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通过分析二十世纪初“世界主义”的特有形态在《霍华兹庄园》的呈现，本文尝试揭示该小说如何展现了世界主义所必需的社会和精神根基，并以此探讨福斯特的自由世界主义人文理念与阿诺德、密尔及“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关联与异同。本文拟通过解读《霍华兹庄园》对二十世纪初“世界主义”特有形态的刻画，探讨世界主义的复杂内涵，认为从世界主义这一角度审视福斯特的小说，既有助于拓展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中世界主义的历史维度，也能展示文学批评对于世界主义理论探索的重要意义。玛丽·埃利斯·吉布森从世界主义这一主题解读了该小说，但她忽略了施莱格尔姐妹对世界主义的反思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仅提及狄比·施莱格尔所代表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世界主义，这种世界主义难免会成为物质世界主义的附庸。
关键词：世界主义;小说;霍华兹庄园;文化;施莱格尔;威尔考克斯;理念;生活;格尔姐妹;二十世纪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近来，在欧美现代主义研究的跨国转向中，越来越多的学者着眼于现代主义文本与美学价值在跨国体系中的产生、流通、翻译和接受，并常借用世界主义理论来阐释文本。在这一研究范式中，现代作家E.M.福斯特往往处于一种被边缘化的地位。通过分析二十世纪初“世界主义”的特有形态在《霍华兹庄园》的呈现，本文尝试揭示该小说如何展现了世界主义所必需的社会和精神根基，并以此探讨福斯特的自由世界主义人文理念与阿诺德、密尔及“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关联与异同。
关 键 词：E.M.福斯特/《霍华兹庄园》/世界主义/社会有机体
基金项目：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詹姆斯·乔伊斯的世界主义思想”(16YJC75202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楠(1978- )，女，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英语文学博士，复旦大学外文学院英文系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英国现代主义文学、文化思想史、美学与批评理论等，近期发表的论文有《深谙人类道德心理的政治家》(载《读书》2015年第8期)等。
在近年来的欧美学界现代主义研究中，E.M.福斯特(E.M.Forster)是较少受到关注的现代作家之一。这一状况当然和他的长篇作品的创作年代与风格有关：在他的六部小说中，有四部出版于爱德华时代，包括《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Where Angels Fear to Tread,1905)、《最漫长的旅程》(The Longest Journey,1907)、《看得见风景的房间》(A Room with a View,1908)以及《霍华兹庄园》(Howards End,1910)；实际上完成于1914年的同性恋题材小说《莫利斯》(Maurice)在他于1970年去世的次年才以遗作形式出版。惟有《印度之行》(A Passage to India,1924)创作于现代主义运动蓬勃发展的年代，其时，乔伊斯的《尤利西斯》、T.S.艾略特的《荒原》以及弗吉尼亚·伍尔夫颇具实验特色的小说《雅各的房间》刚出版不久，它们共同将现代文学的形式创新推向新的高潮。相比之下，福斯特小说的整体叙事结构和情节设置仍带有明显的传统小说的特征，似乎和现代主义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早期作品甚至堪比他最喜欢的作家简·奥斯丁的“风尚喜剧”(comedy of manners)，关注人物的言行举止与特定社会阶层的成见及道德习俗之间的复杂关系。