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今后对社团文学研究要把握三个方向：把文学社团放在文学史视野下进行考察，不能再把社团研究游离于文学之外；要细心观察社团文人群体文学运作过程与方式，这是理解社团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关键，又是考察社团如何作用于文学的基础；应始终抓住社团与文学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研究社团文学的中心与重点。在研究方法上宜采用文学关系法，即把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社团组织与文学建立一种存在关系，探讨社团组织与文学发展之规律，为文学史撰写提供方法论意义，这种“关系法”正是当前文学史著编写所思考的新方法。
关键词：社团组合/组合与交流/文学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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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自1910年李元庚发表第一篇中国古代文学社团论文至今，已历经百余年。陈豪楚、胡怀琛在1930年代就大声呼吁对社团文学进行研究，其后郭绍虞、谢国桢在社团考证上作出重要贡献，1980年代初文学史编著者开始把文学家结社作为一个章节撰写，开创了中国社团文学研究新局面，直到20世纪末，社团文学才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兴趣，但对于文学社团与明清文学的关系尚有待于进一步关注，特别是对造成明清文学独特风貌的社团原因多所忽略。这在目前学术界强调社团文学研究的现状下似乎是不应该出现的现象。因此，文学史撰写应充分重视社团文学研究。当前研究需要突破三大难题：社团数量众多，文献记载多不明确，需要持之以恒爬梳剔理；文学社团并非纯粹之文学现象，它的出现同时还是一种文化现象，要做到多学科交叉研究；文学社团“悬疑”问题较多，无形中增加了研究难度，需要融合辩证考察。今后对社团文学研究要把握三个方向：把文学社团放在文学史视野下进行考察，不能再把社团研究游离于文学之外；要细心观察社团文人群体文学运作过程与方式，这是理解社团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关键，又是考察社团如何作用于文学的基础；应始终抓住社团与文学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研究社团文学的中心与重点。在研究方法上宜采用文学关系法，即把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社团组织与文学建立一种存在关系，探讨社团组织与文学发展之规律，为文学史撰写提供方法论意义，这种“关系法”正是当前文学史著编写所思考的新方法。 关 键 词：社团组合/组合与交流/文学现象 明代末年以张溥为领袖的应社崛起，并于崇祯三年(1630年)成立复社联盟，组织文学社团从事文学活动，形成以社团文学为主流文学的文学样态，对促进文学发展起到重要作用。自1910年李元庚发表第一篇文学社团研究论文至今，对文学社团的研究历经百余年，陈豪楚、胡怀琛在1930年代就呼吁对社团文学进行研究，但这辈学人在研究方法上多受“考证”治学方法影响，还缺乏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文学理念指导其研究，造成对社团文学研究力度和深度均不足。其后，郭绍虞、谢国桢等老一辈学人亦重在考证。至今，学术界对社团文学的研究仍显薄弱，呼声亦日益强烈，吴承学、曹虹、蒋寅在《文学遗产》上撰文呼吁：“社团文学是值得更为深入地研究的问题。”[1]为此而提倡深入研究“社团文学”的思想成为21世纪后学术界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社团的重要指导思想。凡此皆标志着21世纪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文学社团进行“文学性”研究的全面展开，出现了不少优秀著作，如何宗美的《文人结社与明代文学的演进》。本文重点论述社团文学研究的意义指向及研究进程中存在的问题与突破难点，意在为当前中国古代文学社团研究点明方向。 明末清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社会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历史特殊性不仅表现在明清易代所引起的轰轰烈烈的抗清运动，还表现在尖锐的党争所给予文学的深刻影响。从社会历史批评的视角审视文学，文学创作和社会历史有着必然的联系，任何脱离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来研究文学总是不具体的。 明清之际的文学即如此。中国历史上的党争虽不始于明代，从东汉末年就已肇其端，唐代有文人的清流，宋代有元祐党争，但与明末相比，远不如明末党争之激烈。正如陈子龙《山阴署中书事》所言：“呜呼，党祸之烈也，建宁、开成而后，孰有如我明天启者哉?”[2]特别是明末朝内党争在朝外的延续，造成民众对代表正义的一方的同情与支持，在民间掀起一股呼吁正义的社会思潮。文坛领袖所提出的文学主张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影响文学创作，并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学运动。相比其他朝代，明末清初的时代政治给予文学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明末清初文学与时代政治的关系较之历代都更为密切。 理解了这一易代历史背景下的文学特性，并不代表真正掌握了这一阶段文学的本质特征与内在规律。当我们真正审视这一段文学时便会发现这样一个足以令人深思的问题：在明代末年上层建筑极端腐朽，社会经济日趋衰退，统治大厦将倾的现状下，文学不但未退居历史的附庸地位，反而愈加繁荣。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神奇力量”导致明末文学的繁荣景象与独特风貌呢?探析个中原因，不得不让我们深入当时的历史文献，重解蕴藏于中的历史真实。
