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诗歌通常被认为是高度表达作者个性与内心世界的一种艺术形式，尤其在中国古代的文学评论传统中，“知人论世”成为基本的评判准则。与之类似的，“赋诗以观志”，即通过诗反观或推测作者的情感、品格与境遇，也反映了远离当时创作环境之人试图接近诗歌“初始”面貌的努力。在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一系列先唐古诗(包括乐府)中，一方面，为数众多的异文将使后世“一字千金”的评价显得暧昧可疑。注释：①有关《古诗十九首》创作年代与作者的讨论众说纷纭，有“两汉说”(见《文心雕龙·明诗第六》)、“西汉枚乘说”(见《玉台新咏》)以及“建安曹王说”(近世支持“建安说“的论著如木斋《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等等。
关键词：诗歌;异文;古诗十九首;文本;套语;创作;情感;版本;后世;表达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诗歌通常被认为是高度表达作者个性与内心世界的一种艺术形式，尤其在中国古代的文学评论传统中，“知人论世”成为基本的评判准则。与之类似的，“赋诗以观志”，即通过诗反观或推测作者的情感、品格与境遇，也反映了远离当时创作环境之人试图接近诗歌“初始”面貌的努力。然而，诗与人之间联系的相关度与可靠性并未得到深入的考量。在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一系列先唐古诗(包括乐府)中，一方面，为数众多的异文将使后世“一字千金”的评价显得暧昧可疑；另一方面，频繁且几乎以固定模式出现的某些套语迫使读者不得不重新思考从文本回溯到创作者或时代背景的努力能否达到。因此，“诗可以观”的古老理论面临着双重考验。 【关 键 词】《古诗十九首》/异文/模件化/套语/诗可以观 【作者简介】胡旭(1969- )，男，江苏泗阳人，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汉唐文学；刘美惠(1999- )，女，辽宁沈阳人，厦门大学拔尖人才，研究方向为古代文学。 由于《古诗十九首》“不可句摘”“不可字求”，而能“畜神奇于温厚，寓感怆于和平”[1]，并且被定位至较早的创作时代(通行观点为早于建安或建安初期①)，它获得众多诗人的攀仿与无数诗论家的崇高评价②是理所应当的。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无法得知有关作者的任何信息，这组诗依然引起了批评家将其安放回线性文学史的极大热情③。人代④冥灭的现状决定我们几乎不可能重新发现作者身份或创作时代(除非出现考古奇迹)，然而仍有众多研究者汲汲于对二者不断进行考证与挖掘。因此，尽管它看似超脱于传统文学史叙述框架外，事实上只是以对立的形式被纳入其中。在这个框架下，《古诗十九首》展现了双重的不适，这种不适既体现在对文本不可撼动经典性的反叛中(以流变的字句和不可靠的传抄为表现)，也体现在对诗歌反映个人志趣的前提的破坏中(以程式化的文字组合为标志)。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即使是在这样的不适中，《十九首》仍有其独特的美感与价值，并且不因异文的存在和模件化的套语组合而受损害。 一、“一字千金”[2]——手抄本文化下的“经典” 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文本自身的神圣性。所谓“一字不易”与“不刊之论”，强调的都是经典文本的不可变更和自足完满。被推为“千古五言之祖”[3]的《古诗十九首》自然也具有一定的经典性。然而，在手抄本传播书籍的时代，文本几乎从不曾凝滞过，意义所赖以保存的文字被轻易地更改，“作者”、抄写者与阅读者享有几乎同等的权力，在非经学类的书籍中，衍文、错置、删改甚至大段的修订都有可能出现⑤。《古诗十九首》等诗歌的流传则由于口头传承因素的加入更为复杂⑥。如果更进一步地想象，我们甚至可以揣测所谓的异文就是口头演绎的数种并行版本，而非某个原本的变体。 大多数异文并不太影响对文本的理解，或者可以明显看出两种版本的不同为传抄过程中的失误。