①现代主义学者麦克尔·列文森指出，“福斯特既不像威尔斯、贝内特和高尔斯华绥那样属于厚重的爱德华时代作家，也不像乔伊斯、伍尔夫、福特和路易斯那样属于精简的现代主义作家。虽然他也像后一群体那样，认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变迁必定会改变艺术手法，但他却从未能对传统文学形式进行有计划的攻击”②。戴维·梅达利在阐述福斯特作品所呈现的与现代主义文学所共有的一些主题和焦虑时，则认为福斯特尤为关注现代性对传统生活和情感认知方式的冲击，并把他的创作风格称为“不情愿的现代主义”③。
近年来，欧美现代主义研究的跨国转向进一步导致福斯特边缘化。在新的现代主义研究框架中，越来越多的学者着眼于现代主义文本及其美学价值在跨国体系中的产生、流通、翻译和接受，并借助世界主义研究的理论方法，阐明现代主义作家如何通过语言形式的创新以及对跨越民族和国家的联合形式或共同体的想象，反思并批判帝国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④这些研究更多地将世界主义当作一个规范性概念，强调超越地域和疆界的世界视野和胸怀、伦理价值和情感态度以及植根于世界主义理念之上的社会秩序和组织架构。⑤福斯特的小说虽不乏跨文化维度，却因为它们对英国社会生活风貌的精雕细琢，鲜有被纳入世界主义理论分析范式进行讨论。本文拟通过解读《霍华兹庄园》对二十世纪初“世界主义”特有形态的刻画，探讨世界主义的复杂内涵，认为从世界主义这一角度审视福斯特的小说，既有助于拓展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中世界主义的历史维度，也能展示文学批评对于世界主义理论探索的重要意义。
一、“漂泊的文明”与“无根世界主义”
《霍华兹庄园》常被定位为“英国状况”小说(the “Condition-of-England” novel)，这一题材的作品以描述十九世纪中叶以降英国社会的突出问题为主。例如莱昂内尔·特里林就认为，《霍华兹庄园》的核心主题是英国社会主导地位的归属问题。⑥根据这一分析思路，小说中的霍华兹庄园不单是一处居所，更是英格兰本身命运的象征，而主人公施莱格尔姐妹和亨利·威尔考克斯及其子女的重重纠葛则淋漓尽致地再现了二十世纪初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飞速发展背景下英国文化智识阶层和信奉物质至上的富有中产力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⑦在小说结尾，玛格丽特、海伦以及海伦与列奥纳德·巴斯特的私生子——一个跨越阶级鸿沟的结晶——拥有了庄园的所有权，尽管霍华兹庄园面临着伦敦所代表的现代生活中腐蚀力量的威胁，但玛格丽特和海伦终于在庄园中永久地安顿了下来，生前穷困潦倒、一心向往在文化体验中寻求自我救赎的列奥纳德虽不幸离世，他的孩子却得以在庄园的平静生活中自由成长；因此，这一结局寄托了福斯特对英国社会向着文明和平等这一方向发展的期望。
特里林的解读勾勒出了文本的情节张力和叙事轨迹，他对《霍华兹庄园》饱含深意的结尾的剖析也启发了众多新的批评思路，而结合小说对“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这一重要主题的展现来深入探究福斯特的文化和社会理念，则可以发掘出文本中更多微妙而深刻的历史和思想内涵。“世界主义”无疑是一个内容极为丰富的概念，既可描述伦理道德层面的价值体系，也包含了社会秩序和政治制度的哲学构建，还与文化心理和情感认同密不可分，其多重含义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话语体系中有不同侧重。学界通常认为世界主义源于古希腊时期的犬儒主义和斯多葛学派思想，第欧根尼拒绝将某个特定城邦视为自己的归属，而自称为“世界公民”，这被认为是最早明确表达世界主义信念的说法之一。对“世界公民”的追求，一方面体现为对超越民族地域的价值和利益的关切，另一方面又表现为营建有助于“世界公民”成长的世界政府和国际秩序的政治思想和实践，这两方面在启蒙时期都得到了充分的阐述和发展。⑧
