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三字经》、《千字文》和《幼学诗》，被称作中国古代幼童的三本启蒙读物。
《三字经》每句三个字，故称为《三字经》，而《千字经》每句四个字，《幼学诗》则每句五个字。据资料表明，外国人十分欣赏《三字经》，曾称它为“十二世纪的百科全书。认为它是外国人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和道德风俗习惯的入门书，并把它列为学习汉文的识字课本。
清朝道光年间，中国还处于科举时代，《三字经》等三本书曾是中国学童的必读书。就在这个时候，外国人也对这三本书发生了兴趣。公元1853年(道光15年)，英国传教士卑治文在广州主编《中国丛报》期间，把这三本书译成了英文，并介绍到了欧洲。自那以后，欧洲人才读到了中国的《三字经》。在此之前，还有一位美国人也曾把《三字经》译成了英文，并把它介绍到美国。一般人认为，这就是《三字经》的最早外文译本了。
其实，最早的外文译本并非英文，而是俄文，因为俄国人在此之前就已经把《三字经》译成俄文，并介绍到俄国了。
公元1727年(清代雍正五年)，中国与俄国签订了《恰克图条约》之后，中俄两国关系良好，俄国人来华者很多。俄国沙皇彼得陆续派留学生来北京，在“俄罗斯馆”学习汉文。当时“俄罗斯馆”采用的课本就是《三字经》。这些留学生熟读《三字经》，并对其内容深有体会。有一名叫罗索兴的留学生，首先把《三字经》译成俄文。他回到俄国后，在彼得堡开办“华文馆”，正式以《三字经》作为教材，从此《三字经》开始在俄国传播。
在罗索兴之后，“俄罗斯馆”又一名留学生列昂节夫，又把《三字经》译成俄文。他回国后出任外交部亚洲司文官，并出版他的俄文版《三字经》。公元1779年(清乾隆44年)，彼得堡帝俄科学院将列昂节夫翻译的俄文《三字经》正式出版发行，引起了俄国人的注意。当时，《三字经》那套封建伦理和道德的说教，正适合俄国的政治气氛，因而，俄国官方报纸《彼得堡通报》也发表书评，把《三字经》称为“诗体箴言”，向俄国人推荐。
《三字经》已有两种俄文译本，可到了1829年(清道光9年)第三种俄文《三字经》又出版问世。这是被誉为“俄国汉学之父”的俾丘林神父所翻译的。
把《三字经》称为“十二世纪的百科全书”的，正是这位“俄国汉学之父”。他是北京“俄罗斯馆”第九班随班学生的首领，曾在北京居住十四年，对《三字经》素有研究，深知《三字经》内容丰富及其对社会的重要影响。他的译本也与前两本不同，除了补加序言和注释之外，还排印了汉字原文，书名题为《汉俄对照三字经》。
《三字经》是中国南宋至清代家喻户晓的启蒙读物，不仅每句三字，而且句句押韵，极易上口。尤其外国人学习汉语时，有通顺易达之处。外国人称它包括“天人性命之微，地理山水之奇，历代帝王之统绪，诸子百家之著作”，因而把它作为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和道德风俗习惯的入门书，是有理由的。
俾丘林神父的《汉俄对照三字经》出版之后，引起了俄国报刊的重视，纷纷评论介绍，有些报刊特别向读者推荐“蚕吐丝，蜂酿蜜，人不学，不如物”等句，有些则推荐“幼而学，壮而行，上致君，下泽民”等句。有些则用大量篇幅，把“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几句加以介绍后，还原原本本把“孟母三迁”的故事向读者介绍。有些报刊还就《三字经》的思想内容发表评论，说它是“东方哲学在欧洲人心目中固然古色古香，但其深厚朴素，却令人惊叹不已”。
《汉俄对照三字经》问世之后，在俄国确曾轰动一时。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俄国的彼得堡大学东方系汉语专业，在课程设置上也把《三字经》列为初级读物。1832年，恰克图俄国商人创办的“华文馆”，以及1839年俄国驻北京的布道团，在来华前也都采用《三字经》作为培训教材。这本只有一千多汉字的小书，作为一本启蒙书籍，在俄国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