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通过对鲁迅“随感录”北新书局《热风》本和《新青年》刊本之间七处异文的校读，以及对《热风》在北新书局出版过程的考订，本文展示了印刷文化如何深刻参与了现代文本的书写，并对现代文本的校勘方法与目标提出了新的看法，主张在排比文字内容之外。考虑到《鲁迅全集》这一校勘状况，我们有必要从上述疑似脱文出发，追踪《热风》在北新书局的出版过程及其产生异文的可能环节，以便在重建鲁迅作品的过程中，对异文的取舍提供综合的判断。据龚明德《读书杂考》(《鲁迅研究月刊》1996年第1期)，鲁迅11月 14日的日记可能存在着因文字简略而导致的语焉不详，“《热风》四十本”应为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所赠。
关键词：“随感录”;北新书局;《热风》;现代文本校勘;书籍史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中国现代文学文本校勘的理念与方法，基本从古典文献学延伸而来，以确立一个最接近作者原本的定本或善本为目标，校勘对象则以文字内容为主。通过对鲁迅“随感录”北新书局《热风》本和《新青年》刊本之间七处异文的校读，以及对《热风》在北新书局出版过程的考订，本文展示了印刷文化如何深刻参与了现代文本的书写，并对现代文本的校勘方法与目标提出了新的看法，主张在排比文字内容之外，将文本呈现为印刷书的物质形态与印刷样式也纳入考察视野。将传统校勘学与印刷的文化史研究相结合，将文本校勘视为文化史研究的一部分，或可为中国现代文本文献学开辟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地。
关 键 词：“随感录”/北新书局/《热风》/现代文本校勘/书籍史
基金项目：本文得到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留金发[2016]3035号)资助
作者简介：张丽华，北京大学中文系
中国现代文学的版本校勘问题，近年不断被学者提上日程。与传统文本的生产和流传方式不同，现代文学作品在结集出版之前，多曾在报刊发表。而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作家，又不仅只是在书房里撰写抽象的作品，他们经常亲身参与到书籍的生产过程中，共同制造出封面、插图、页边距等热内特意义上的“类文本”(Paratext)；此外，现代作家的作品往往还保存有大量出版前文件，如作者手稿、誊正稿和校样等。在整理现代作家文集或全集的过程中，如何选定底本，如何处理单行本与报刊本、印刷本与作者手稿以及底本与各种变本之间的关系，是现代文学的文本校勘要面对的新问题。
与欧美20世纪校勘学(Textural Criticism)针对现代文本所进行的方法论省察与反思相比①，中国现代文学的文本校勘尚无独立的方法论，其理念和方法基本从古籍校勘延伸而来，以确立一个最接近作者原本的定本或善本为目标，而校勘对象以校订文字内容为主。在整理作家生前出版的集子时，目前主流的做法是将初版本选作校勘底本，将报刊原刊本(下文简称“原刊本”)和作者手稿等一并视为“出版前文本”，用于参校；而在异文的取舍上，只要没有明显讹误，初版本通常被认为比原刊本更具权威——二者之间的异文，一般被理解为结集过程中作者的修订。然而，从原刊本到初版本的异文，是否可以不加甄别地视为作者的修订?在上述主流做法的背后，是否存在着一种习焉而不察的将初版本等同于作者原本(乃至作者意图)的“古典”迷思?笔者在校读鲁迅“随感录”的《新青年》刊本与北新书局《热风》本之间的异文时，对目前学界广泛存在的这种“初版本迷信”产生了疑问，并感到有必要突破传统校勘学的理念，对现代文本校勘的方法和目标，进行一些新的思考。
《热风》是鲁迅第一部杂感集，1925年11月由北新书局初版发行②。此书收录了鲁迅1918至1924年在《新青年》《晨报副刊》所发表的短文41篇，其中，在《新青年》“随感录”栏目中发表的27篇短评③，全部收入，是厘清鲁迅杂感文源头和考察他这一时期思想的重要文献。笔者在阅读“随感录”《六十六生命的路》时，发现《鲁迅全集》本与《新青年》刊本之间，在文字上有不少差异，这些差异会极大地影响对这篇作品意义的阐释④。好奇之下，遂以《新青年》刊本为底本，对勘了《热风》所收全部27篇“随感录”，发现《鲁迅全集》本出现异文的篇目不在少数。孙用先生的《〈鲁迅全集〉校读记》(1982)曾仔细列出了1981年版《鲁迅全集》本与原刊本之间的文字异同，然而，由于孙先生并未勘清从原刊本到《鲁迅全集》本的文本流传序列，《校读记》只能校其异同，却无从定其是非。
