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 键 词】西方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大众文化
【作者简介】赵国新，文学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激进社会思潮的兴起，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大陆如日中天，流派纷出，极一时之盛，但在海峡对岸的英国，却是另一番景象，对于西马的要旨和现况，除了佩里·安德森等极少数人之外，大多数学人还闻所未闻，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还停留在三十年代“人民阵线”时期，把它完全等同于经济决定。即便是雷蒙·威廉斯，第一代新左派的领军人物，也作如是观。直到1970年，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吕西安·戈德曼造访剑桥，连开两场讲座，威廉斯才恍然大悟，马克思主义并非全都主张经济决定论。对此，威廉斯感慨万分：大不列颠与欧洲大陆地理临近，但文化相距遥远。①其弟子特雷·伊格尔顿也深有同感。他以一贯的戏谑的口吻调侃英伦学界敌视欧陆理论的狭隘作风：欧陆的新思想跨过英吉利海峡登陆多佛港，须经海关检验，证明无害方能入岛，否则一律发回原产地。②这种文化隔阂的主因，源于政治和文化传统。按照佩里·安德森的分析，近代以来，由于改良主义在政治领域大行其道，经验主义在哲学文化占据主流，英国学界始终抵制欧洲大陆的时新思想和系统理论，因而缺乏一套总体性的社会研究理论，也缺乏深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③很多英国左派知识分子患上了理论自卑症。伊格尔顿曾激愤地写道：“目前，任何企图建立一门唯物主义美学的英国马克思主义者都要实事求是地认识到自己的缺陷。这不仅因为这个领域牵扯的问题众多，而且还因为，从英国背景入手介入这一领域简直就是自动取消了发言权。英国让人敏锐地感觉到，它缺乏一种传统，是欧洲收容的房客，一位早慧的、但都是寄人篱下的外来人。”④英国学术文化注重经验分析，不擅长系统的提炼归纳，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但如果就此推断，英国向来缺乏马克思主义美学传统，绝对是无根之词。实际上，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虽说总体成就与欧陆西马无法比肩，但它的若干论断和命题，已发后世西马文论的先声，只是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后人只顾凸出它僵化教条的一面，而未能审视其烛照之见。
1930年代初，大萧条席卷而来，英国政府应对无术，陷入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危机，左翼政治异军突起，知识分子左转蔚然成风，文学创作和批评也日益激进，出现了《左翼评论》和《现代季刊》等名重一时的左派刊物，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批评应运而生。由于草创之初，更兼时政需要，此刻的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多为政治宣传和社会鼓动的应时之作，鲜见广博精赅的名篇巨制。就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所遵循的路数，还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批评方法，着眼于文学与社会生产方式、阶级斗争之间的关系，经济决定论色彩浓厚，机械教条的弊端显著。在这一代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当中，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拉尔夫·福克斯和埃里克·韦斯特最负盛名，堪为翘楚。而在这三人当中，考德威尔的成就最为卓著，影响也最为深远，有“英国的卢卡奇”之美称。⑤
考德威尔(1907-1937)出身于报人世家，中学毕业后投身新闻界，当过记者，办过航空出版社，写过大量的侦探小说，出版过好几种科普读物，还发明过一种无级变速器。他素有打通文理、成就一家之言的壮志，寝聩文史哲社，旁涉自然科学。1934年，他在友人的影响下，开始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布哈林等人的重要著作，并于同年加入英国共产党。1935年，他完成了《幻想与现实》一书的初稿。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同年底，他响应英共的号召，远赴西班牙，加入国际纵队，保卫共和国政府。1937年2月，他因掩护战友撤退而牺牲。在考德威尔遗留的大量手稿中，最重要的是两部文学理论和批评著作：《幻象与现实》(1937)和《传奇与现实主义》(1970)，涵盖了他文学思想的全部精义。