启蒙理念强调理性、同情心、道德感以及审美想象力等品质，这奠定了启蒙价值体系中反对阶级等级、主张个体自由和人与人的平等、反对偏见和仇外情绪、寻求和平与人类团结等世界主义核心要素。同时，这些核心要素又成了一些启蒙思想家从世界主义的视野出发探讨国际关系和司法理论的重要基础，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康德，他在《永久和平论》中提出了跨越国家的世界联盟这一构想，但这一联盟并非旨在消解国家的内部主权，而是建立在主权国家的共同利益之上，并在不断扩大交流的基础上得到巩固。⑨然而，法国大革命及随后旷日持久的拿破仑战争催生了十九世纪狭隘激烈的民族情绪，民族国家主权至上的意识形态逐渐弥漫开来。随着十九世纪下半叶工业革命的突飞猛进和帝国资本的不断扩张，经济和市场逐步跨越国界，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源配置和商品流通，个体的文化认同、阶级差别和矛盾、民族国家的利益以及超越民族国家的价值体系等因素之间的关系也随之更为错综复杂。这一早期“经济全球化”趋势引发了诸多探讨世界发展规律和国际关系的理论思潮，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马克思和恩格斯等思想家对资本主义的深入研究和批判以及他们对“国际主义”的构想和实践。相较于启蒙时期以人性论和道德哲学为思想根基的世界主义，作为世界主义在十九世纪后期演变形式的国际主义更加注重世界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制度形态。
福斯特在《霍华兹庄园》中描绘了两种既相关又不同的“世界主义”倾向，即威尔考克斯所推动的世界范围的物质扩张与施莱格尔姐妹所代表的跨越国家的文化态度。玛丽·埃利斯·吉布森从世界主义这一主题解读了该小说，但她忽略了施莱格尔姐妹对世界主义的反思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仅提及狄比·施莱格尔所代表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世界主义，这种世界主义难免会成为物质世界主义的附庸，因此，吉布森在其分析中很快就将“世界主义”等同为了“殖民主义”。⑩
事实上，在该小说中，施莱格尔姐弟三人和威尔考克斯父子虽然在文化修养和价值观念上格格不入，但却都被称为“世界主义”者。玛格丽特在感叹伦敦生活的动荡不定时，将“世界主义”描述为一种无根的社会存在，并指出这种发展趋势导致自然(nature)和人性(human nature)的背道而驰：“一个漂泊的文明在伦敦初露端倪，它正在深刻地改造人性，并且给人与人的相处带来比以往任何时刻都要严峻的压力。在世界主义中……我们将无法从大地得到任何帮助。树木、草地和山川只会沦为景观，而它们曾经对人的性格施加的约束力将不得不借助爱来完成。”(11)面对现代化的加速推进，人们的生活与土地之间不再有必然的归属关系，连施莱格尔姐弟这样处在优越的经济与社会阶层中的人也因住处改建而被迫搬迁，贫苦大众的命运则可想而知。小说的叙事者还进一步指出，“世界主义”的铺路人正是亨利·威尔考克斯这样的帝国主义者：他依靠帝国贸易在非洲等殖民地聚敛财富，“用几瓶杜松子酒就从当地人手里买下了大片森林”，坐着汽车到处穿梭，“总是马不停蹄，希望成为大地的继承者”，并自以为在把“祖国的美德传播到海外”；可事实恰恰相反，他其实是“一个破坏者”，他的扩张野心也许会实现，但“他所继承的世界只会是一片灰暗”(see Howards:226-227,258)。
威尔考克斯所代表的“世界主义”不仅与帝国主义紧密捆绑在一起，还对文明的发展具有毁灭性。相比之下，施莱格尔姐弟三人的“世界主义”则更多表现为个体的文化身份和情感偏好，其含义与影响也更为复杂。施莱格尔姐弟虽出生在英国，但父亲是德国移民，该外族背景使他们被贴上了与外来分子语义相近的“世界主义者”这一标签。查尔斯·威尔考克斯在表达对施莱格尔姐弟的反感时，曾愤愤地宣称“德国来的世界主义者让[他]忍无可忍”(Howards:83)。“世界主义者”所包含的这层带有地域和族裔歧视的偏见，可以说是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保守社会观念的一种延续。乔治·艾略特对此也有所描写，在其小说《激进主义者菲力克斯·霍尔特》中，主人公之一哈罗德·特兰塞姆年轻时曾离开英国，到土耳其士麦那从事商贸和金融，并在那里生活了15年。当他重返家乡时，他被当地的托利派保守分子及其拥趸视为“放纵的世界主义者”，理由是那些在英国之外生活多年的人往往不仅信仰缺失，而且“性情随意，总想篡改大不列颠的社会机制，而罔顾正是那些机制让大不列颠从万国中脱颖而出”。(12)