然而有一些异文则将导致迥异的判断，对于这些并不像“失误”的异文，则需谨慎对待。所能见到的“定本”为什么选择了这种异文而非那种异文?这种选择又反映了辑定者怎样的心态?正好比站在一个延伸出数条道路的交叉口，当一个权威告知我们只可以遵循某条“正路”时，或许看一看标有“此路不通”的小道将引向怎样的风景会更为有趣。当然，对异文的选择下武断的结论并非明智，笔者只愿开辟出另外的可能性，以窥知被选择的版本何以当得“一字千金”的美誉。 除了“以”“已”互换通用之类常见的异文外，有一类异文也很有可能为传承过程中的失误，这样的异文通常字形或字音相似，均可以在该语境下成立，时有细微差别。而另一类异文则更像是另外的版本，提醒读者可能存在的不同来源。下即分别举例论之。
内容摘要：诗歌通常被认为是高度表达作者个性与内心世界的一种艺术形式，尤其在中国古代的文学评论传统中，“知人论世”成为基本的评判准则。与之类似的，“赋诗以观志”，即通过诗反观或推测作者的情感、品格与境遇，也反映了远离当时创作环境之人试图接近诗歌“初始”面貌的努力。在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一系列先唐古诗(包括乐府)中，一方面，为数众多的异文将使后世“一字千金”的评价显得暧昧可疑。注释：①有关《古诗十九首》创作年代与作者的讨论众说纷纭，有“两汉说”(见《文心雕龙·明诗第六》)、“西汉枚乘说”(见《玉台新咏》)以及“建安曹王说”(近世支持“建安说“的论著如木斋《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等等。
关键词：诗歌;异文;古诗十九首;文本;套语;创作;情感;版本;后世;表达 作者简介： 《行行重行行》中的“会面安可知”一句，“知”字一作“期”[4]329。与之类似，《迢迢牵牛星》中的“相去复几许”中“复”字一作“讵”，一作“知”[4]331。这些异文意义大体相同而略有出入。在第一个例子中，通行本使用“知”字有一种再见面之日难以预知的迷茫和无力感，而“期”则隐含了不可盼望的意思。并非不知何日相见，而是连日期都不要约定的劝告，使得“生别离”显得愈发绝望。第二例中的“复”较“讵”“知”二字略为难解。“讵”字后加“几时”或“几许”在当时及后世是较常见的用法，如潘岳《悼亡诗》中的“尔祭讵几时，朔望忽复尽”，鲍照《代悲哉行》中的“我行讵几时”，至唐时的“百年讵几时”⑦“欢娱讵几许”⑧等。尤为有趣的是王维的《偶然作六首·其三》中的“相去讵几许”几乎是该句的原样翻作，这似乎证明了“讵”字在此种语义环境下的使用传统。而“知”字显然更加浅白平易，属于较低修辞层次的用字。在三者之间，《文选》中选择较少用且意义不甚明的“复”字，似乎与传统并不完全吻合。 有两联在定本中对仗工整的语句恰恰在异文中呈现出了并不工整的迹象。《行行重行行》中被广为称赞的“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4]329中的“胡”有“代”字之异文，而“依”则另作“思”或“嘶”字。此联的出处或许与《韩诗外传》中的“代马依北风，飞鸟栖故巢。”有关，这一联对仗显然并非十分工整。“胡”与“越”较“代”和“越”更具有对比和两极化的趋势，故而也更适合在对偶中使用。而“思”字以拟人手法将马的能动性和主体性提到了和人一样的高度，“嘶”则以纯动物性的词汇将其限制在低等的兽类中。“依”恰好处于二者之间，既有类人的动作姿势，又没有将其动作提升至与人等高的程度。 《青青河畔草》中的“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4]329的另一个版本作“自云倡家女，嫁为荡子妇”。相较前者的今昔对照，后者并非对仗的联句。然而后者却包含了更为有趣的一点细节——“自云”。本来“空床难独守”的内心独白已经饱受道德指责，而“自云”则使接下来的陈述显得更为可信也更加无法曲解掩饰⑨。并且，言语这种向外发散的动作不仅从听觉的角度丰富了画面内容，更在“出素手”的动作“越轨”的层级上更进一步升级，使得诗中女子的形象愈发直率放浪。同时，“自云”暗示了一个距离女子较近的听者的存在(这个听者包括每个阅读这首诗歌的人)，无论这个听者是否真实存在，显然，他与女子已经处在超出礼法所允许的距离内。 有些异文则可能将诗歌导向完全不同的方向。《东城高且长》中一句看似不起眼的“驰情整巾带”[4]332有“中带”的异文。