《幻象与现实》为英国首部马克思主义文论专著，1937年首发，1946年出新版，后来多次重印。全书12章，分两大部分。前六章旨在探研诗(即文学)的历史起源及其演变，后六章重在阐述诗学的基本原理。考德威尔把诗的起源流变与社会的历史变迁进行了平行比较，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直接的对应关系：诗的性质与社会经济活动相关，诗的发展与社会劳动分工同步进行；诗不仅在内容上反映了社会各个发展阶段的状况，而且在思想风貌和形式技巧上也与社会发展阶段遥相呼应。《传奇与现实主义》是一部短论，大体承袭了《幻象与现实》的思路，主要探讨了莎士比亚以来英国文学的形式内容如何与英国社会的历史变迁相互对应。其中诗歌部分与《幻象与现实》多有重复。
由于时代的氛围、撰写的仓促、斗争的迫切，这两本书的经济决定论色彩浓厚，个别论断牵强附会，不过，考德威尔的失误并不在于他在经济因素与文学创作之间寻找对应关系，因为在一些文类和作品当中，这种对应关系的确存在，有时还相当明显；他最大的问题是，过度强调社会经济因素对文学的决定作用，仿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了文学的方方面面，并由此而得出了一个十分笼统的结论：近代英国文学都是资产阶级文学。例如，15世纪之后，英国社会开始具备资本主义性质，他就把这一时期的诗歌一概定性为“资本主义诗歌”，显然这有悖于文学史的基本事实。因为，在这一时期之内，还出现过大量的反资本主义诗歌，例如，反映底层人民生活疾苦的民谣俚曲，反映封建贵族思想情趣的田园诗歌。考德威尔过于强调了社会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而忽视了影响文学创作的其他因素：历史传统、社会习俗、作者境况、读者接受以及文体演变。对于某些作家或某些作品而言，这些因素的塑造作用可能更加明显。
考德威尔在行文论说之际，正值苏式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盛行之时，乔治·卢卡奇、安东尼奥·葛兰西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著作还没有译成英文；西方马克思主义著述大规模译介到英国，还要等到三十多年后。因此，在他的参考文献中，只出现了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布哈林等人的著作，而不见西马理论家的踪影。这足以说明，他对于当时欧陆新兴的西马理论不甚了了，但是，他的诸多论断却与同时代的以及后来的西马理论家有契合之处，显示出惊人的预见性和洞察力，放在同时代的英国马克思主义者中间，更显得戛戛独造。他的艺术幻想功能与恩斯特·布洛赫的艺术乌托邦功能、赫伯特·马尔库塞的文学解放功能有异曲同工之处；他对长篇小说认识论的探讨，与吕西安·戈德曼对拉辛古典悲剧的论述多有交集；他对大众文化的性质的研判与西奥多·阿多诺等人对文化工业的批判如出一辙。
艺术的乌托邦功能和解放功能
从标题到内容，《幻象与现实》一书始终在暗示：作家总是以幻想的方式去解决现实世界中难以解决的问题，这种超越现实的乌托邦功能，无论在早年的节庆仪式中，还是在后世的神话、诗歌和小说当中，或明或暗，均有体现。考德威尔认为，诗产生于部落生活的节庆仪式，是严酷的生存现实在人的脑海中催生的幻象。诗对来年五谷丰登的憧憬，成为激发人们辛勤劳动的精神动力，“在剧烈的舞蹈动作、刺耳的音乐和韵文催眠性节奏的震撼下，人脱离了不播种就没有收获的现实；他被投入了一个幻想的世界，谷物和果实在幻想中应有尽有。幻想的世界变得更为真切。音乐逐渐消失后，那没有耕耘的收获如同就在眼前，促使他为获得成功继续努力”。⑥在这里，诗充分发挥了乌托邦幻想功能，为人们创造了五谷丰登的理想世界，去补偿现实生活的困苦和乏味，“要是没有异想天开地描绘充盈的粮仓和收获的欢愉的仪式，人就难以正视从事收获多需的艰苦劳动。有一首丰收歌助兴，工作就进展顺利。”⑦而以艺术为手段逃避丑恶的现实，憧憬美好的未来，正是德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最重要的美学观点。