就广义的社会历史背景而言，这种狭隘的地域偏见与十九世纪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一脉相承；而就《霍华兹庄园》所展现的具体社会氛围来看，在“世界主义”与文化归属的关系这一问题上，智识阶层本身尚且存在分歧，这在小说中体现为施莱格尔姐弟三人的态度差异。弟弟狄比虽自称“世界主义者”，但却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智识精英，独自沉迷在音乐和艺术的世界，对文化的地域根源不以为意，对身处其中的社会和身边的人也漠不关心(see Howards:129)。他更像是一个对生活冷眼旁观的看客，虽具有审美鉴赏力，却没有任何担当精神。因此，泛智又唯美的狄比和信奉实用主义的亨利·威尔考克斯看似对立，实则相同，都缺乏同情心和责任感：亨利·威尔考克斯的生存哲学是残酷的弱肉强食，认为“穷人的确贫穷，这让人遗憾，但也只能这样，文明在向前发展……非说谁要对此负个人责任，那简直是荒唐”(Howards:154)，狄比也对各种弱势群体不屑一顾，只拥有“冰冷的文化”(Howards:247)。小说通过对他们的嘲讽和批判，揭露了两者所分别代表的自由放任的经济原则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文化态度于社会进步并无益处。
施莱格尔姐妹对自己的文化身份则有更多反思，对“无根世界主义”的消极影响也非常敏感。当她们迫不得已要在伦敦重觅住所时，海伦感慨道，他们的父亲“战胜了自己血脉中的德国人”，在英国扎根生活，但其实他们并“没什么真正的社会关系纽带”；玛格丽特则进一步强调，英国人性格中脚踏实地的特点，尽管有其局限性，但总比居无定所的世界主义坚实可靠(see Howards:128-129)。更为重要的是，她们始终相信个体间的亲密情谊最难能可贵。玛格丽特的观察视角和思考判断被福斯特赋予了更多权威性，她不仅道出了小说的卷首格言——“只消联结!”，还表达了该核心观点所寄托的社会理想：“只消把平淡和激情联结起来，两者都会得以升华，而人类的爱也会达到顶峰。别再生活在碎片当中，只消联结，猛兽和苦僧都会因丧失生存所需的孤立隔绝而不复存在。”(Howards:150)
内容摘要：通过分析二十世纪初“世界主义”的特有形态在《霍华兹庄园》的呈现，本文尝试揭示该小说如何展现了世界主义所必需的社会和精神根基，并以此探讨福斯特的自由世界主义人文理念与阿诺德、密尔及“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关联与异同。本文拟通过解读《霍华兹庄园》对二十世纪初“世界主义”特有形态的刻画，探讨世界主义的复杂内涵，认为从世界主义这一角度审视福斯特的小说，既有助于拓展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中世界主义的历史维度，也能展示文学批评对于世界主义理论探索的重要意义。玛丽·埃利斯·吉布森从世界主义这一主题解读了该小说，但她忽略了施莱格尔姐妹对世界主义的反思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仅提及狄比·施莱格尔所代表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世界主义，这种世界主义难免会成为物质世界主义的附庸。
