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赏析之风颇为流行，但我认为这类文章并不好作。尤其是讲《诗三百篇》中的作品，首先须通训诂，其次还要明诗旨。因为风、雅、颂距今已远，其可赏析处往往即在字、词的训诂之中。加以旧时奉三百篇为经典，古人说诗每多附会；不明诗旨便如皓天白日为云霾笼罩，必须拨云见日，始能领会诗情。这里姑以《关雎》为例而申说之，惟不免贻人以老生常谈之讥耳。
时至今日，大约没有人再相信《毛诗序》所谓“《关雎》，后妃之德也”一类的话了。说《关雎》大约是经过加工的一首民间恋歌，恐怕不会去事实太远。但《齐》、《鲁》、《韩》三家（包括司马迁、刘向）说此诗，都以为它意存讽刺。这又该作何解释？另外，古人很强调“四始”说（即《关雎》为“风”之始，《鹿鸣》为“小雅”之始，《文王》为“大雅”之始，《清庙》为“颂”之始），认为把《关雎》列为十五国风的第一篇，是有意义的，并非编排上偶然形成的结果。这些都需要我们作出说明。
我以为，无论今文学派的《齐》、《鲁》、《韩》三家诗也好，古文学派的《毛诗》也好，他们解诗，都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不理解绝大多数“国风”是民歌，把每一首诗都拉到帝王、后妃或列国诸侯的君、夫人身上；二是把作诗的本意和后来的引申意混同起来。三家诗看到《关雎》中有“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展转反侧”的话，便扯到周康王身上，说诗意是讽刺他“失德晏起”，正如司马迁在《十二诸侯年表序》中所说：“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而后来的《毛诗》为了同三家诗唱对台戏，于是一反今文家法，大讲“后妃之德”云云，目的在于说它不是刺诗而是赞美之辞。如果我们认识到十五国风中确有不少民歌，并排除了断章取义的方式方法，则三家诗也好，《毛诗》也好，他们人为地加给此诗的迷雾都可一扫而空，诗的真面目也就自然显露出来了。
至于把《关雎》列为“国风”之始，我以为这倒是人情之常。古人原有这样的说法，认为《三百篇》所以被保存下来，乃由于它们是能歌唱的乐章而于诗义无涉，故有些讽刺诗或大胆泼辣的爱情诗也没有被统治阶级删除淘汰。我则以为，从《三百篇》的内容看，总还是先把各地的诗歌搜集起来然后为它们配乐，所配之乐，必不能丝毫不关涉诗的内容，而任意用不相干的乐谱去牵合。《关雎》之所以为“风”之始，恐怕同内容仍有关联。由于诗中有“琴瑟友之”、“钟鼓乐之”的词句，很适合结婚时歌唱，于是就把它配上始而缠绵悱恻、终则喜气洋洋的乐调，而沿用为结婚时的奏鸣曲。盖因恋爱而“寤寐思服”、“展转反侧”乃人之常情，故虽哀而不伤（“哀”有动听感人的意思）；夫妇结婚原属正理，君子淑女相配并不违反封建伦常，故虽乐而不淫。这样，自然就把它列为“国风”之首了。直到今日，我们遇到喜庆节日，也还是要唱一些欢快热闹的歌，奏一些鼓舞人心的曲子，取其顺心如意。这并不是什么迷信，而是同喜庆节日的气氛相适应。如果办喜事时奏哀乐唱悼亡诗，撇开吉利与否的迷信观点不谈，至少产生败兴和杀风景的反效果，总是招人憎厌的。《三百篇》的乐章既为统治阶级所制定，当然要图个吉利，把体现喜庆气氛的作品列于篇首。这不仅符合他们本阶级的利益，即从人情之常来讲，也是理当如此。
从古以来，《关雎》就有两种分章的方式。一种是每四句为一章，全诗共五章。另一种是分为三章，第一章四句，第二、第三章各八句。从文义看，我倾向于第二种分法。第一章是总述，态度比较客观；第二、三章则从男主人公方面落笔，先说他在未得淑女时思念之苦，连觉也睡不着；然后再说他求得淑女与之成婚以后，他将千方百计同她鱼水和谐，使她心情欢乐舒畅。如果说第二章近于现实主义的描写，那么第三章便带有浪漫主义情调，抒情主人公乃为爱情获得成功的美好前景而陶醉了。
讲到这首诗的表现形式，历来也有两种意见。即在赋、比、兴几种表现手法中，有人认为“关关雎鸠”两句和“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等描写是比兴，由河洲的禽鸟和水中的荇菜“兴”起君子求淑女的愿望，这就是诗的主题。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此诗干脆自始至终都是“赋”。而说它的手法是“赋”的，又有两种解释。一是古人旧说，认为采荇菜的活动本是贵族妇女（包括后妃以及嫔妾）应做的“本职工作”，所以是“赋”；二是今人新说，认为这是一首写实的情歌，小伙子看上了河上采荇菜的劳动少女，于是表示了爱慕之情，无论“雎鸠”的鸣声也好，采荇菜的场面也好，都是“君子”身临其境耳闻目见的，当然属于“直陈其事”的“赋”了。这些说法都能言之成理，读者不妨互参。