由于《东城高且长》中两段并不融洽的内容，对这一首诗究竟本为一首还是两首偶然凑成则成为历代论者讨论的焦点，对后半段主人公的判定也难有定论。但“巾带”和“中带”有着相当不同的性别指向。与“巾”相关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男性，而“中带”则无比明确地指向女子的内衣带⑩。在“燕赵多佳人”的后半部分中，对女性的描写贯穿始终，前半部分直抒胸臆的男主人公并未直接出现，从这个角度来说，或许“中带”更为恰当。但视角的游移转化在《古诗十九首》中并非特例(11)，也许在此处拼合型的模式再次出现，因而穿插了一段稍显突兀的自述。 《庭中有奇树》中在对奇树之花进行细致描写后，有“此物何足贵”[4]331的感慨，而另一版本作“此物何足贡”。学者木斋据后者推测此诗与曹甄之恋有关(12)。能否以“贡”字的“进献”义将其断为下级对上级用语尚且存疑。如果仅将其作为“贡诚”之意，那么“贡”与“贵”的分歧显然有着微妙的态度差异。“贡”字表明：这花配不上你，它不值得被送给你；而“贵”字则隐含了“本来奇花是很宝贵，只不过没有你那样珍贵。”的递进义。当然，由于二字的字形十分相似，也不排除二者中其一为抄写错误的可能。 看上去并不太像是“失误”的一个异文出现在《西北有高楼》中的“愿为双鸿鹄”[4]330。“鸿鹄”又被替为“鸣鹤”与“鸣鸟”。“鸿鹄”与“鸣鹤”或许在字形的层面上有可能被误认，但由于“鸣鹤”一词在古诗中的出现绝非特例(13)，武断的仅仅将其定位为抄写错误显然有失考量。这或许是流传的两个不同诗歌版本，而非一个“正本”与一个“误本”。“鸿鹄”在汉魏诗歌中的出现频率显然高于“鸣鹤”，并且几乎成为了一个结尾套语，那么，少见的“鸣鹤”与“鸣鸟”(“鸣鸟”似乎转自“鸣鹤”)是代表了另一个已经湮灭的传统，还是在大传统下偶然出现的小波折?这些已无法得知，但至少，它指向了一个不同的方向，让我们得以重新思索对套语的认知。 还有一些极为有趣的异文，如《生年不满百》中的“仙人(小人)王子乔”[4]333等，这里不一一细解。这些异文摇摆浮动于所谓的、可能根本不存在的“原本”上，迷惑了我们企图追寻诗歌初始样貌的目光。而后世诗论者多将其作为自诞生之日就恒定不变的“经典”整体而加以分析，自然会将“一字千金”之类的激赏慷慨赠予。倘若我们所看到的定本只是流传过程中无数大同小异(有时也许有“大异”)版本中的一个，那么这一文本的权威与经典地位势必将遭到质疑，建立在其权威性基础的赞誉则也将随之瓦解——幸好，《古诗十九首》本身的美感已足以相称对其大多数的褒奖，而这或许也是众多异文存在但人们仍将其奉为经典的部分原因。 这些异文同样提醒我们，论者常用来作为坚实基础的文本其实并不可靠。在推敲诸如“为什么定本选择此字而非彼字”之类的问题时，我们已经落入了圈套。将某个字句的妙用推崇至极高的地位则有类似的危险(14)。通过“错误”的文本来前溯作者的“本意”显然是缘木求鱼，而面对散佚已久，在距离创作时代近三世纪后才得到重新编定择选的汉魏诗歌时，我们又有多大的把握声称自己面对的文本就是“正确”的?齐梁时代择选者的品味与传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错误暂且不论，即使在它们被创作出来的最初阶段，这种可能有着大量口头创作成分在内的作品本来就无所谓“正误”之分，每一个被创作出的版本都有着自身所适合的环境与背景，从这个意义上说，纠结于细节的考证显得徒劳而可笑。 这便提醒读者，有些时候文本细读的方法并不适合《古诗十九首》之类的中国早期诗歌。“不可字求”的告诫不再仅是阅读指导，而更具有现实的意义。对于这些诗作，我们唯一能够确认不变的，只有其中饱含着的浓烈情感，这种情感由生死无常和人生苦短的感慨触发，并通过离别与衰老两大主题表现出来。异文的存在并不能从根本上影响情感的抒发和表达，这也是即使文本流变而人们依旧相信它们代表了经典的“原貌”的原因之一。 但是，另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果这些被我们相信反映了创作者内心的情感都不再可靠(15)，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这些作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