在校读异文的过程中，笔者发现，鲁迅“随感录”“全集”本与《新青年》刊本之间的大部分异文，实因北新书局初版的《热风》本(下文简称“北新本”)而起；而北新本中几处较大的异文，又与《新青年》刊本的印刷形式密切相关，疑似因抄写或排版串行产生的脱文。这引起笔者的一个大胆猜测，即北新书局在编辑和排印《热风》时，27篇“随感录”的底本并非鲁迅的原始手稿或是经他认可的誊正稿，而是直接来自《新青年》刊本(通过剪报或是他人抄写)；二者之间的大部分异文，也很可能并非出自作者在编集时的修订，而是源于出版印刷环节的讹误。如若这一假设成立，那么，在鲁迅“随感录”的校勘过程中，北新本在文字上的可靠性以及作为底本的权威性，便需大打折扣；而目前学界广泛存在的初版本迷信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也要得到审慎的省察与反思。
为行文方便，兹先将“随感录”北新本的疑似脱文列出，再举以内外证据加以论述，最后再对由此引出的关于现代文本校勘问题的思考，略作阐述，以就正于方家。
一 “随感录”北新本的疑似脱文
将《热风》所收27篇“随感录”的北新本与《新青年》刊本进行对校，其中有七处异文值得注意，它们疑似是因抄书或排印所产生的脱文：
1.随感录《三十三》：“自是而人心之敬畏绝，而道德无根柢以发生矣!”“敬畏绝”下 脱“矣(。)敬畏绝”四字。
2.随感录《四十一》：“这一种人，从前本可以夷到九族，连累邻居；现在却不过是几封匿名信罢了。”“现在”下 脱“受了外来的影响(，)形式上难于办到(。)社会上虽然深恶痛绝(，)却未必对面现出战士(，)迎头杀来(；)不过几支暗箭(，)连声冷笑(，)掷几粒石子(，)送”五十二字；“却不过是”为原刊所无。
3.随感录《四十八》：“又要驼了前辈先生活着的时候”，“活着”下 脱“(；)活着”二字。
4.随感录《五十三》：“但他们既然自称美术家，即使幼稚，也可以希望长成”，“美术家”下 脱“总该有多少美术气(，)”八字。
5.随感录《五十六 “来了”》：“列宁不消说是过激主义哩”，“哩”原刊作“了”，下 脱“(，)然而我们这中国的残杀淫掠(，)究竟是根据着什么主义呢(?)”二十三字。
6.随感录《六十六 生命的路》：“生命不怕死，在死的面前笑着跳着，跨过了灭亡的人们向前进”，“笑着跳着，”下 脱“从死里向前进(。)许多人们灭亡了(，)生命仍然笑着跳着(，)”二十一字。
7.同上：“但在一村一镇的人看起来不算什么；就是一省一国一种……”，“不算什么；”下 脱“一村一镇的人都死了(，)在一府一省的人看起来不算什么(；)”二十三字。⑤
以上七例异文，除例2之外，其余皆可归入陈垣在《校勘学释例》中所说的“因同字而脱字例”，其共同特点是“所脱末一二字多与上文同”。对于古书的这种脱文现象，陈垣解释如下：“因钞书之人，目营手连，未必顾及上下文理，一时错觉，即易将本行或次行同样之字句，误认为已经钞过，接续前钞，遂至脱漏数字数行而不知。”⑥
例2比较特殊，但若将《新青年》的印刷样式考虑进来，则一目了然：其中脱去的52字，在《新青年》的印刷版式中正好是一行的内容。《新青年》“随感录”栏目自6卷5号之后排版方式发生了变化：此前是直行到底，每行52字；此后则分上下两栏排版，每行52字。例2的“随感录”《四十一》刊《新青年》6卷1号；而例5、6、7的“随感录”《“来了”》《生命的路》分别刊于6卷5号和6卷6号，这三处疑似脱文，既符合陈垣所归纳的“因同字而脱字例”，同时也恰好是《新青年》“随感录”栏目改版后一行的印刷内容。
现存的鲁迅手稿中，并没有北新书局排印《热风》的直接底稿，要寻找上述疑似脱文的直接证据，十分困难。不过，鲁迅手稿中有一篇《新青年》“随感录”的未刊稿⑦，用的是“新青年原稿用纸”，稿纸为直行绿格，每行40字，每页16行，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反例，即以上所列“随感录”北新本的七处异文，尤其是2、5、6、7四例疑似整行脱漏，和鲁迅的原始手稿关系不大，而和《新青年》的印刷样式关系更为密切。根据这篇未刊“随感录”的稿纸形态以及2、5、6、7四例异文的文本形式，我们可以初步推断，北新书局在排印《热风》时，鲁迅“随感录”的底本，乃是直接来自《新青年》刊本，而非鲁迅自己的原始手稿或修订稿。
鲁迅在将自己的文章结集出版时，以报刊原刊本为底本，并不鲜见。在《热风》之后不久出版的杂文集《坟》，收入了鲁迅1907至1925年所作的论文23篇，在《题记》中，鲁迅便坦言，这些文章乃是由朋友们从报刊中代为搜集、抄写和校印的⑧。鲁迅手稿研究专家朱正曾指出，在将报刊文章结集出版时，鲁迅在誊正的“清稿”上很少作较大的改动⑨；王世家在校阅鲁迅《集外集拾遗》的誊抄稿时也提到，“鲁迅自抄的文稿，有字词、标点的改动，但绝无整句增删或重新撰写的情况”⑩。此外，众所周知，鲁迅对书籍出版极为用心，从封面设计、字体、页边距的设定，到校对，皆常亲力亲为，而北新书局又是与鲁迅关系密切的新文学出版机构。那么，何以上述“随感录”的北新本与《新青年》刊本之间，会产生如此之多的异文呢?这些异文究竟是鲁迅在出版过程中的修订和校改，还是“钞书之人”的脱漏或是排版工人的误植?
