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下面跟着小编一起来了解一下三字经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怎样的价值?
《三字经》出现于南宋时期，《神童诗》早一点，出现于北宋时期。就蒙学读物来说，还有更早的，例如《千字文》。我认为，《千字文》虽然最初的动议是梁武帝想给皇子们读书用的，但事实上，它并不符合蒙学读物的要求，它偏重于识字。内容方面对于儿童显得深奥，不容易记，也不容易理解，儿童读《千字文》大概没多少兴趣，只有死记硬背的痛苦。当然，如果把它当成学书法的材料则另说。《神童诗》及《三字经》先后在北宋和南宋出现，有它必然的历史背景。
孔子提出“有教无类”的主张，从理念上说，可以看成是普及教育的先驱，但普及教育成为政府推动的政策和制度，则始于宋朝。从北宋起，乡间私塾、书院，政府县学、府学、太学等教育机构的设置，形成了完整的教育系统，普及教育达到空前的历史高度，绝对领先于世界。这是造成蒙学读物开始出现和大量使用的重要原因。因此，不管是《神童诗》还是《三字经》，最突出的一点就是重视教育，告诉每个孩子读书学习的重要性，这也是中国人至今重视教育的优良习惯和传统依然根深蒂固的原因。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视教育的，中国也是最早实行普及教育的。这也是导致《神童诗》、《三字经》之类的蒙学读物历时几百年被人接受和使用的原因。相比而言，《千字文》更适合欧洲那样只有贵族才能受教育的传统，而《神童诗》和《三字经》则贯彻了孔子“有教无类”的平民化教育传统。
重视教育是一回事，以什么内容来教育是另一回事。对于后一个问题的不同答案，造成了后人对《三字经》的不同看法及反复，一直到今天。中国的普及教育从宋朝开始，也是有原因的。科举制度从隋朝开始建立，形象一点说，科举就是选拔，就是收获。但是，如果没有播种，收获就不会多。唐朝虽然也实行科举制度，但唐朝的问题之一是，科举的来源不够广泛，知识和教育被世家大族把持的现象较为严重。武则天想破除这一现象，但因没有具体播种的措施，结果也不够成功。因此，到了宋朝，为了广泛地选拔优秀的社会管理人才，教育普及就变得非常必要，这也是历史经验教训的结果。所以《神童诗》、《三字经》之类的蒙学读物才会在宋朝以后大行其道。如果没有广泛的普及教育，也就不会有大众化的蒙学读物。
要说《三字经》的内容，先讲《三字经》中的一个故事。“孟母三迁”的故事很早就有了，因为《三字经》中有“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的描述而更加广为人知。但是，孟子那时候真的是“不学”吗?孟母三迁的故事告诉我们，孟子始终在不断地学习，不管是学丧葬、学叫卖，还是学屠宰，其实少年孟轲都是在学，而且非常好学。如果每个母亲都像仉氏那样不让孩子学习那些内容，那些职业该由谁来做呢?因此，《三字经》中孟母三迁的故事涉及到这一蒙学读物的本质：读书的目的。如果我们理解了广泛的科举制度导致普及教育的需要，那么，《三字经》中孟母三迁的故事很明显地指向了唯一的目的，那就是读书做官。《三字经》在孟母三迁故事后面紧接着说：“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究其历史我们看到，窦燕山五个孩子“名俱扬”，都是指考上了科举，所谓“五子登科”，其中没有一个是现代工程师、实业家、发明家之类。事实上，《神童诗》中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也是这个意思，“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鲜明地表达了读书做官的理念。这是中国古代教育的一个大问题。
孟母三迁所表达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观念是读书做官的典型体现。之所以说它是中国古代教育的大问题，是因为它涉及到推行教育的内容。我在我的《超越利益集团》一书中讨论过“李约瑟难题”，即李约瑟提出，中国在16世纪以前，科技一直领先西方，为何在16世纪以后，科技落后了。回答这个问题也可以从《三字经》孟母三迁、五子登科的故事中找到端倪。由于中国人很早就比欧洲人更重视教育，文化水平普遍比欧洲高，因此，那时候，科技比欧洲发达也就很正常。科举制度成熟后，中国的普及教育也世界领先，但是，为了科举这一收获，普及教育的内容偏重于道德教育，这是事实。这也是《三字经》中孟母三迁、五子登科等故事的本质，即重视道德教育，轻视技能和知识教育。《三字经》等蒙学读物为了科举的目的，过于强调读书做官这唯一的出路，在当时来说，它是有益的。随着历史的发展，它便显示出了不利的一面。尤其当欧洲也开始重视普及教育后，两者的差别非常明显：欧洲普及教育几乎只注重技能和知识教育。也就是说，中国的政府力量在推动道德教育，欧洲的政府力量却在大力推动知识教育，两者的结果很快出现了巨大差异。所谓“李约瑟难题”的结论也就在此。
《三字经》之所以能够成为众多蒙学读物中最出类拔萃的，乃至被冠以“经”的名号，也有它特定的原因。一方面，《三字经》比《千字文》之类通俗易懂;另一方面，《三字经》也包含了一些最基本的知识内容，例如日月星辰、四季五谷等，这是其他蒙学读物缺乏的;再说，识字本身也是知识内容之一，让孩子有兴趣就很重要。即便抛开读书做官这一学习的终极目的，《三字经》中“温席”、“让梨”等做人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对于长大以后不做官的大多数人来说，的确也是需要的。《三字经》将做人最基本的道德规范明确地放在“孝”的起点上，既是顺理成章的合理，也是用儒家思想作为主导的体现。事实上，读书做官就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此外，包括中国古代的历史进程，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所了解，这也是文化自信的来源。因此，《三字经》在言简意赅地描述中国历史进程时，基本上采用比较客观的白描，除了少数地方用了春秋笔法的褒贬外，例如“王莽篡”，绝大多数关于历史的描述都只是基本事实。顺便说一下，《三字经》虽然始于南宋，但后世对它有过加工，《三字经》所描述的中国历史一直到明朝结束而没有清朝的内容，可以看出，现在流行的《三字经》应该是清朝定稿的。
换一个角度说，基本的历史事实也是知识，因此，《三字经》能够在古代蒙学读物中独占鳌头的原因之一是，它的确包含了一些基本的知识教育内容，因而使得它的适用范围超出了纯粹读书做官的道德教育，具有了更大的广泛性。然而，历史本来就是读书做官的一门必修课，《三字经》极其鲜明的读书价值观，使得它最终还是把道德教育放在最重要的地位。由于中国在近代史上惨败给西方，人们发现技能教育、知识教育的缺乏是重要的原因之一，而《三字经》所大力提倡的道德教育，某些时候又对知识教育产生了防碍。因此，面对中国失败的局面，重视道德教育、轻视技能教育的中国传统似乎要承担很大的责任，《三字经》被现代抛弃也就成为必然。我小时候之所以在批判氛围中学习了《三字经》，除了它不重视技能教育、只在乎读书做官之外，还因为那个年代试图用另一种道德来彻底取代中国传统道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