内容摘要：今后对社团文学研究要把握三个方向：把文学社团放在文学史视野下进行考察，不能再把社团研究游离于文学之外；要细心观察社团文人群体文学运作过程与方式，这是理解社团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关键，又是考察社团如何作用于文学的基础；应始终抓住社团与文学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研究社团文学的中心与重点。在研究方法上宜采用文学关系法，即把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社团组织与文学建立一种存在关系，探讨社团组织与文学发展之规律，为文学史撰写提供方法论意义，这种“关系法”正是当前文学史著编写所思考的新方法。
关键词：社团组合/组合与交流/文学现象 作者简介： 如果我们进一步思考明末清初的文学历史，就会发现这一阶段文学运作的特殊方式——社团式文人群体运作方式。这种“社团式文人群体运作方式”的基本理念是：在文坛具有影响力的文学家出面组织社团，担任社团领袖，制定较为严密的社团纲领，提出鲜明的文学创作主张，组织社团文人开展文学活动，参与当时的政治斗争，实现社团作为派别组织的政治理念。这种“社团式文人群体运作方式”作用于文学的基本功能就是：文学社团的集体影响力对明清之际文坛格局定位。换言之，明末清初新的文学风气的形成，文学思潮的再度兴盛，文学理论的百家争鸣，文学流派的地域分布，创作的繁荣与优秀作家与作品的出现，皆与明末清初在各地涌起的文学社团有很大关系。由此我们不得不进一步提出很多问题：明代末年何以在全国各地冒出数以百计的文学社团；何以明末的文学家参加或者组织文学社团乐此不疲，并参与反对阉党的政治斗争，为此而不惜牺牲生命；何以代表晚明文学主流的“竟陵派”领袖谭元春也加入了复社团体；何以明末文人把社团作为改变世风、士风、文风的重要方式；何以文学家经过社团的熏陶而名声大振……也许，明末清初的文学生命也正蕴藏于论者对文学社团“何以”的追问之中。学术界对明清之际文学社团的研究能否获得最大的学术价值，也许正在于能否找到以上问题的合理答案。 但是，当我们从纷繁复杂的历史长河来俯观明末清初的文学社团时，文学社团并非明末清初专有，作为一种独特文学现象的文学社团也并非自明末始。清初诗人朱彝尊就说：“诗流结社，自宋、元以来，代有之。迨明庆、历间，白门再会，称极盛矣。”[3](卷21)前人早已指出文学社团并非源于明末。文人结社历代已有之，而且贯穿明清两代。因而，摆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一个尖锐的学术问题：既然文人结社历代有之，何以明清之际文学社团对文学的影响如此巨大呢? 其实在朱彝尊所言宋元之前的先秦时期，“社”之名早已出现。不过，当时之“社”还是原始先民对“土”能生“谷”的生命显征与能“平九州”[4](P1)本领的宗教崇拜。其后，“社”成为以“群”划分居住条件，后世之“社”便具有了“群体”之意。先秦无文人结社记载，至东晋出现的白莲社，成为文人结社之源头。真正具有文学性的结社始于唐之幕府诗人(主要是中唐时期的“大历十才子”)。唐代文人结社文学色彩加重，但在数量上极少，没有形成风气，对文学的影响有限。宋代结社风气开始盛行，社团组织形式渐趋定型。相比唐代，此期文学社团与文学活动联系越来越紧密，文学流派的形成往往以社团为中介而发展壮大。一个最突出的例子是宋代影响最大的以黄庭坚为领袖，并在江西诗社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江西诗派。但也仅此而已。即使此期文学社团多至六七十家之多①，但在当时文人优裕生活背景下，社团多为文人怡情养老之处，文学成就相对不高。 如果单从以上纵向发展的历史轨迹审视文学社团及其对文学的影响，还不足以充分凸显明末清初文学社团独特文学风貌的话，那么回到明代，我们在综合梳理与深入发掘文学社团在明代不同历史时段的发展轨迹学术路径下，明末清初文学社团不同于其他历史时期的独特风貌，以及社团对文学的影响将会变得更为明晰。 首先，表现在社团观念已发生根本变化。之所以说明末清初文学社团观念发生“根本”变化，就在于此时期文人突破“社团领袖—社规社约—文学活动”单社团独自运作方式，形成以社团联盟为主体，多社团合作并存的“联盟式”社团文人群体运作方式。这在中国古代文学社团发展史上不啻为创举。不仅如此，此时期文学社团的数量亦达到历史高峰，社团内外斗争比历史上任何一个阶段都要激烈。就社团与文学之间的关系而言，明末清初文学社团作用于文学的效果更为明显，影响也更大。明末“联盟式”多社团群体运作方式不仅使文学家的群体创作意识高扬，而且形成明末以社团文学为主流文学样态的文学史基本格局。具体而言，就是文学家组织或者参与文学社团，并在社团宗旨、组织形式、活动方式的作用下从事文学创作，文人创作受社团文学思想的影响与制约。在社团群体运作方式作用下，明末文坛形成以复社联盟为文坛盟主，各地分社为其辅翼的文坛格局，并在各地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学运动。文学社团的联盟性与地域性，又使得明末文学呈现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独特风貌，形成明末派别林立、思潮纷呈的百家争鸣景象，对清初文坛产生重要影响。明末清初文学社团对文学的推动作用超越于以往任何一个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