上述七例异文中的1、3，根据句子文理即可断定并非鲁迅的修订，因北新本的文字直接造成了句子的不通。此外，对于2、4，鲁歌已作出校勘。他根据鲁迅作品的上下文，认为北新本的异文造成了上下文失却照应：如例2的“随感录”《四十一》下文依次出现了“冷笑”“暗箭”和“石子”等词汇，它们照应的正是北新本脱去的52字的内容，例4中的“总该有多少美术气”，也是为了照应上文“很望中国有新兴美术出现”；由此，他推断这两处异文“并不是由于鲁迅的删除，而是由排字工人排漏造成的”(11)。虽然鲁歌没有提供关于“排字工人”的外部证据，但根据鲁迅作品上下文的推断，亦合情合理。
遗憾的是，《鲁迅全集》并没有系统吸收包括鲁歌在内的学者们已有的校勘成果。对于上述异文，1956年之前的各版《鲁迅全集》，皆沿用了北新本的文字；1956至1958年版《鲁迅全集》，1、3两例据《新青年》刊本进行了校改，其余5例皆从北新本；1973年、1981年和2005年版《鲁迅全集》则基本“萧规曹随”，正文处理方式皆与1956至1958年版相同，2005年新版对2、5、7的《新青年》刊本异文作了校注，但对于4、6则既未改订，亦无校注。
考虑到《鲁迅全集》这一校勘状况，我们有必要从上述疑似脱文出发，追踪《热风》在北新书局的出版过程及其产生异文的可能环节，以便在重建鲁迅作品的过程中，对异文的取舍提供综合的判断。
二 北新书局与《热风》的编辑出版
北新书局是一家与鲁迅渊源颇深的出版机构，鲁迅在此共出版了24种著译作品，占了其生前出版作品的绝大部分。据书局创始人李小峰的妻子蔡漱六回忆，1925年3月15日，北新书局以“立帐册”为标志正式开张(12)。史家一般据此将北新书局的成立日期定在1925年3月(13)。不过，北新书局从立账册到正式开业，其筹备实经历了一段时间。1925年9月7日，《语丝》周刊第43期刊出了一则《北新书局开幕前大廉价》的中缝广告：
本局同人，有鉴于目今出版界之混乱，印刷之不精良，与夫著作家与书贾间之隔阂，特创办本局，力图改善。筹备数月，略具规模。(中略)为使智识阶级与本局关系更为密切起见，特定九月七日起举行开幕前大廉价三星期，一律照定价八折出售。
随后，自1925年9月21日第45期开始，《语丝》的中缝广告便持续出现北新书局“新出书籍”和“将出书籍”的预告。这意味着，北新书局的正式“开幕”，要到1925年9月；从立账册到正式开业，其间有大约半年的筹备时间。
值得注意的是，《热风》的编辑出版，几乎与北新书局这一筹备过程同时进行。对此，1925年的鲁迅日记有如下记载：
3月25日：上午访李小峰，选定杂感。
10月22日：下午品青、小峰、衣萍来。……夜校杂感。
11月14日：下午曙天、衣萍、品青、小峰来，并赠《热风》四十本。(14)
此外，9月24日，鲁迅为收入《热风》中的《(随感录)三十三》《望勿“纠正”》二文，写了两则补记。11月3日，作《〈热风〉题记》。《热风》的出版广告，则首次出现在1925年11月16日《语丝》第53期：
这是鲁迅先生的杂感集，大都是攻击混沌思想的文章，现已出版，定价四角，特价三角。
在《〈热风〉题记》中，鲁迅写道：“我的应时的浅薄的文字，也应该置之不顾，一任其消灭的；但几个朋友却以为现状和那时并没有大两样，也还可以留存，给我编辑起来了。”(15)这其实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即《热风》的结集出版，是“几个朋友”鼓动的结果，而具体的编辑工作，也是由他们完成的。陈漱渝根据鲁迅日记的上述记载，推测替鲁迅编辑《热风》的“几位朋友”，“至少有王品青、章衣萍、李小峰几位”(16)；实际上，关于这一问题，唐天然在1989年曾致信问过李霁野，李霁野回信说，他“并未参加选编《热风》的工作，那时孙伏园和川岛同鲁迅先生交往较多，或许所指的是他们”(17)。李霁野是未名社的成员，他从1925年2月开始与鲁迅通信，随后与鲁迅有不少接触，他的回忆虽然没有落实，但也值得重视。
以上诸位，北新老板李小峰的参与当确定无疑，因鲁迅在日记中明确记载是在李小峰处“选定杂感”。此外，孙伏园在《热风》出版后的几天，即在《京报副刊》上发表了《读〈热风〉》一文，其中写道：“鲁迅先生的杂感集出版了，内计：(中略)共四十一篇。不知怎样，我计算出了这个数目，觉得惊异了，为什么总数只有这一点。”(18)从发表时间的迅疾以及对篇目数的敏感来看，他参与(或者说参与商议)的可能性也很大——其时，孙伏园与李小峰同为《语丝》社的干将，甚至可能也是北新早期的股东之一(19)。至于王品青、章衣萍和川岛三人，目前还没有进一步的证据，只能暂且备考；不过，他们与李小峰和孙伏园皆为好友，同时也是《语丝》周刊和北新书局的供稿人，这段时间与鲁迅的交往十分密切，也有参与的可能。总之，替鲁迅热心编辑《热风》的“几位朋友”，大概不出“北新”这个圈子之外。
