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阿多诺的“漂流瓶”在詹姆逊晚期马克思主义逻辑中被打开，理论政治策略的规划与否定辩证法和晚期马克思主义逻辑之间的对话纠缠在一起。否定辩证法从20世纪70年代“一个巨大的失败”扭转为90年代“辩证法的楷模”与“我们时代的分析家”，阿多诺成为詹姆逊理论话语中一个游荡的幽灵。它既希望直面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现实，同时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当下有效性，所以否定辩证法既可以是“失败”也可以是“楷模”。在对阿多诺接受的当下语境中，晚期马克思主义的否定辩证法阐释体现了詹姆逊发掘马克思主义当代阐释效力的努力。
【关 键 词】阿多诺/詹姆逊/否定辩证法/晚期马克思主义
【作者简介】孙士聪，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阿多诺生前即为法兰克福学派一代宗师，他的去世被认为标志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终结，“代表了批判理论的终点”①，身后又因其批判的激进、文风的奇诡以及理论话语的深刻复杂而陷入阐释争议，“20世纪晚期很少有知识分子像阿多诺那样受到如此大的批判性关注”②。在当下诸阐释模式中，大约没有比詹姆逊的晚期马克思主义模式更富挑战性、更有意味的了。从20世纪70年代“失败”到90年代“楷模”，阿多诺似乎成了詹姆逊话语中一个游荡的幽灵。詹姆逊既不满意马克思主义解读模式的僵化保守与后马克思主义解读的主观修正，也不满意后结构主义解读的似是而非，他左右开弓、两面作战，晚期马克思主义解读模式也因其理论暴力而饱受争议。通过詹姆逊的解读，否定辩证法被复杂化了，而通过被解读的阿多诺，晚期马克思主义逻辑也得以具体化。一个复杂化的阿多诺未必是“回归”③了的阿多诺，却无疑是晚期马克思主义逻辑中镜像化了的阿多诺；正如不同时期的阿多诺被召集在“大英博物馆的一张桌子旁”，詹姆逊也将被规定于晚期马克思主义逻辑中。在晚期马克思主义政治规划与否定辩证法逻辑的对话和纠缠中，詹姆逊发掘马克思主义当代阐释效力的艰苦努力得以呈现。
一、“一个巨大的失败”
众所周知，否定辩证法是阿多诺哲学思想的核心，也是其美学思考的深刻基础，詹姆逊却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中“说它归根结蒂是一个巨大的失败”④，而二十年之后，他又在《晚期马克思主义》中“把阿多诺提议为20世纪90年代的辩证法楷模”⑤。个中原因自是复杂，但如若考虑到20世纪后半期社会政治现实的历史性变迁，以及马克思主义左翼应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思想逻辑，那么这一自相矛盾的前后转变看似出人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
否定辩证法何以被视为“一个巨大的失败”？在詹姆逊看来，“‘否定辩证法’表现为一种挽救哲学自身和哲学化观念的意图，使它们摆脱时间上的盲目崇拜，摆脱停滞和持久的视力幻觉”，“视力幻觉”被指认为一种文化悲观论的根源，它“通过各种封闭和无法重新连接的瞬间在序列中的单纯并列而投射出来”⑥。这些单纯的历时性序列并非被判定为经验现实，而只被判定为理想建构。持久的视力幻觉只能沦为黑格尔式的“历时性的共时性变体形式”，陷入马克思所批评的“没有历史，没有发展”之中。为此詹姆逊引证了马克思“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那一段著名的话，强调摆脱上述视力幻觉的解毒剂应该来自马克思，拯救哲学及其观念化不是诉诸艺术自律及其反艺术的形式，而是回到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由此，“阿多诺论述时间的辩证演化”在詹姆逊辩证思维中被置换为形式—内容辩证法问题。
