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奥斯卡·王尔德和T.S.艾略特那一代文化英雄之后第二代英国现代主义作家群的一员，哈罗德·阿克顿(Harold Acton，1904—1994)是最独特的。出身于意大利贵族世家、受欧洲文明浸染的他在20世纪20年代周游世界各地，然后待在中国北京，一住便是7年。从1932年至1939年在北京生活期间，他在北京大学教授英国文学，并爱上了中国文化，往来于中西文化名流之间。阿克顿的好友劳斯(A.L. Rowse)称他为世界公民，“是世界上性情最好的人。真正拥有金子般的个性，平静而不受干扰”。(Chaney：65)格林(Martin Green)将他与康诺利(Cyril Connolly)、昆内尔(Peter Quennell)、沃(Evelyn Waugh)一同列为20世纪20至30年代牛津“唯美颓废主义”的代表人物。(Green：13)伍德(John A.Wood)称他“为本世纪的唯美生活做出了巨大贡献”。(Chaney：25)更有美国汉学家白芝(Cyril Birch)高度评价阿克顿向西方译介的中国古典作品。“中国文学中凄美的爱情故事要归功于他[的翻译]，而《桃花扇》只是他从中国停留的岁月所带回的绚烂瑰宝之一。”(Chaney：44)阿克顿的自传《一个唯美者的回忆录》(1948)和小说《牡丹与马驹》(1941)再现了他唯美的文化愿望、复兴人类文明的梦想和关于东方中国的跨文化体验。
阿克顿这两部作品中唯美的、跨文化的现代主义叙事表现了与萨义德(Edward Said)的《东方学》所描述的欧洲中心论和帝国殖民叙事完全不同的异文化观。萨义德认为东方是西方人“欲望、压抑、情感投注和预设”(8)的文化构想物，是西方为了确证自我的文化认同而建构的原始、野蛮、神秘的东方。丽莎·罗(Lisa Lowe)在《批评领域：法国和英国的东方主义》(1981)中批判了萨义德将殖民话语同质化的缺憾。她指出：“东方主义并不是单一发展的传统，而是复杂的异质并存……包涵复杂多端的指涉……通常产生于特定时间的社会环境和文学环境。”(xi)18世纪以来，英美书写东方异质文化的叙事因不同时期的文化、阶级、性别的差异而与东方主义冲突或协同，因此东方主义为复数的东方主义( Orientalisms)。福柯(Michel Foucault)在《另类空间》中提出并在他的其他著作(如《疯癫与文明》)中贯穿异托邦(heterotopia)这一概念。异托邦指充斥着另类的空间。与乌托邦(utopia)式的社会想象空间不同，它是充满着危机、文盲、异类、奴役或者殖民等的空间。借鉴福柯的这一重要理论概念，丽莎·罗赋予东方主义话语以异质空间特性。她使用“异位空间”(heterotopicality)指涉多元地点的差异空间。“话语场中，阐述和再阐述来自不同的地点和场所、来自再现涉及的诸多关系如阶级、种族、国家、性别和性态等。这样一些阐述可能干预或者抵制东方主义构建，而其他的则有可能在重述它。”(15)显然，丽莎·罗旨在描述异质文化之间相互碰撞、流动、对话的多元性、交叉性以及对抗性。
迥然不同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同质、单一的再现模式，阿克顿的中国叙事是对欧洲与东方、英国与中国、现代与古典、欧洲文明危机与中国文化救赎之间的文化异位空间中的跨文化精神之旅的再现。这个文化异位空间中交织着阿克顿对古典中国的景仰与对欧洲现代文明的焦虑，充斥着东方主义话语以及对东方主义话语的挑战和对抗。欧洲人在与中国本土文化遭遇的过程中，或麻木倨傲，或欺诈蒙骗，或从中国文化中汲取到新的精神动力，踏上不同的心灵之旅。在这样一个中西文化异位空间中，阿克顿通过异域中国文化超越了王尔德式的唯美理想和艾略特对现代欧洲文明危机的批判，寻觅到了另一种鲜活且恒久的精神化动力。
内容摘要：作为奥斯卡·王尔德和T.S.艾略特那一代文化英雄之后第二代英国现代主义作家群的一员，哈罗德·阿克顿(Harold Acton，1904—1994)是最独特的。出身于意大利贵族世家、受欧洲文明浸染的他在20世纪20年代周游世界各地，然后待在中国北京，一住便是7年。从1932年至1939年在北京生活期间，他在北京大学教授英国文学，并爱上了中国文化，往来于中西文化名流之间。
关键词： 作者简介：一、胡同里的西方唯美者
阿克顿出生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显赫家族。父亲亚瑟·阿克顿(Arthur Acton，1873—1953)是艺术品收藏家。母亲霍顿斯·米歇尔(Hortense Mitechell，1871—1962)是美国芝加哥地位显赫的银行家子嗣。从小在弗洛伦斯山上有名的“佩特拉庄园”长大的他受到了良好的艺术熏陶和教育，具有与众不同的艺术品位和精神追求。在牛津大学求学时他便成为主流文化的离经叛道者和唯美运动的追随者，曾用扩音器在阳台上向耶稣教堂旁过往的行人朗诵他自己的和T.S.艾略特的诗歌。离开牛津后他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人的信仰迷失和政治狂热，倍感窒息。他走遍世界各地如美国、法国、日本等寻求文明良方，最后对中国北京流连忘返，住在胡同里的四合院中，穿中式长袍，钻研中国学问，在中国文化中找到了唯美情怀和文化寄托。