李小峰后来在回忆中指出，北新书局初开办之时，资金极少，“仅靠发行《语丝》及《新潮社丛书》的一些利润和代售书刊的些微回扣以及我在新潮社出版的五六种书的一点版税”(20)；蔡漱六更是指出，北新初创之时还借用过新潮社的款项，“后来以售书所得应付开支和印刷费，后来营业逐步扩大，再归还新潮社的款项”(21)。这一捉襟见肘的经济情况，与上文提到的书局开幕之前在《语丝》中发布“大廉价”的售书广告，正可互相印证。上述广告在《语丝》中连续刊登了三次(第43、44、45期)，原定“廉价三星期”结束之后，又继续在第46期中打出广告，称“为学生阶级着想”，拟将打折售书时期延迟到10月6日(22)。九十月份正是各种大、中院校开学之期，北新此举，为书局筹措开办资金的意图，至为明显。
从这一角度来看，并证以《热风》的出版时间表(3月选定篇目、9月鲁迅撰写“补记”、10月校对、11月出版)，编辑此书的最初动议，很可能出自李小峰(或者再加上孙伏园)，是他(们)为北新书局筹措初期资本的另一举措。《热风》于1925年11月初版之后，在北新书局共印行了十个版次，但所有版次中均无出版日期，也无印数，后世学者只能根据北新书局地址的变化作为辨别先后版次的参考(23)。这在鲁迅的著作中十分罕见。据李小峰回忆，当时北新出版的书“一律采用版税制定期结算”，“所定的版税率一般按定价抽百分之二十，鲁迅先生等的著译则为百分之二十五”(24)。虽然在1929年鲁迅委托律师与北新书局进行版税交涉之前，北新与鲁迅之间的结算一直颇为模糊(25)，未必如李小峰后来回忆所说的那么清楚；但如《热风》一般从初版开始即不标印数，也不注明出版日期，则颇不寻常，因为这意味着根本无法对鲁迅应得的版税进行结算。究竟是北新使用了小伎俩，还是鲁迅有意要将此书版税出让，以表示对书局初创之时的支持，已不可考；但无论如何，《热风》这一暧昧的版次说明，表明它的出版，不仅仅是一桩如鲁迅《题记》中所说的对时事痛下针砭的启蒙事业，同时也是北新书局的一单颇有远见的“新文学的生意”——当然这也埋下了后来鲁迅与北新书局之间产生版税纠纷的伏笔(26)。
翻阅这一时期的鲁迅日记，不难发现，鲁迅对《热风》的出版事宜，在当时投入的精力其实十分有限，不仅选文由“几位朋友”代为编辑，对其装帧设计，也不如同一时期对译著《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的用心。对于《苦闷的象征》，从1924年12月3日请陶元庆来谈封面设计，到1925年2月8日交出最终校正稿，鲁迅为此书的出版整整忙了两个多月，日记中关于校对的记录即出现了七次(27)；此外，从印刷版式的页边距到封面的印刷效果，他皆给予了事无巨细的指示，为此还专门写了一则杂感，谈论书籍印刷中留有“余裕”的重要性(28)。与此相比，鲁迅日记中涉及《热风》出版情况的记载，只有上引寥寥三条，这显得他根本像是一位“甩手掌柜”。
1925年9月29日，鲁迅在致许钦文的信中写道：
现在我已与小峰分家，《乌合丛书》归他印(但仍加严重的监督)，《未名丛刊》则分出自立门户；虽云自立，而仍交李霁野等经理。《乌合》中之《故乡》已交去。(29)
其时，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刚刚由北新书局出了合订本(30)，且就在几天之前，他为收在《热风》中的两篇文章写了两则“补记”。这意味着，在与北新书局合作不久，鲁迅即对其出版状况表示了不满。在同年11月8日致许钦文的信中，鲁迅又说：“《故乡》稿，一月之前，小峰屡催我赶紧编出，付印，我即于两三日后与之，则至今校稿不来。问之，则云正与印刷局立约。我疑他虑我们在别处出版，所以便将稿收去，压积在他手头，云即印者，并非诚意。”(31)根据上引日记，鲁迅去李小峰寓所“选定杂感”的时间为1925年3月，而他的校稿则在10月22日，他的这番“疑虑”，大概也是源于自身已有的经验。北新书局成立不久，鲁迅就将他特别看重的、以译著为主的“未名丛刊”独立出来，与韦素园、李霁野等人成立未名社，并出资自印，这表明他有意将介绍域外文学的志业，与北新“新文学的生意”区隔开来。