恩斯特·布洛赫早年以《乌托邦精神》一书闻名于世，晚年以三大卷《希望的原则》为压轴之作。终其一生，布洛赫以批判异化劳动、揭露经济剥削为己任。犹太教的救世主观念与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解放思想，明暗交织，贯穿精神历程的始终。但与绝大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同的是，布洛赫对无阶级社会的追求矢志不渝，对人类的未来高度乐观，虽说他本人一生坎坷，颠沛流离。布洛赫没写过系统的文学理论或批评专著，他对文学和艺术的见解都是零星的，散见于各式哲学著述，后人从中辑录出文集《艺术与文学的乌托邦功能》，为总结布洛赫文学思想提供了重要指引。
一言以蔽之，所谓文学的乌托邦功能，指的是文艺作品具有憧憬未来理想社会的功能。在布洛赫看来，伟大的艺术作品不但可以反映它所在的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更重要的是，它还能体现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强烈诉求，烛照出当前社会中没有、但将来可能出现的东西，为读者和观众带来希望，为社会变革提供动力。⑧他在1968年的一次访谈中说，“文化价值所表现的不仅仅是一个时代或者一个阶级的目标：它的话是针对未来的。任何重要的哲学或艺术都有助于(人类)未来的成熟”。⑨也就是说，文学艺术的意义和价值会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演进而逐渐展示出来。他对文学艺术乌托邦功能的阐发和优扬，符合西方马克思主义一贯的思想路径；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别于正统马克思主义之处主要在于，前者突出上层建筑(文化)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后者突出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以上层建筑的发展来改变社会的物质基础，通过文化批判实现资本主义的社会转型，正是战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夙愿。布洛赫的乌托邦思想对马尔库塞多有启发，后者的艺术解放论即脱胎于布洛赫的文学乌托邦功能论。
20世纪50年代初，冷战方殷，在美国，麦卡锡主义肆虐，反共氛围凝重，左翼人士纷纷变节，解放事业渺茫无期，马克思主义研究也陷入低潮，实证主义主宰的社会科学研究，千方百计为资本主义现状辩护；在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故步自封，沦为机械的教条；在欧洲，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主力的西马理论家热衷于批判资本主义自身，无心另起炉灶，勾画另一幅社会图景，取而代之。而马尔库塞却怀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沧海孤舟，逆流而上，试图从艺术中发掘出社会解放功能，做文化上的抗争。为此目的，他在《爱欲与文明》中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进行了马克思主义改造，突出了社会因素对个人心理形成的作用，揭示了性心理压抑与经济压迫之间的隐秘联系，使之由个体心理学变成社会心理学。他在书中着重强调，伟大的艺术作品借助于幻想，创造出生活幸福、无忧无虑的形象，从而颠覆了压抑性的现实生活。⑩
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满》一书中阐述了精神分析学一个核心观点：人类文明的进步是以压抑为代价的。主要依据是，人类在获得文明进步的过程中，强制性劳动和压抑性本能，是不可或缺的。由于物质匮乏，人必须勤奋工作才能生存；人的无意识中潜藏着攻击性和破坏性冲动，需要用法律和秩序加以驯服。马尔库塞则提出，非压抑性的文明是可能存在的。首先，压抑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它会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发生改变。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物质匮乏问题终会得到解决，人类就不再承受压抑之苦；其次，人类无意识中储存的记忆与幻想具有解放的潜能。记忆当中包含着满足的形象，对以往自由和幸福经历的回忆，可以质疑当下日常生活中的异化劳动和压抑行为。在马尔库塞看来，一切真正的艺术的目的在于“否定不自由”，(11)通过创造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景象，表现了幻想中的解放性质的内容。幻想替未来提供了幸福生活的形象。艺术反抗现存的秩序，拒绝服从压抑和支配，投射出现存秩序的替代物，至少超现实主义者就这样做过。(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