阿克顿的自传《一个唯美者的回忆录》用“唯美者”自诩，这一称号令人想到19世纪末以王尔德为首的那些装束怪异、“为艺术而艺术”的波西米亚艺术家。但是阿克顿这位唯美者却有着通往东方中国的性灵之旅所蕴含的中英文化间兼容并蓄、交互融合的深邃意蕴。“让我以唯美者的名义引吭高歌，因为我使用这个词的正确含义。”(Acton，1948：2)他把自己这类在华的欧洲人称作世界公民，“(我们)身上有团熊熊燃烧的火，应该把这个潜在的能量点燃。我们应该重新评价自己。我们有责任警醒同胞们正在迅速忘却的一件事，那就是真正的文化是普适的。”(Acton，1948：1)他呼吁欧洲人应以世界公民的胸怀拥抱和宣扬中国文化，针砭集权主义政治，慰藉欧洲战争的创伤。
回忆录中的唯美者阿克顿刻骨铭心地爱慕中国文化。到中国前他就读过亚瑟·韦利翻译的中国诗歌、翟理思翻译的《庄子》和《聊斋》，以及理雅各对中国古典著作的译介。小说家和散文家萧乾在《往事三瞥》中这样回忆阿克顿：“1940年他在伦敦告诉我，离开北京后，他一直在交着北京寓所的房租。他不死心呀，总巴望着有回去的一天。”(205)阿克顿自己也感叹中国文化对他脱胎换骨的改变。“突然他们把我看成中国人：我讲话的样子，走路的样子，我眼睛向上瞟。”(Acton，1948：380)康有为的女儿康同璧曾为阿克顿作了一幅罗汉打坐图画。她同时在画上写下自己对阿克顿的理解：“学贯西东，世号诗翁。亦耶亦佛，妙能汇通。是相非相，即心自通。五百添一，以待于公。”(Acton，1948：137)。
中国文化的古老与独特吸引着这位从欧洲远道而来的唯美者。阿克顿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1932年他在开往北京的火车上按捺不住的激动心情：“(我)不需亲吻这块圣土，因为它层峦起伏，似乎在亲吻我；填满我的口、眼和鼻……中国圣土一路欢送，伴我到北京……我感到无比平静……奇怪地感到家的安宁。”(Acton，1948：275)与现代化的伦敦不同，北京是“世界上唯一将千年古老的习俗和社会传统保存至20世纪的城市，巨大的城墙和铁皮大门……房舍和院落竖起高墙，朝南。帝王宫殿为维持宇宙平衡坐落在南北中轴上，朝南。”(Chaney：69)阿克顿徜徉在北京的古玩店铺中，流连于琉璃厂，收集古董、字画、书籍、墨、宣纸、印章等。
在北京大学，他结识了梁宗岱、杨周翰、袁家骅、朱光潜等学者，与卞之琳、李广田、陈世骧等青年学生。与他们交往中阿克顿体会到寓居北京的欧洲人狭隘的种族偏见。“我不理解那些来中国却标榜自己对中国不屑了解的冷漠游客。毫无疑问他们有精明的眼睛，但是这只依赖个人的视野，很少会不带种族偏见……”(Acton，1948：275)在北大的教学中，他发现中国学生的语言领悟力和语言传达的诗意超过了牛津剑桥的纨绔子弟，“他们在说和写我们的语言，虽然有外国口音：我和他们之间有层纱，但它是透明的。通常，纱帘能拉开，我能与他们进行深度交流。”(Acton，1948：347)面对日本侵略的威胁，中国人表现出的乐观精神令他折服，若不是日本战火在中国内陆硝烟四起，他不会无奈返回欧洲。
唯美者阿克顿不仅热爱中国和中国文化，全身心地融入北京的生活，而且还积极向西方译介中国古典文学和新时期的现代诗歌。他与当时在北京大学读书的陈世骧合作选编、翻译了《现代中国诗选》。这是中国新诗的第一个英译本，1936年由伦敦的达克沃斯出版公司出版。他阅读明朝冯梦龙的作品，与李宜燮合译了冯梦龙的白话小说《警世恒言》中的四个故事。他将这四个故事合编成《如胶似漆》，1941年由金鸡出版社出版。他还节译了汤显祖的《牡丹亭》，与陈世骧合译了《桃花扇》。英国保守党议员兰伯顿(Antony Lambton)伯爵对此不无感慨地说：
很难置信这些精美的翻译出自一个英国人之手，当然只有像阿克顿先生那样吸收了中国人的性情和想象力的人，才能写出来……很少有人能……把中国艺术作品翻译成英文，而不丧失异域文明的精髓和微妙，这项业绩就如其人一样超凡脱俗。(Chaney：36)
阿克顿怀着对欧洲人的失望、对欧洲文明的幻灭感旅居中国。古老中国的灿烂文化强烈地吸引着这位唯美者，为他提供了心灵的安宁和慰藉。中国，特别是北京，对胸怀唯美理想的阿克顿而言是“别处，是梦想之地，在那里可以摆脱自我的负担，是时间和空间之外的场所，是可以畅游的地方，是家园”。(Bris：1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