《热风》自然不在“未名丛刊”之列，但也没有编入《呐喊》《故乡》等所属的以文艺创作为主的“乌合丛书”。这一独特的属性(或者说“无归属”的特质)，提醒我们回到历史的原初状态，去思考“杂感家鲁迅”的形成以及“杂感”文体的确立与杂感集的出版之间的关系。很显然，在“编定《热风》”之际，鲁迅并未有意识地将“杂感”视为一种有着特定属性的文体，更没有想要将之纳入“文艺之林”。换言之，或许正是在《热风》的编辑出版过程中，或者《热风》出版之后的意外热销，才促使鲁迅开始认真对待这种此前并不被他看好的“杂感”，并随后作为一种文体来着意经营。因此，当李小峰、孙伏园等北新书局的“几位朋友”，提议要将他在《新青年》《晨报副刊》中发表的零散文章结集出版时，鲁迅大约并没有想见，这部集子将要开启此后一发不可收拾的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一直到《且介亭杂文末编》的蔚然大宗的“杂感文”的时代。从这一角度，我们便不难理解，对于书籍出版十分细心的鲁迅，何以在《热风》的出版过程中，乐于当“甩手掌柜”，将此书交由北新的“几个朋友”去编辑；再证以北新书局初创时期的运营情况，则在出版和印刷过程中出现一定的文本讹误，也就并不奇怪了。
内容摘要：通过对鲁迅“随感录”北新书局《热风》本和《新青年》刊本之间七处异文的校读，以及对《热风》在北新书局出版过程的考订，本文展示了印刷文化如何深刻参与了现代文本的书写，并对现代文本的校勘方法与目标提出了新的看法，主张在排比文字内容之外。考虑到《鲁迅全集》这一校勘状况，我们有必要从上述疑似脱文出发，追踪《热风》在北新书局的出版过程及其产生异文的可能环节，以便在重建鲁迅作品的过程中，对异文的取舍提供综合的判断。据龚明德《读书杂考》(《鲁迅研究月刊》1996年第1期)，鲁迅11月 14日的日记可能存在着因文字简略而导致的语焉不详，“《热风》四十本”应为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所赠。
关键词：“随感录”;北新书局;《热风》;现代文本校勘;书籍史 作者简介： 三 北新书局的印刷所与“抄写工” 据蔡漱六回忆，1925年北新初创之时，“书局中一切事务都是自己动手办理，大哥送书到东安市场销售，小峰任编辑兼校对，漱六任校对兼杂务，到冬天才请一位职工”(32)。如此家庭作坊式的工作团队，加上开业之际迅疾的出版速度，其书籍校印的仓促和粗疏，自然在所难免——难怪鲁迅在当时要加以“严重的监督”。 根据这一时期北新书局在《语丝》发布的新书广告，在开业之际，其出版速度十分可观：在1925年9月21日的首次广告中，有“新出书籍”两种：《苏俄文艺论战》《徐文长故事三集》，“将出书籍”五种：《陀螺》《美的人生》《中国小说史略》《微雨》《竹林的故事》；到了10月12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上述五种将出书籍已全部出齐；及至11月23日，在正式开业两个月后，北新的新出书籍已累计达13种。如此迅疾的出版速度，自然与书局主人的励精图治有关。其时，北新书局尚无自己专门的印刷所，为了提高出版效率，除了鲁迅所抱怨的多方邀稿(压稿)之外，李小峰还与多家印刷所同时立约。譬如1925年9月至10月之间出版的四种书籍——《陀螺》《美的人生》《微雨》《竹林的故事》，根据初版本的版权页，其印刷者或代印处分别是：京华印书局、北京大学印刷课、志成印刷所和中国印书馆。如此四面出击，在出版过程中出现排印错误(而又失校)，或是印刷走样，乃至由印刷所弄丢原稿，便毫不奇怪。 《热风》版权页中除了不注日期和印数，也没有印刷所的相关信息；不过，1925年10月出版、由中国印书馆印刷的《竹林的故事》，其出版时间表与《热风》颇为接近(33)，或许可以提供一个参照。《竹林的故事》初版本即出现了诸多排印错误，乃至根本无法作为后来编集时的校勘底本使用(34)。此书现存作者废名的手校本，手校本除了改正北新书局的排印错误之外，还有一段“著者附记”：“《竹林的故事》……北新书局出版，排印殊多错误，现著者将这些错误的地方都改正了，改归开明书局出版”(35)，从这一情形看来，废名当时即已对北新的出版状况颇感不满。对此，鲁迅亦有痛切的认识，他在后来给友人的书信中，对北新书局的校印疏忽与办事之不认真，曾有不少抱怨。如1926年10月给陶元庆的信：“第二板的颜色有些不对了，这使我很不舒服。上海北新的办事人，于此等事太不注意，真是无法可想”(36)；在1928年9月给章廷谦(川岛)的信中又说：“北新校对，是极不可靠的，观《语丝》错字脱字之多可见，我曾加以注意，无效。凡对小峰所说，常无效。”(37) 除了印刷仓促、校对粗疏之外，北新书局在出版过程中，将原稿弄坏乃至弄丢的情况亦时有发生。