关键词：世界主义;小说;霍华兹庄园;文化;施莱格尔;威尔考克斯;理念;生活;格尔姐妹;二十世纪 作者简介： 二、手段与目的：阿诺德文化理念的欠缺 1910年，爱德华七世去世，爱德华时代也随之结束，同年出版的《霍华兹庄园》中浓厚的怀旧氛围和对英国社会何去何从的焦虑，无疑反映出小说对时代变迁的回应和思考。(13)小说对社会生活的目的这个哲学问题的求索，体现为对马修·阿诺德文化理念的运用。小说借玛格丽特之口指出，小说的中心主题“联结”建立在一种世界观基础上，这种世界观让人“既镇定自若又全面透彻地看待生活，将人生的瞬息和永恒融为一体，并毫无怨愤地与他人联结，直至人类彼此情同手足”(Howards:215)。这里的措辞和思想都指向阿诺德的社会理念，在一首《致友人》(“To a Friend”,1848)的诗中，阿诺德表达了对古希腊剧作家索福克勒斯“既镇定自若又全面透彻地看待生活”的境界的向往。(14)玛格丽特所强调的超越阶级和地域等因素的社会平等，也是阿诺德所追求的政治理想。 在阿诺德的文化政治思想中，最直接而迫切的意图或理想是在英国营建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因为在工业主义主导下的英国极端个人主义倾向日益加剧，自由理念在社会生活中往往沦为随心所欲的借口，这种打着自由旗号的肆意妄为不仅导致社会滑向混乱无序的状态，也遏制了社会的内在活力和进步空间。在阿诺德看来，英国当时的各个阶级——贵族、中产和工人阶级(分别被他批评为“野蛮人”、“市侩”和“群氓”)，均局囿于自身利益，既缺乏对社会公益的关切，也无法胜任使人信从的领导地位，因此，他强调超然于个人和阶级利益之上的国家在公共生活中的权威地位，这样的国家体现着“民族的整体性和共同性”，在行使职权时则着眼于“社会全局利益”。(15) 然而，阿诺德主张的国家权威并非以国家机器为核心的权力架构，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国家”和“权威”均与他倡导的文化观和个体完善理念密不可分。阿诺德明确指出，国家这一概念的确经常被当作专制统治的工具，但国家本质上是由“每个完善个体形成的集合”，依赖于“整个社会的理性思考”，“我们在普通自我中无法找到坚实的国家权力的基础；文化指引我们在最圆满的自己中寻得其根基”，摆脱自身狭隘偏见和不断完善自我的智识追求则体现为“反思的能力、深邃的思想和理性的光辉”，它们能帮助抵御无序状态的国家权威(see Culture:88-101)。在其关于文化和批评的诸多论述中，阿诺德反复重申，要构建新的社会秩序就必须克服束缚思想自由的阶级和民族狭隘性，尤其是自我封闭的英国特性。虽然在具体论证时他所关注的是西欧这一文化地理区域，但在他的核心理念中，国家权威和社会秩序必须容纳并延续“全世界最好的知识和思想”(16)。 《霍华兹庄园》中施莱格尔姐妹的跨文化身份以及她们对这种身份的自觉，与阿诺德的文化融合主张遥相呼应。另外，小说和阿诺德思想的相通之处还表现为对物质手段和文化目的之间复杂关系的巧妙刻画。玛格丽特在描述理想的人生观念时意识到，现代社会已缺失了孕育这种观念的土壤：“要想既镇定自若又全面透彻地看待现代生活已不太可能，她选择了全面透彻，而威尔考克斯先生则显得镇定自若，他从不关心那些神秘莫测或个人私密的事物”(Howards:131)。玛格丽特很清楚威尔考克斯所代表的物质实用主义的缺点和局限，然而不同于妹妹海伦对物质生活的一味批判，她的态度体现了传统自由主义对文化和智识活动所依赖的物质基础的承认，在她看来，“某一天，比如在千禧之年，也许不再需要[威尔考克斯]这样的类型。而当下，他们还是应该从那些自以为——可能也确实是——更明智的人士那里获得一份尊重”(Howards:131)。 虽然小说强调在“物质主义阴云”笼罩下的世界，施莱格尔姐妹及其所代表的智性柔光“也许会像星星一样闪烁其中”(see Howards:23-24)，但小说的叙事者也指出了威尔考克斯们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即，他们的实干和进取心为纯粹的文化和精神追求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而他们开拓物质世界所需要的勇气和坚毅也弥补了文化智识活动柔弱的一面：“这个世界恐怕会变成一个苍白得毫无血色的处所，如果它全由施莱格尔姐妹这样的人构成的话。”(Howards:23)施莱格尔姐妹和威尔考克斯之间的这种互补性常被解读为一种“社会和解”，如芭芭拉·罗斯克朗斯就将其理解为“福斯特试图通过融合资本主义的头脑和自由知识分子的想象力将权力和情感联结起来”(17)。但是，罗斯克朗斯未能注意到这种“社会和解”的短暂性及其更深远的价值指向。