人忽略，何为“初腰”，何以初腰事须急避之，何以平声非病，向来未见其解。但是，如果细读西卷《文笔十病得失》：“蜂腰。第一句中第二字、第五字不得同声。”日本《省试诗论》引《文笔式》云，蜂腰者，“上句第二字与第五字同声为病”，佚名《诗格》“初句第二字不得与第五字同声”，以为“初腰”，即初句(上句、第一句)之蜂腰。再注意到，近体诗律几种基本句型中，平平仄仄平(B型)第二字和第五字必须是平声，必然犯蜂腰，可知前条材料提出“平声非病”。仄仄平平仄(a型)，第二字和第五字虽同为仄声，但可不同上去入，可以回避蜂腰，在五言律诗中，这一句型多在首句即初句，提出“初腰事须急避之”，良有以也。
会通是融汇，也是贯通。首先是唐宋会通。一些文学问题，应该把唐宋作为一个统一进程作整体观照。中唐到北宋的散文的发展，杜甫、韩愈、白居易等的文学思想发展实际延续到宋。不仅唐和宋，唐代本身也是这样。即使研究某一具体的小问题，也要通观唐代整体。不仅唐宋会通，唐代和六朝，唐代和明清，宋代和六朝，宋代和明清，也要会通。蒋寅教授研究唐代之后，转做清代，从清代回头再审视唐代，不是有很多新创见?唐诗是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的顶峰，宋代文学也自有其成就，但对唐宋文学成就的认识，却历宋元明清而不断。唐人宋人文学诗歌艺术，有些唐人宋人自己未必意识到了，经后来历代发掘而更为光大。既然如此，研究唐宋，就不能不会通宋元明清。想到的另一点，是现在学术成果那么多，那么多具体的问题有了新进展。比如，利用出土文献，考证作家生平，解决了很多具体的实际的问题。比如，某一部文集的整理，佚文佚诗的发现，某一具体史实的发现，某一具体作家的研究等等。如果有哪位利用这些成果，着眼会通，是不是可以做更进一步的东西?还有理论的研究，从纷繁的史料和复杂的现象中发现和把握其内在的联系，把握事物更为本质更为深层的东西，提出和总结历史发展的理论问题，对唐宋文学的发展，作高屋建瓴的理论把握，需要深刻的理论洞察力和深厚的理论素养，也需要会通的功夫。跨学科的交流，古今中外的会通，尤为重要。最值得关注的，是人类科学、理论思维发展的当代最新水平，是现代科学发展培养起来的理论思维的严密性，是现代理论表现出来的科学分析的方法。做文献的，其实也需要会通。近年一些学者的文献研究不逊前人，这是有目共睹的。这些学者的成就，除了传统的文献功底，当得益于他们博通的功夫。
会通的目的还在于开拓新的研究领域。非“通古今之变”，或许就没有垂范千古的《史记》。非弥纶群言，刘勰亦不可能于马郑诸儒之外，另立一家，不可能有《文心雕龙》。王国维二重证据法，注重新材料，开一代学术风气，而他贯通群籍，以新材料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又何尝不是开拓史学方法新境?钱锺书先生贯通古今中外，而成就其《管锥编》。新时期以来，研究领域的新拓展，都与会通的视野分不开。罗宗强先生将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融通一体，结合政局变化与士人心态，开创文学思想史研究的新领地。程千帆、傅璇琮先生研究科举与文学以来，将文学与文化统贯一体的研究，何等蔚为壮观!类似的例子还有佛教与文学、道教与文学的研究。唐宋会通，与唐宋转型分不开。其实，内藤湖南之所以能提出唐宋转型论，何尝不是因为有会通的眼光?一个唐宋转型论，开拓了怎样的研究境界!有会通的视野，能提出唐宋转型论，应该也能发现和提出其他新的研究领地和学术理论。
作者简介：卢盛江，南开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