1926年11月，鲁迅将他为《坟》写的跋语交给李小峰刊在《语丝》上，在信中特别交代：“排后并请将原稿交还漱园兄，并嘱手民，勿将原稿弄脏”(38)；1928年11月，鲁迅在给章廷谦的信中又说：“《夜读抄》经我函催后，遂由小峰送来，仍是《语丝》本，然则原稿之已经不见也明矣。……只得以意改定几字。”(39)可见，北新书局在出版过程中，将原稿损坏乃至遗失的事情时有发生，而这显然和北新同时与多家印刷所联系承印业务有关。一旦(因承印的印刷商)丢失原稿，则由“手民”(印刷工人)所造成的讹误(尤其是整行的脱漏)，便根本无从校改。 对于书籍出版，鲁迅怀抱的是一种人文主义式的理想，务求在印刷品中精准地复现作者的意图。在他看来，板的颜色不对，正如“别人将我们的文章改得不通一样”(40)，印刷的形式亦是影响作品意义的重要因素。然而，作品一经付印，在印刷和出版过程中的偏差与讹误，却总是难以避免。以出版新文学书籍著称、对中国现代文学影响深远的北新书局，其出版校对却是著名的不可靠，这是治现代文学史的学者，不得不加以注意的环节。在上引1928年11月致章廷谦的信中，对于出版商之慢待作品的态度，鲁迅曾有如下譬喻： 看看水果店之对付水果，何等随便，使果树看见，它一定要悲哀，我觉得作品也是如此。(41) 这虽是抱怨之辞，却道出了“作品”经过出版商出版之后的永恒命运：水果一旦离了果树，便无法再长回去，只能在“水果店”中待价而沽。 除了在印刷环节产生排印错误而又失校之外，北新书局的书籍出版过程中，还有一个容易产生文本讹误的环节，这便是抄写工。这一环节似尚未引起出版史家的充分关注。20年代中期，即北新书局初创不久，萧乾曾在书局当过一段时间的练习生。他对当时北新的编书情形，有一番生动的回忆： 有一天，老板(即李小峰——引者注)给了我一个新差使：到红楼北大图书馆去抄书。要求我不漏一字，不错一字，连标点符号也要一笔一画地不改样。(中略)徐志摩译的《曼殊斐尔小说集》就是我一篇篇从《小说月报》、《现代评论》等刊物上抄下来的。(42) 萧乾的回忆给我们提供了当时出版情形的珍贵细节。其时，北新书局所在的“东城翠花胡同”，即紧邻着北京大学，从“抄书”的角度来看，其书籍出版实占了不少地理之便。在现代复印技术尚未普及的时代，如萧乾这样到原刊中去“抄书”，对于将报刊之文结集的书籍，乃是出版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步骤；而这一抄写环节，显然又增加了一层文本讹误的可能。 萧乾提到的这部《曼殊斐尔小说集》由北新书局初版发行，1927年7月又推出了再版本(43)。笔者任选了其中3篇小说与原刊本进行对校，发现有两篇(《一杯茶》《毒药》)的确如萧乾所说，“不漏一字，不错一字”，但在原刊《小说月报》的《一个理想的家庭》中，则出现了不少异文。这些异文以脱文为多，以第一段为例：原刊本的“三道宽的石级”，北新版作“三道的石级”；原刊本“春，又暖和，又殷勤，又匆忙的春，已经来了，在金黄色的阳光里等他，准备当着人前，就跑上来，吹弄他的白须，温存地搂住他的臂腕”一段，中间下划线部分的二十字在北新版中完全脱去，这些脱文在《小说月报》的版式中也恰好是一行的容量。根据上下文文意，并与曼殊斐尔小说英文原文对照，上述异文显然不是译者徐志摩在出版时校改的结果(44)；虽说不能排除其中可能有印刷工人的误植，但从另外两篇小说“不漏一字，不错一字”的情况来看，显然是在抄写环节中造成讹误的可能性更大。 《热风》所收鲁迅1918至1924年发表的41篇短评文章中，对于原刊《晨报副刊》的“杂感”颇有遗漏，但对于《新青年》中署名“唐俟”“俟”和“鲁迅”“迅”的27篇“随感录”，则搜罗得相当完备——甚至连周作人的几篇署名为“鲁迅”的作品也误收了进来(45)。从这一情形来看，这27篇“随感录”从《新青年》原刊本到北新书局的印刷底稿中间，可能也有一番借助于北大图书馆藏书的“抄书”环节。如若有这一番传抄环节，则上文所引“随感录”北新本中的疑似脱文，便很有可能是由“钞书之人”造成的。从上引《曼殊斐尔小说集》的校印情况来看，北新书局在以原刊文的抄本为底稿排印书籍的过程中，并没有回到原刊去校对的程序。在这种情形之下，一旦由“钞书之人”造成了讹误或是大幅脱漏，则校改起来便十分困难了。 《热风》在付印之前，虽经鲁迅自己的校对(10月22日“夜校杂感”)，但从北新本在目录中将27篇“随感录”全部系于1918年这一明显讹误来看(46)，鲁迅的校对显然并没有与《新青年》原刊本进行对勘。其时，鲁迅寓所之内，大概并无完整的《新青年》存刊可供查验。