事实上，小说对物质手段/物质追求和文化精神之间关系的细腻呈现，很大程度上呼应了阿诺德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的论述：被拟人化的文化“承认对财富的谋取乃至工业主义大肆发展的必要性，并愿意接受这些发展可能会惠及未来这一观点；但与此同时，文化也坚持认为身陷其中的一代代工业家……只能是通向未来的牺牲品”(Culture:72)，因为“文化的用途在于通过它关于完美的精神标准，帮助我们明白财富无非是物质手段而已……财富仅仅是一种工具……[文化]可以避免未来变得庸俗不堪……虽然它无法拯救当下”(Culture:65)。 如果说施莱格尔姐妹体现了阿诺德笔下的文化使徒形象，在文化熏陶中不断追求自我完善，慢慢散播文学、艺术以及理性的“甜美与光亮”，那么威尔考克斯们在小说的结局中则像阿诺德所哀叹的“牺牲品”。在故事结尾，查尔斯·威尔考克斯因为列奥纳德·巴斯特的死而被判入狱三年，亨利·威尔考克斯也与之前判若两人，承认“我要崩溃了——我完了”(Howards:266)，不仅成为玛格丽特的附属品，而且几乎处于彻底瘫痪的状态。在施莱格尔姐妹最后的对话中，海伦纳闷亨利·威尔考克斯为何总一蹶不振地待在屋里，并问玛格丽特他是不是病了，玛格丽特的回答意味深长：“不是病了，是永久性疲惫。他奔忙一生，却对生活视而不见。他那样的人一旦对生活有所会意，就会不知所措。”(Howards:268)小说的结尾充满了牺牲和献祭的丰富意象：最后一章开篇便描写了霍华兹庄园的一位农工在一片大草地上割草，“在嗡嗡作响和清香四溢的草叶中转来转去，划出一个个逐渐收窄的圆圈，直至草地神圣的中心”；紧接着，海伦警告他当心“婴儿被割草机切成两半甚至碎片”；尔后，施莱格尔姐妹想到列奥纳德似乎只是生活的牺牲品；最后，海伦兴奋地喊着“大草地已刈完”，干草充实丰盈(see Howards:267-273)。从死亡转向生机，这与现代主义作品常用的神话传统有所呼应(18)，与牺牲意象相对应的是小说结尾的阿诺德式“甜美与光亮”：令海伦欢欣不已的干草的象征意义尤为耐人寻味，透过海伦的视角，叙事者描绘了干草束“由酢浆草、红白黄色的三叶草、凌风草、雏菊杆及苇草组成”，这些植物不只具有审美的丰富性，而且还在干枯后开始散发出“甜香”的气味(see Howards:269-270)。这一牺牲意象不仅呼应了阿诺德对物质追求的代价的论述，对洞察力和审美力的强调也可以说体现了阿诺德关于文化理想目标的观点。 但是，倘若认为小说最终将施莱格尔姐妹刻画成了不折不扣的胜利者、将她们的成功表现为与她们的文化价值格格不入的人物的消亡或崩溃的话(19)，那就是对《霍华兹庄园》所展现的社会理念的误读。小说以海伦的感叹结尾，她的措辞和语气都表现出了小说复杂的基调：在她模棱两可的表述中，干草的大丰收既可被理解为“前所未有”，也可意味着“永不再有”(see Howards:267,273)(20)；前者孕育着对未来的希望，后者则表明这一丰硕收获仅仅是昙花一现，前景似乎黯淡无望，而施莱格尔姐妹所承载的“甜美与光亮”作为社会生活的目的也难免受到质疑。以此反观小说的人物和主旨，可以发现其侧重有别于阿诺德偏重个体修养的文化理念。 阿诺德认为文化应该是一种对完美的“普遍追求”，并强调“个体在奔向完美的跋涉中必须携他人同行，一以贯之地尽其所能来扩充涌向完美的人潮，否则个体自身的发展也会受挫，并羸弱不堪”(Culture:62)。由此可见，阿诺德是在个体层面上阐述了其关于超越民族边界的世界主义文化理想的实践方式，因此“每当阿诺德试图引入超越自我之上的概念时，自我总会换一种面目出场”(21)。尽管阿诺德承认与文化追求密不可分的社会整体性，但在他的表述中，这种社会存在却游离于具体历史语境中的社群生态和人际关系之外，他“似乎无力以具象化的方式解释社会互动……[而他的文化理念中]唯一的关系，存在于单个主体和那些必须被控制、平衡或者英勇面对的力量和处境(包括内在和外在的)之间，其中缺乏的是主体之间乃至公共场域的对话和交流”(22)。 福斯特通过微妙的文学笔触，反映出了阿诺德式文化理念所缺失的社群生活依托。《霍华兹庄园》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突出了文化精神的传递所倚赖的空间。和自然与大地紧密相连的住所在小说中尤为重要，施莱格尔姐妹曾经居住过、后来在城市化改造中被拆除的威克姆寓所，就被赋予了一种既与她们的人文精神密切相关又超越其文化主义局限的力量：“这所房子始终充满了人性，且未曾将文化误认为目的。”(Howards:206)小说也通过其核心所在——霍华兹庄园，在呈现一种具体的社群关系的同时，勾勒出了世界主义人文理想实践所必需的社会生活载体。