不过如让我讲这首诗，我倒比较倾向于“比兴”说。所谓比兴手法，特别是“兴”，并不是诗人在实际生活之外凭空找来点什么填塞入诗，而是以即目所见、倾耳所闻的当前实际景物做为抒发思想感情的媒介，顺带着产生了联想。我们可以承认“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是诗人眼前实景，但这一对在河洲上互相依偎着一唱一和的水鸟，自然会引起未婚青年男子迫切寻找淑女以为配偶的强烈意愿。诗人在选择诗料时单单看中了“关关雎鸠”，这本身就体现了“比兴”的作用。否则诗人为什么不写别的呢？换言之，也只有写互相鸣和的一对水禽才与这首诗的主题合拍，才算得上典型化。如果硬把它限制在“赋”的框框里，反倒近于自然主义的解释了。
我把“参差荇菜，左右流之”以及“采之”、“芼之”也讲成比兴手法，是以字、词的训诂为依据的。古人大都把“流”、“采”、“芼”讲成同义词，即都有“寻求”、“采摘”和“择取”的意思。“流”之训“求”，从西汉的刘向（他是治《鲁诗》的），东汉的高诱（说详《吕氏春秋注》），到清代的马瑞辰（著有《毛诗传笺通释》），都有考证，而且比较可信。比如《说苑》中《越人歌》的汉译就有一句“搴流中洲”（这一句是经过校订的），这里的“搴流”即为同义复合词，“搴”和“流”都作采摘讲。可是朱熹的《诗集传》则兼用“流”字本义，认为这句是指顺着流水去择取荇菜。此说虽遭清人（如姚际恒）非议，我倒觉得朱熹的讲法是从实际生活出发的。至于“芼”，旧注亦训“择”，朱熹却据董逌《广川诗故》解“芼”为“熟而荐之”。我觉得此解亦近理。在现代汉语中，特别是北京方言，我们经常还听到用沸滚水把菜蔬“芼”（ｍàｏ）一下的说法。即等水烧开后把生的菜放进去，“芼”之使熟，随即捞出。由此可见，荇菜的从“流”到“采”，从“采”到“芼”，是循序渐进的过程。“左右”本指人的左右手，引申为左右两边。人们劳动，大抵双手兼用，尤其是采摘或捧掬菜蔬的时候，总是左右手同时并举。这也属生活常识，无劳辞费。
训诂既明，然后讲诗。荇菜之被采摘，犹淑女之被君子所选中。开始采时，在水中左一把右一把，顺水捞来捞去，方向无定；一似男之求女，一上来还没有找到明确目标，只能慢慢物色，宛如在水中寻求中意的荇菜。及至“采”时，则目标已明，看准后便采到手了。既采之后，就要“芼”它一下，使之成为可食之物，亦即是说只等婚期一到，共同生活便将开始了。我所以把它讲成比兴，正是从字、词的训诂上体会出来的。
下面简单谈谈这首诗的艺术特点。此诗言切而意婉，尤其是第三章，男主人公对所思女子真是设想得体贴入微，关怀备至。第一章“窈窕淑女”二句，直往直来，连个小弯儿也不拐。但从第二章起，细节描写增多了，小伙子由于“寤寐思服”，彻夜翻来覆去，睡不踏实，这确是真情流露。越睡不安稳，越是心潮起伏；而人在恋爱时总是好往乐观处想，于是他想到将来结婚时场面多么热闹，婚后感情多么融洽和谐，生活多么美满幸福。这一切遐想，都是从“悠哉悠哉，展转反侧”的失眠中幻化出来的。虽说是主观的一厢情愿，却并非可望而不可即。后来的剧作家代剧中人立言，说“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反嫌说得太露；而《关雎》的作者却以丰富而圆满的想象来填充眼前无可排遣的相思，这真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了。难得的是这乃属于典型的东方式的、我国传统的正常恋爱观，即他所盼望的是同淑女成为夫妇（用“好逑”字样可证），而不仅仅是做为情侣（这同《郑风》里的作品就不同了！），这固然有封建统治阶级的烙印，却也体现了汉民族的传统特色。
1950年我曾在大学里教过一年《毛诗》专题课，承废名师（冯文炳先生）把他的讲义手稿惠借给我，其中讲《关雎》的一段居然幸存至今，谨转录于下即做为这篇小文的结束：
“兴”是现实主义的技巧，是不错的。这首诗即河洲之物而起兴，显见为民间产物；采荇尤见出古代劳动人民的生活（可能是女性）。我们对于采荇不免陌生，但采莲蓬、采藕、采菱的生活我们能体会。先是顺流而取，再则采到手，再则煮熟了端上来。表示虽然一件小小事情也不容易做（正是劳动的真精神），这就象征了君子求淑女的心情与周折。等到生米煮成熟饭，正是“钟鼓乐之”的时候了，意味该多么深长！同时这种工作是眼前事实，并非虚拟幻想，一面写实一面又象征，此所以为比兴之正格，这才是中国诗的长处。后妃固然主德，但后妃哪里梦见“采荇”的乐趣，也未必看得见“雎鸠”的比翼双飞。不过采诗入乐，“太师”的眼光总算够好的。可惜古人不懂得“向人民学习”罢了。（小如按：此段文字乃转摘自我的一份劫后残存的讲稿中，当时是把先生的意思做为自己的话写下来的，因此可能与原文略有出入，读者鉴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