1921年，宫竹心曾致信鲁迅想要借阅《新青年》等杂志，鲁迅回信即称“这种杂志大抵看后随手散失，所以无从奉借，很抱歉……《妇女杂志》和《小说月报》也寻不到以前的，因为我家中人数甚多，所以容易拖散”(47)；1923年7月，鲁迅与周作人“失和”之后，迁出八道湾，其寓所中就更难有四五年前《新青年》杂志的完整资料了。此外，当《热风》校样送到鲁迅手中时，正值他与章士钊打官司、并且肺病复发之际。鲁迅在收入《热风》的最后一篇《望勿“纠正”》的“补记”中最后署曰：“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四日，身热头痛之际，书。”(48)所谓“身热头痛”，正是当时的写实情形(49)。其时鲁迅肺病复发，至次年1月初才转愈。在官司和疾病缠身的情形下，鲁迅大概也并无精力为了《热风》的校对，而专赴红楼北大图书馆查验《新青年》原刊。在这种情形下，如若北新书局送来的《热风》校样中的文本，已经“钞书之人”或是排版工人因为串行而对原刊本造成了较大的脱漏，那么，即使是鲁迅自己的校对，也无从下手，最多只能是“以意改定几字”。 四 现代文本校勘与印刷的文化史 通过对《热风》的编辑出版情形以及北新书局运营情况的考订，《热风》所收27篇“随感录”，从《新青年》刊本到北新本之间的文本流传秩序，以及其间产生文本讹误的可能环节，皆已了然。这无疑为我们在校勘中重建鲁迅的“作品文本”(50)提供了重要参照。 上引北新本的7处疑似脱文，除了已经论及的造成句子不通的1、3和经鲁歌校勘过的2、4之外，对于5、6、7三例，根据上文的考订，并结合鲁迅作品的上下文，我们也不难推定，北新本的异文，并非鲁迅自己的有意删削，而是传抄或印刷过程中造成的脱漏所致，应根据《新青年》刊本进行校改。 由此返观《鲁迅全集》的校勘——对于上述异文，即便是经过认真修订的1956至1958年版以及此后各版《鲁迅全集》，只是对明显造成了句子不通的1、3径改，其余5例皆从北新本，这显然存在着英国目录学家格雷格(W.W.Greg)所说的“底本专制”的问题。格雷格在对20世纪西方校勘学影响深远的《底本原理》一文中，曾对现代文本校勘中的“底本专制”提出批评。他将校勘中的异文区分为对文本内容产生影响的“实质性异文”和不产生影响的“非实质性异文”(如标点符号、字母拼写方式等)两种，在他看来，底本仅仅在“非实质性异文”的选择上具有权威，就“实质性异文”而言，校勘学者如果不肯或者不能根据自己的判断进行取舍，而仅仅依赖于底本的权威，则所推出的“根本就不是作者作品的整理本，而只不过是这些作品的某个本子的整理本”，他将这一现象称作“底本专制”(51)。《鲁迅全集》所收《热风》，虽然并未标明校勘底本，但从异文(尤其是目录和标题中出现的明显讹误)的重合程度来看，最早的《鲁迅全集》本显然是以北新本为底本(52)。由于《鲁迅全集》的权威性和广泛的流通性，鲁迅作品的原貌，反而因为这种对于“底本”的过度依赖，长期处于被遮蔽的状态。 《鲁迅全集》的这一校勘缺陷并非特例，而是广泛存在于中国现代文学文本校勘的实践之中。本文引言中提到的“初版本迷信”便是其中最突出的表现之一。由于现代作家通常因为后来的现实政治环境等因素，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修改，初版本往往被认为比后来的改定本更有价值，因此在校勘中常常被选为底本，而对于初版本的“复原”，也就成为返回历史的重要途径之一。强调初版本的价值，原本是为了凸显现代情境之下将文学文本理解为一种社会产品的理念，认为初版本保留了更多更真实的历史情境和原初信息，然而，在“回到原初”的口号之下，“初版本”却极易被等同于作者原本乃至作者意图，它本身作为一种社会产品的制造过程，以及这一制造过程之中可能产生的讹误，却通常被忽略不计，由此引出校勘中对于初版本的过度依赖或者说“初版本专制”，也就不足为奇了。 通过对鲁迅“随感录”北新本与《新青年》刊本的校读，以及对《热风》“初版本”在北新书局出版过程的详细考察，现代文本校勘中不加省察地以初版本为底本的做法以及通常随之而起的“底本专制”问题，显然需要得到审慎的反思。 根据上文的考订，就鲁迅“随感录”的校勘而言，若遵循格雷格的“选择任何最接近作者所写原样的现存文本，改动越少越好”(53)的底本原理，我们应该以《新青年》刊本作为底本，因其在流传序列上，更接近鲁迅失落了的原本。然而，确定底本并不意味着为异文的取舍提供了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最简单的事实是，《新青年》刊本也并非没有印刷错误。