詹姆逊关于黑格尔的讨论肯定黑格尔辩证法的辩证本质而扬弃历史精神化，服务于建构辩证思维和辩证批评这一当务之急，其特质可概括为四点：首先，辩证思维是对思维本身的思维，是思维自身的实现；其次，辩证思维是历史的，这不仅是指其对象具有历史性，而且用来阐释对象的概念和范畴也具有历史性，历史性是辩证思维将对思维本身的思维内在于自己结构之中的根源所在；再次，辩证思维是开放的，不预设历史的终点，也拒绝对思维主体的遗忘，作为对神秘化的根本否定，它推动我们进入对现实的开放性领悟之中；最后，辩证批评致力于寻求形式概念与其所自的社会历史之间的联系，并将之规定为自身的重要特征。艺术作品与社会历史(形式与内容)之间的辩证运动，就成为辩证批评的核心：“就时间性或历时性序列所审视的东西，也可以表述为形式与内容的矛盾。”⑦在这里，形式不是作为思维的起点而是作为终点，即作为知识内容本身深层逻辑的明晰表达，而是与社会性的、历史性的内容相对应，形式成为社会历史结构的标记。辩证批评重返艺术所由产生并与之相应的语境历史性，辩证思维结构上的自我意识不再是黑格尔关于思维的工具性认识，而是马克思关于思维的意识形态性和历史性的认识，这就将辩证思维接入了马克思之中。
在辩证批评视野中，“《否定辩证法》的本质论点和阿多诺的最终哲学立场，是那种方法论在理论层面上的清晰表述”⑧，将作品内容的判断尺度诉诸形式，后者为作品所由产生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社会情境打开可靠入口。以阿多诺对托马斯·曼中篇小说《黑天鹅》的评论为例。在阿多诺看来，只有在形式与内容困境中，艺术作品本身的真正魅力才能得到充分发挥，而凭借幻想和虚构中的精确性来自我救赎只是煞费苦心。而在詹姆逊看来，阿多诺评论的实质在于将“历史客体的矛盾转化为形式矛盾”⑨，尽管这一转化并非毫无合理性——比如贝多芬作品内容与形式的特殊综合与协调，就忠实记载了革命性转变时期的社会结构——但这对于艺术作品尤其是历史小说而言，却并不具有普适性。辩证批评是将文本形式推展到社会生活现实，然后又将其置回辩证思维诸层面，在这一内容—形式辩证法逻辑框架中，阿多诺关于艺术和社会之间关系的思考显得“暧昧不明”。当然，阿多诺对于詹姆逊的指责也不会认同，因为如果正当生活的可能性已被粉碎，那么，除了“用不打折扣的否定意识牢牢把握更为美好事物的可能性，就再也没有什么美好前景”，这被认为是“阿多诺所有理论著述和审美著述奠定基础的核心动机”⑩。否定意识自然可追溯至黑格尔，但依阿多诺之见，黑格尔以总体优先性淹没了个体应有的位置，因而他在转向黑格尔的总体辩证法的同时，又以马克思实践基础上的关于解放和革命的逻辑为黑格尔的解毒剂，却抛弃了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的核心判断。只要个体自由尚未出现在社会中并与之和解，人类就仍然处于“史前时期”。在马克思那里，这一时期的终结在于不断壮大的生产力及其人格化的无产阶级，而在阿多诺这里，实现终结的现实性和可能性都早已失去，唯有艺术及其形式尚可把握。
显然，正是在马克思这里出现了阿多诺与詹姆逊对话与阐释的平台。在黑格尔将现实性与对象规定性消解进思维的地方，阿多诺乞灵于马克思的解毒剂，而在马克思将理论现实化的地方，阿多诺却抛弃了马克思生产理论而乞灵于批判的武器。詹姆逊对此评论道：“在一个破碎的世界上，若要保持黑格尔体系精神的信念，唯一方式就是断然成为非体系性的。在这种意义上，阿多诺的思想是深刻地黑格尔式的，以真正的黑格尔精神彻底思考它的母题，由此正视它的主要的形式问题。”(11)否定辩证法肯定综合的观念和价值，又否定在综合之前出现的每一具体情况中的可能性和真实性，非内在批判与历史性脱节之间的悖论成为阿多诺阅读黑格尔的核心。否定辩证法被规定为一种非现实化的实践形式(12)，重要的不再是改变世界而是解释世界，不是批判走向现实中的实现，而是艺术作为批判的环节；在詹姆逊看来，恰恰相反，否定辩证法只有作为审美理想(乌托邦)而不是作为批判的环节才是可能的，因而阿多诺对于否定辩证法方法和理论的“过分强调”就“比任何其他因素都更能说明其缺乏政治的责任”(13)。
詹姆逊自言，“并不是由于《否定辩证法》受到怀疑，才说它归根结蒂是一个巨大的失败，或者换个说法，说它是思维的真实总体的一种高度的意识的抽象”(14)，行文至此，我们大约可以替他补充：而是由于阿多诺决绝的否定只是黑格尔式的理论实践形式，而忽视了改变世界的社会实践本身。最多哲学性而最少政治性的阿多诺被拖入了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逻辑，“巨大的失败”就成为这一逻辑的具体展开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