据笔者考订，“随感录”《四十一》的《新青年》刊本中，鲁迅对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一句译文——“真的，人是一个浊浪。应该是海了，能容这浊浪，使他干净”，其中两处“浊浪”，经与尼采德文原文及鲁迅自己1918年的文言旧译对照(54)，当作“浊流”，因此可断定为是《新青年》的印刷错误，对此1925年北新本则作了正确的校改。由此看来，与警惕“初版本迷信”一样，我们同样需要警惕“原刊本迷信”。 考虑到印刷和出版过程中无法避免的讹误，若是从原刊本继续往前追究，那么更为可靠的就只能是作者的手稿。然而，暂且不说并非所有的手稿都有幸留存，即便留存下来的手稿，也存在着是遵从作者最初意图还是最终意图的问题，即我们不能排除从手稿到印刷本的过程中，作者对文本所进行的修订以及其他的加工工作。学界曾一度争论不休的应以初版本还是后来的改订本为底本的问题，所面对的其实也是同样的困境。面对这一困境，除了打破“底本专制”，由校勘学者结合内外证据、根据自己的判断来重建“作品文本”(在此我们需要将“校勘”与“校对”严格区分开来)之外；现代文本的这种多重性和不确定性，也促使我们反思以确定定本或善本为目标的传统校勘学理念，是否完全适用于现代文本。 现代文本区别于古典文本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印刷文化深刻地参与了现代文本的生产与流通。通过对《热风》在北新书局编辑出版过程的考订，我们已经看到，印刷书远非精准复现作者意图或者作者原本的透明媒介。除了编辑加工，印刷所和抄写工皆有可能造成对原文的偏离与误差，而由于书籍出版通常经过作者自己的校订，同时出于对机械复制的信赖，这类不输于手抄本时代的偏差，反而长期被隐蔽起来。此外，如鲁迅这样的现代作家，同时也密切参与了书籍的生产过程——尽管在《热风》这一具体案例中，鲁迅颇有“甩手掌柜”之嫌，但对于同时期的《苦闷的象征》，却几乎是事必躬亲，其书籍封面、插图、页边距等装帧与印刷形式，皆是他与出版商共同制作的结果。另外，通过对《热风》出版过程的初步分析，我们还会发现，作为物质形式的书籍，其编辑和出版本身甚至也会带来文学或文体观念的变迁。因此，现代文本的每一次出版，皆可视为一次“重写”，其中充满了误读、偏差与操控。 以追求定本或善本为目标的传统校勘学，显然与现代文本的这种多重性和不确定性形成了内在的抵牾。就现代文本校勘的目标而言，与确定一个权威的定本或善本相比，通过异文的比对来勘定文本的流传序列，由此考察印刷书的生产和制作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现代作家对于印刷文化的参与乃至印刷书对于现代文学或文体观念的塑造，或许更有意义。 王风曾结合《废名集》的编校经验，提出针对现代文本的特殊属性，我们应该有与古籍不同的独立的“现代文本文献学”，在他看来，段落和标点符号等书写形式，本身参与了现代文本的意义表达，这些原本不属于古典文献学处理的元素，应该纳入现代文本校勘的范畴(55)。这一提法颇具启发意义。段落和标点符号之外，印刷文化同样深刻参与了现代文本的“书写”。麦肯锡(D.F.McKenzie)在其所著《书目文献学与文本的社会学》一书中曾指出，文本的印刷形式与物质载体，并非可有可无的事项，而是深刻地参与了文本意义的传达，因此，他主张拓宽传统书目文献学(Bibliography)的视界和历史语境，将书目文献学本质上理解为一种“文本的社会学”研究，重点关注文本得以传达到读者(或听众)手中的物质形式，以及这一形式如何影响意义的建构(56)。在麦肯锡看来： 正因为文本是一种社会产品，其形式本身即蕴含了它们自身被生产的历史。将观念或语词信息之类的内容从形式中抽象出来，在另一种媒介中再现，即与将艺术品视为物质、劳动和精神的综合产物的看法构成矛盾。(57) 对于与印刷媒介密不可分的现代文本而言，麦肯锡此论，尤为切中肯綮。既然作为一种社会产品的现代文本，其“形式本身即蕴含了它们自身被生产的历史”，那么，对于现代文本的校勘，在排比文字“内容”的异同之外，还需与印刷的文化史和社会史研究相结合，将文本得以呈现为印刷书的诸种“形式”及其生产过程一并纳入考察视野。这种校勘方式，除了实现“校其异同、勘其谬误”的传统校勘学目标之外，还能在异文“形式”的变迁踪迹中，窥见文化史和社会史的丰富讯息。将传统校勘学与关注文本的物质形式及其生产过程的书籍史研究相结合，或许可以为中国现代文本文献学开辟一个相当广阔的学术领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